清末新政失敗的根源——貪污、官辦企業、固守舊有體制

袁偉時先生在《晚清大變局》一書中，將清帝國最后的失敗歸咎于三個原因:

1、政治制度改革當斷不斷。

2、無力制止貪污。

3、重蹈國有經濟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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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三項弊端，清帝國無力回天，最終土崩瓦解，袁先生的結論可謂入木三分，針砭時弊，不妨結逐條分析一下。

政治制度改革當斷不斷。

晚清的最后機會當屬于八國聯軍侵華后的立憲改革。庚子賠款之后，有識之士已完全認識到了體制非改不可，拯救大清，拯救中國已經不是依靠器具上的修修補補就能完成的。

可是從1906的預備立憲開始，一直到了1910年清廷仍然沒有誠心，也沒有實實在在的動作。面對各地咨議局、商會和教育會的請愿運動，直到1911年第一屆責任內閣才千呼萬喚始出來，但皇族內閣徹底打破了所有國人的期待。

改革不徹底就是徹底不改革。滿清統治者頭腦中根本沒有所謂的憲政觀念，他們所有的改革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既有利益，維護特權統治，哪怕禍到臨頭，仍然不會放棄手中已經得到的東西。

無力制止貪污。

貪污問題是人類社會的痼疾，人性不改變，貪污就無法徹底解決。即使是現代社會，有完善的分權機制和媒體監督，貪污問題也是屢見不鮮。

如美國“伊利諾伊州眾議長麥迪根案”，麥迪根擔任議長近40年，非法謀利超過4000萬美元。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貪污的普遍性與公開性令人咂舌，而且有其獨特的一套邏輯。

古代中國固然有一套自己的監督臣子的辦法，尤其是清朝還設立督察院，十五道御史監察百官；思想層面上則依靠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給官員道德約束。

可僅僅靠這兩條完全不夠，御史監察百官，可是有一個人卻無法監督，如果君主愛財怎么辦？

如1894年，慈禧60大壽，臣子紛紛進貢，世續在正貢之外額外孝敬了一萬兩銀子，慈禧鳳顏大悅，不久就提拔他為軍機大臣和大學士。

君主尚且如此，更何況臣子？

官員們層層進貢的銀子有兩條來路，要么是搜刮百姓，要么是挪用公款。袁世凱挪用公款孝敬奕劻，他的下屬自然也會用同樣的方式孝敬袁世凱。

各個地區的官員自然也會上行下效，在轄區內層層盤剝，儼然土皇帝。

北洋水師的公款被挪用修頤和園已經是公開的事實。雖然北洋水師資金不足，但是而北洋水師的創辦者李鴻章卻坐擁4000萬兩家產。

他默許將領劫掠民財（如劉銘傳、周盛傳等），并收受其“孝敬”。 任直隸總督期間，年均收取“碳敬”“冰敬”等陋規約18萬兩，數十年累積數百萬兩。

面對這樣的高官巨貪，監督如同虛設，老百姓更不可能撼動當權者。

你不進貢，就沒辦法升職，你不貪污，就沒辦法進貢，潛規則才是統治社會的法則。儒家文化的重義輕利，落到現實中也只能成為少許道德君子的堅守，在眾多官員口中只不過是虛偽的禮教文章。

官員不對老百姓負責，因為他的任命和升遷與否全在于上級的喜好，上級愛財取之于下，下屬再取其下。由此封建專制社會的腐敗根源便一清二楚了。

在這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之下，任何的改革都只能成為官員謀取私利的工具，越改，老百姓越窮。

重蹈國有經濟的的死胡同。

清帝國的覆滅直接誘因是1911年強推鐵路國有化。

有的路權（如川漢、粵漢）是歷盡艱辛才從外國人手中爭回來的。

1903年12月清政府頒布《鐵路簡明章程》，改變鐵路只準官辦或外國人辦的狀況，“在1903—1907年的5年間，全國有15個省份先后創設了18個鐵路公司”，其中13個商辦，4個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堅持官辦的只有1個，有的股金是按畝收取的，群眾性很強。

公司和筑路權都曾依法辦理有關手續，清政府收歸國有，既違法，又與民眾對立。加上政府手中沒錢，打算借外債來辦，更引發強烈的民族情緒。

說白了，鐵路收歸國有就是與民爭利，因為侵占的是老百姓的股權。

晚清時期的各類國辦洋務企業，無不面臨著經營問題，所謂的洋務運動，甲午一戰便搓破了其虛弱的皮囊。

他們不愿意放權給民間，就是因為不信任老百姓，不愿意人們真正的富有、強大起來，所以千方百計地搞什么官督民辦，可謂與商鞅“民強國弱”思想一脈相承。

而這些企業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各類官員斂財的工具，李鴻章就在其領導興辦的各類企業占有股權，積累了大量財富。

當然清末改革失敗的最終原因還在于人們思想的陳舊，舊瓶裝新酒怎么都行不通，修修補補只能茍延殘喘。

李鴻章在當時雖屬于進步的洋務派，但他仍然是傳統士大夫形象，面對留學生問題，他卻主張少派，因為害怕回來人數太多無法安置。

可笑的是當時的大清多么需要各類人才，但到了1905年，也才只有1200人外出留學。

當晚清士大夫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候，仍然抱著所謂“夷夏之辨”傳統去處理與西方的關系，不挨打都不可能。肆意打殺別國使團，殺害傳教士也只能暴露出所謂的禮儀之邦不過是野蠻社會。

面對些許進步的有識之士，就惡意扣帽子，徐繼畬，郭嵩燾相繼被扣上漢奸的名號，事實上，他們的見解何其深刻。

徐繼畬在《瀛環志略》中對美國的評價不可謂不深刻。

他說美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又說：“華盛頓，異人也……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乎天下為公，侵侵乎三代之遺意”。

而擔任駐英大使的郭嵩燾更是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主張向西方學習政治和經濟制度。

歸國后卻被無端攻擊，理由更是可笑至極。

"游甲敦炮臺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

"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之所為。"

可惜的是，這些有識之士卻最終黯然落幕。思想的陳舊自然帶不來全新的大清，腐朽的專制王朝土崩瓦解也只是時間問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