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黃土風，路遙的文學基因

黃土風，路遙的文學基因

/王剛

陜北黃土高原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之一，在地理與文化空間上呈現出明顯的文明交匯特征。其地理邊界與山西、內蒙古、寧夏、甘肅四省（區）相鄰，是中國東西部地理過渡帶，承載著多重文明形態的碰撞與融合：既是黃河農耕文明與北方草原文明的結合處，又是中原文化與游牧文化互動的前沿地帶。獨特的地理區位，形成了極具張力的深層文化結構。

路遙作品是當代文學地理學研究中極具典型性的一個樣本。他從黃土地走來，一生始終以陜北人自居，這里是他文學的出發地，源源不斷地為他提供著創作的靈感。他作品中強調其文化身份與黃土地的深層關聯，這種自覺的文化認同，在文本層面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陜北方言的文學轉化，通過對地域語言的審美重構，路遙成功構建起具有文化社會學價值的文學話語體系；二是信天游母題的敘事轉譯，那些高亢、蒼涼的旋律經過文學性轉化與處理，成為陜北人集體記憶的情感符號。路遙通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具象化的敘述，將黃土高原的文化基因與獨特的生命哲學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文精神圖譜，實現了對地域局限性的審美超越，形成了藝術共振，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刮起了一股獨特、強勁的“黃土風”，為新時期文學提供了新的敘事生機，并建立起獨特的“黃土美學”體系，以嶄新的文學現象載入中國文學史冊，為地域文學書寫樹立了一種典范。

方言，黃土地的精神密碼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地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清澗籍語言學家、教授劉勛寧曾說：“研究地方文化，包括研究地方的現代文化和古代文化兩個方面。無論哪一個方面，對語言資料的依賴程度都要更甚于主體文化。”

路遙一生多半時間生活在陜北，積累了大量的陜北方言詞匯，如“彪正”“拜識”“瓷腦”“撐架”“串門子”“翠錚錚”“灶火旮旯”“圪塄”“跌跤馬趴”“光景日月”“熬煎”“挑擔”等反映陜北鄉俗的方言，形成了屬于自己的語言表達習慣與方式。路遙對陜北方言的適當使用，向讀者展露了陜北黃土高原獨特的地質風貌以及陜北人的生活習慣，字里行間透露出了陜北人的習性和思維方式。

路遙作品中方言呈現出了立體的陜北生活場域。在《平凡的世界》中：“秀蓮給他換了‘見人衣裳’，又燒了半鍋熱水，讓他把滿頭的土垢洗干凈……”“常有林是上門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幫扶他們，‘挑擔’會不會從中作梗？”“他要利用中午別人睡覺的時間來營務自己的莊稼。”《人生》中：“‘二桿子’！操心涼了！”“加林哥，你不要太‘熬煎’，你這幾天瘦了。”《在困難的日子里》：“我所以選擇這個時候回校，主要是怕路上碰見相識的同學，怕他們對我外出‘打食’又胡亂想什么。”大量的方言表現出路遙對母語的深厚眷戀，對于陜北讀者來說有一種真實的親切感，對于陜北之外的讀者有一種新奇感。

路遙筆下的人物活生生說著地道的陜北方言，這些語言既是地理標識，又表明著差異。如《人生》中巧珍對高加林表白愛情時說：“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棄我，咱兩個一搭里過！你在家里‘盛’著，我給咱上山勞動！不會叫你受苦的……”這種句式陜北味道十足，表現了陜北少女的純真、質樸、善良、真實的性格。寥寥幾筆，通過方言的應用，濃縮著陜北人世代相傳的生存智慧。《平凡的世界》中，田曉霞普通話朗讀《白輪船》時，讓孫少平感受到不同。孫少平在煤礦用方言講述《紅與黑》，卻又昭示著方言承載現代性話語的可能性。方言與普通話的差異，折射出改革開放初期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方言在路遙筆下成為鄉土文明的一面精神盾牌。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靈魂。”（劉勛寧語）路遙小說中出現的詞匯大多是清澗與延川區域的方言。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爛包”一詞：“他姐夫平時就溜溜達達不好勞動，家里光景一‘爛包’……”“爛包”在這里是形容混亂而無正常秩序。陜北方言的很多詞匯，在不同語境下有的意思完全不同。比如“串門子”，一般意義上的“串門子”是到別人家去聊天，而陜北方言特定語境下的“串門子”有特指含義。《平凡的世界》：“王彩娥吼著對他說：‘你這個沒骨頭的家伙！怕什么？屁的事也沒！看他金家這群王八羔子怎放人！你光明正大來串門子……’”這些沉淀著時間的語言化石，無處不在地體現著時間的縱深感。

這里，有必要提一下清澗方言。根據中國方言語系劃分，清澗與延川同屬于晉語五臺片。劉勛寧在《陜北清澗話的歸屬》一文中提到：“……看到一些材料說，陜北話可分為上面話（北面話）和南面話，界線正好和榆林、延安兩地行政區劃一致；唯有位于交界地區的清澗縣例外，內部夾雜著兩地的口音。現在看來，清澗境內實有南北兩區，它的分界線正是這更大范圍的分界線在本縣的延續。”

清澗是一塊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在文化屬性上，這里屬于黃土高原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的過渡地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這里曾先后孕育并滋養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大河文化和殷商鬼方文明。也正源于這種文化的過渡地帶以及多種文明模式的碰撞與交融，此地文化，呈現出多種文化交融共生的典型形態。陜北自然生態的嚴酷，并未磨滅這方水土上萬物生靈的求生與求勝的生命意志。相反，這里的萬物生靈與酷烈的自然環境相抗衡搏斗，最終養成了粗豪、勁爽和倔強的民風民性。

清澗是路遙的出生地、出發地。他一生都深愛著這塊土地，從鄉村到縣城、從窯洞到礦井……即使后來進了省城，成了聞名全國的作家，他那顆滾燙的赤子之心也從未遠離這方沃土。這里有著讓他牽掛不盡的父老鄉親與山山水水。

清澗話在陜北屬于比較獨特的方言。清澗話里逆序詞的數量較多，如“朋親”“愿情”“貌相”“夜來”“年時”等，我們在路遙的作品中能讀到大量的逆序詞。這些方言詞匯中潛藏著路遙對出生地清澗特有的認知圖式和情感表達體系。

另外，陜北方言中多疊字。通常意義下，疊字源于民間口語，是一種兒童思維方式在語言中的體現。一旦進入文學領域，疊字具有虛實相生之美，便成為最典型的文學語言。對于疊字的使用，我國古已有之，《周頌·載見》：“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陜北方言中疊字的廣泛使用使路遙的小說充滿了濃郁的泥土氣息，渾厚樸拙、韻味十足。如“翠錚錚”“花蓬蓬”“花格彎彎兒”“俊丹丹”“藍格瑩瑩兒”“爛囊囊”“絨圪墩墩兒”“笑格嘻嘻兒”……這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原始思維方式，它經常會出現在一些原始民族或封閉的地域性很強的文化中。路遙把這種疊字恰當地運用在創作中。以《平凡的世界》為例：“韭菜燈，翠錚錚。”“綠格錚錚清油炒雞蛋，笑格嘻嘻干妹子你鹼畔上站。”“絨圪墩墩兒褥子軟格溜溜氈，不如你干妹子胳膊彎里綿。”“臉白格生生，眼花格彎彎，身材苗格條條，走起路來，就像那水漂蓮花、風擺楊柳！”語言之妙，妙不可言。這種疊字是陜北地區一種特有的語言特色，往往傳達的也是一種對某事物的喜愛之情。路遙通過疊字方言的運用，使鄉土話語獲得了一種普適性價值。

除了日常口語之外，陜北方言中的疊字在民歌中也有很好的體現，如《平凡的世界》中王滿銀唱給蘭花的信天游《蘭花花》：“青線線（那個）藍線線，藍格瑩瑩的彩，生下一個蘭花花，實實的愛死個人！”

陜北方言對于路遙來說不僅是文學修辭工具，更是他構建文學世界的一組獨特的密碼。當普通話浪潮席卷文學原野時，他的方言書寫猶如黃土高原上守護著地域文化的古柏，以其倔強的姿態守護著地域文化的根系。路遙從黃土里刨挖出來的“甚”“崖窯”“腦畔”“俊丹丹”“出展”等方言詞匯，不僅是語言的地方性標記，更是守護文化根性的文學策略。當然，路遙小說中部分陜北方言不全是天然純熟的地方方言，其中有路遙對陜北方言的“接受”與“再創造”。這種特有的書寫，使現實主義敘事具有鮮活的地方志質感。

有人說，陜北方言就好像手指上的腡紋，即使蛻一千層皮，接著生長出來的還是原來的紋樣。陜北方言給路遙的創作提供了獨特的文學語言，在增強地域文化色彩的同時，準確地傳達著鮮活的陜北民間文化氣息，給陜北方言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啟示。

清澗魚兒峁 攝∣劉艷

民歌，黃土地的生命密碼

如果說方言是黃土地的語言密碼，那么民歌則是這片土地上情感與生命力的內在表達。民歌在文學中運用已不為文學史所鮮。據劉滿平研究：“《詩經》和陜北民歌修辭語法上相同。《詩經》大量應用‘比’‘興’的手法，這種動輒以比興手法吟詠愛情，陜北民歌與之如出一轍，例如《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與陜北民歌‘青線線藍線線藍格瑩瑩的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與‘生下一個藍花花，實實的愛死個人’，先是以景或物開場，自然引出了人，繼而生發情感。”

陜北民歌可稱得上是中國民間藝術文化里的一朵奇葩，它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來自于陜北這塊得天獨厚的土地。路遙的創作充滿著戀土情結與平民意識，其作品彰顯著人文關懷與人性之光。路遙在創作中把質樸而又悠長的陜北民歌融入到小說之中，使作品增強了濃厚的陜北風情和極強的藝術感染力。

陜北民歌既是民眾對命運的詠嘆，也是土地對生命的一種訴說。在陜北農村成長起來的路遙“從小浸泡在陜北民歌的海洋之中，可以說，一直埋藏在他心里的音樂，成為他后來文學創作和藝術修養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尚飛鵬語）。《人生》中陜北民歌《叫一聲哥哥快回來》：“上河里（那個）鴨子下河里鵝，一對對（那個）毛眼眼望哥哥……”出現了兩次，兩句民歌替代了無法言說的情感，成為高加林和巧珍由初戀到熱戀的見證。高加林趕著羊群唱起“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這既是情感的一種自然流露，也是人物生命的隱秘表達。文學評論家李星認為：“我們不能不看到陜北古老民歌信天游在形成路遙的心理氣質中的作用。陜北民歌是路遙所受最早的藝術教育。它不僅啟發他感受著陜北高原的自然美，而且讓他看到高原男女豐富的內心世界。它喚起了他對陜北生活和生活在陜北土地上的粗樸厚實的農民的同情和愛……他的心頭經常響起信天游的旋律。”

陜北民歌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一個民族的心理情緒，有其地域性和傳承性，是心理世界準備期的記錄。而另一首《凍冰歌》在《平凡的世界》中先后出現多達五次：“正月里凍冰立春消，二月里魚兒水上漂，水呀上漂來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這首民歌傳達出的正是小說人物當時的心情，路遙在這里用民歌的方式，達到了千言萬語不如無語凝噎的藝術效果，準確地把人物生活的背景環境和當時的氣氛烘托得恰如其分，同時又有詩情畫意。古語“以詩為本，以聲為用”，很好地說明了民歌這一獨特的藝術形式的特征。

清澗道情 攝∣劉艷

史鐵生在《插隊斷想》中說：“我真是喜歡陜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導你一頓，她只是訴說；她從不站在你頭頂上，她總是和你面對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喚起你對感情的珍重，對家鄉的依戀。”

陜北民歌是陜北人在生活中創造出來的用于表現陜北人生活與陜北人情感世界的歌曲。可以說，它是陜北人生活史的一種反映。在《平凡的世界》中，當孫少安磚廠倒閉，“淚蛋蛋拋在沙蒿蒿林”的民歌出現時，成了小說最動人的情感爆破點。陜北民歌抒發的是陜北人的情感，表現的是陜北人的性格特征……這就使得陜北民歌本身就具有了陜北這一獨特的屬性，一旦進入就能引起一種閱讀與感情的共鳴。路遙在作品中對陜北現存文化的描述，一方面印證了陜北文化“古已有之”的歷史傳承，另一方面使我們對陜北的文化特征有一個更為豐富的了解。作為最能體現陜北文化精神內涵的民歌，對路遙的性格、氣質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陜北民歌是路遙文化意識的根與源。試想，如果失去了陜北民歌，陜北人將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世界？如果沒有陜北民歌，路遙的小說又會失色多少？

路遙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共引用陜北民歌十余次。陜北民歌意象指向也在路遙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這種隱喻的創作手法同樣也構筑成路遙文學的精神主題。民歌的精神亦是路遙的人文理想的精神想象。延安大學惠雁冰教授在《無力的出走：歷史上陜北民歌的精神主題》中說：“‘出走’與‘逃離’是歷史上陜北民歌的精神主題，也是陜北人萬難更移的情結。其中，‘出走’的卓絕同‘逃離’的無望使陜北民歌形成表層熱烈、深層蒼涼的異質性結構。”在路遙的小說中解讀陜北民歌的生存狀態與生活方式，表象下的小說人物與民歌主題的“出走”“逃離”看似無關，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揣摩，我們會發現小說故事背后的這種隱喻與指向無處不在。當《人生》中德順老漢的“走西口”在山峁間回蕩，聲波在溝壑間的折射軌跡，恰似人物命運在時空維度上的多重可能。

如果說，《人生》回應了陜北民歌這一精神主題，那么，《平凡的世界》則對這種精神主題進行了一次高度的改造與升華，從而在理想層面上達到精神“出走”的愿望。但是，兩部作品最后的結尾無不是一種“回歸”。陜北民歌是陜北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因其根植于黃土文化土壤，是陜北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一種習慣，也是陜北文化的基本屬性。路遙在文學創作形式上體現出地域文化基因在其創作中的深刻影響，在精神層面的書寫上卻又升華了這種地域文化屬性。“出走”與“回歸”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有著高度的統一性。

信天游的旋律曲線與黃土高原地貌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同構關系。路遙小說中大量引用的民歌片段，不僅是地域文化的裝飾性元素，更是將地理特征轉化為聲音密碼的文學實驗。小說中的陜北民歌昭示著作家路遙的大愛，他對民歌的青睞也預示著他對陜北文化的極度崇尚，從陜北民間文化資源中汲取對抗世俗化的道德批判的力量，堅持傳統文學的寫作立場，也正是堅守現實主義的文學精神。

在路遙的文學世界里，他立足陜北，在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這段短暫而又漫長的道路中，以陜北這片廣袤遼闊的黃土高原為創作源泉，以驚人的毅力和頑強的意志構筑自己的精神高地，用整個生命書寫這片黃土地，不只是停留在方言、民歌的層面，更是深入到社會精神的深層次，從而成就了路遙獨特的文學氣質與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風格。

如果說，路遙一生的文學創作是一部陜北的大“百科全書”，從不同方面反映陜北的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方面，那么，陜北的地理、民俗、方言、民歌等，就是陜北文化的DNA。路遙為我們提供的這部大“百科全書”就是一把打開并解讀全景式陜北文化的金鑰匙。路遙用其文學遺產告訴我們，文化多向流變的今天，準確把握文化的流變，不在文化演進的過程迷失，才是對陜北文化的一種冷靜思考和真正意義上的人文關懷。正如《平凡的世界》雙水村田萬有唱起新編的信天游，即興創作的傳統歌謠獲得了延續。路遙用文本意識準確判斷出，傳統文化在當下社會發展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當代文學中越來越多的作家逐漸遠離鄉村敘事，遠離“地域性寫作”，路遙則始終以陜北題材為創作基點，以叩擊時代心靈的回響，回應著現代性語境下的傳統創作母題。

(本文刊發于《美文》2025年6月下半月刊

王 剛

筆名秦客，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西安市文學藝術創作研究室專業作家。系首批“陜西百優作家”“西安市百青人才”入選者。著有《路遙年譜》《無法從容的人生：路遙傳》等。曾獲《上海文學》短篇小說獎。

本文選自：美文青春

寫作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