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杭州的五月，草木蔥蘢的季節。
然而，這座城市卻因一個九歲男孩的縱身一躍，陷入長久的沉默。
5月19日，有網友發布消息稱，杭州棋院一名9歲的圍棋少年意外離世。
離世少年叫朱某某，九歲，業6（業余6段）。
“5月19日晚八點四十六分，經確認小朋友跳樓后死亡。”
生前長期因輸棋被父親極端毆打，選擇了輕生。
對此，杭州棋院多名圍棋帶教老師證實了孩子去世的消息。
當地警方回應稱，正配合有關部門進一步調查。
這已是今年5月以來，連續第三起父母“管教”孩子致死案件。
2025年5月8日晚，溫州甌海區郭溪街道居民鄭某某在家中管教9歲女兒胡某某時，對其進行訓斥打罵，致使胡某某受傷，后經送醫搶救無效不幸離世。
5月18日16時許，王某元在青島西海岸新區的家中管教9歲兒子王某某，因孩子在游戲里充值648元，打了他三個小時，致其受傷，后經送醫搶救無效死亡。
從上述三起案件的時間來看，第二起與第一起相隔僅10天，第三起與第二起相隔1天。
我之所以將以上三起稱為“案件”，蓋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父母毆打子女致死可能面臨多重刑事責任：若存在傷害故意并造成死亡結果，將構成故意傷害罪，最高可判處死刑。
若長期實施虐待行為導致死亡，則構成虐待罪，可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因疏忽或過失導致死亡，則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面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存在共同施暴或數罪并罰情形，刑事處罰將更為嚴厲。
都說“虎毒不食子”，法律對家庭暴力監管也日益強化，當下卻頻現父母之毒手，親緣之殤何以蝕盡天倫？
三具幼小軀體，三出人間慘劇，將“棍棒教育”四個字砸得鮮血淋漓。
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始終鐫刻著對規訓的絕對尊崇：秩序高于個性，規則重于情感，整齊劃一的完美勝過參差多態的生機。
這種根深蒂固的集體無意識，讓“規訓”二字成為了衡量一切的終極標尺。
如果大家有空去圖書館，翻一下泛黃的歷史典籍，就能看到，為了保證規訓體系的運轉如初，體罰的合法性早已被鐫刻進文化的基因。
從宗族祠堂到私塾學堂，成年人的戒尺與藤條始終高懸，父母與教師手握不容置喙的規訓權柄，將孩童的身心化作馴服的疆域。
權力關系被世代承襲，最終沉淀為一種暴力正當性。
孩子，不打不成器，在《顏氏家訓》里演化出“笞怒廢于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在家庭內，如果廢止斥責、體罰等手段，那孩子們的過失馬上就會出現）的治家良方。
《孝經》開篇即定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看似強調保身，實則將生命所有權悄然轉移。
隨著“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極端倫理成為文化圭臬，體罰便從教育手段升華為道德義務。
時至今日，在當代家庭中仍是如此詭異的共生關系：父母將人生遺憾投射為“為你好”的暴力，子女則需要時刻壓抑自我的反抗和覺醒沖動，因為那是“不孝”。
來看看9歲杭州棋童的履歷：“2024天元圍棋公開賽的桂冠，2025‘明仕杯’的獎杯，‘迎新杯’共訓賽的榮耀，”都在訴說著一個少年天才的傳奇。
就我的標準而言，這孩子已經算得上是一個神童了。
然而這些閃亮的獎狀背后，父親眼中看到的永遠是不夠：不夠完美，不夠強大，不夠讓家族榮耀。
當孩子在生命最后一刻縱身躍下時，耳邊回響的，或許正是父親那句“輸棋就是恥辱”的怒吼。
這也是我們教育體系的某種悲哀。
不成功，就成仁，畸形的、覆蓋各種領域的教育觀，本質是科舉制度的精神遺存。
千百年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階層躍遷神話深入人心，孩子便不再是獨立的生命個體，而是家族改換門庭的投資品。
另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當記者追問那個從高樓墜落的九歲棋手時，棋院老師們謹慎的措辭與克制的反應令人心驚。
“不便多說”的回避，“不太了解”的疏離，仿佛在談論一個遙遠的陌生人，而非那個曾在棋盤前凝神思考的少年。
杭州棋院教師的淡漠反應，不也是某些教師對規訓文化根深蒂固的認同？
關于對未成年人的懲戒權，教師與父母在傳統文化中共享著某種默契。
《禮記·學記》中“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記載，將教鞭與戒尺神圣化為師道尊嚴的象征。
你看，大儒朱熹在《小學序》中更是直言不諱：“必使其徒睹之而敬畏，則戢善法也”，將暴力直接等同于教育效力。
這種思維發展到明代《社學要略》時更趨制度化——“生徒有過，量其事大小行罰”的條文，乃至“罰錢充學內公用”的規定，使體罰完成了從教育手段到制度暴力的蛻變。
在這一過程中，懲戒權逐漸異化為一種不受約束的支配權力。
所以，在中國教育的現實圖景中，一個成績欠佳或天性“調皮”的孩子，往往難逃雙重暴力的夾擊——家庭的棍棒尚未放下，學校的戒尺又已揚起。
4月17日，浙江瑞安市馬嶼鎮中心小學教師林某某在上數學拓展課時，因學生陳某某用水槍朝其面部噴水，對該學生進行了不當懲戒，包括掐脖子、扇耳光毆打，并將其抱到3樓窗口威脅要將其扔下去。
黑龍江女童被虐致殘案里，施暴教師竟以“嚴師”自居。
教育暴力與教育功利化，本質上是規訓權力的代際傳遞。
揮舞戒尺的教育者，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往往正是上一代規訓體系的產物，他們既是被暴力塑造的客體，又成為施加暴力的主體。
身份的雙重性，讓每一代人都在重復“被打—打人”的悲劇，將“不打不成才”的暴力邏輯，內化為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真理。
法國思想家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了一個概念：現代社會就像一臺精密的“馴化機器”。
這臺無形的機器通過學校的紀律、工廠的考勤、社會的各種規章制度，悄無聲息地塑造著每個人的行為。
就像學校要求學生按時上課、工廠規定工人標準操作一樣，這些規則最初是外在的約束，但久而久之就會變成我們內心的自覺。
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中國規訓與暴力文化的深淵，還要碾碎多少親緣血肉才肯停轉？
但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存在著自我修正的智慧。
《論語·里仁》中孔子提出“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原文時曾子與孔子的一段對話。曾子問孔子：“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孔子回答說：“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這段話關于家庭關系部分的意思是：當父親的行為不合道義時，做兒子的不可以不勸諫父親。
它表明即便在以孝道為基石的宗法社會里，先秦儒家仍為個體道德判斷預留了空間。
這種“諍諫權”的賦予，本質上是在家族倫理中嵌入了道德優先的糾偏機制。
但可惜的是，孔子這段話更多是針對已經成年的子女而言。
那些尚未長大的孩子們，在面對父母的暴力和不當管教時，他們稚嫩的肩膀扛不起“諍諫”的重擔，幼小的心靈更承受不住“反抗”的代價。
最后，講講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發生過一件至今想起來還會心頭一緊的事。
那天的語文課上，老師讓我們默寫一篇古文。
我因為漏了一個標點符號，和其他幾個同學一起被留了下來。
“每人把這篇千字文抄二十遍！”老師板著臉說，“標點符號一個都不能錯，字也要寫得工工整整。現在放過一個小錯誤，將來就會釀成大禍！”
教室里漸漸安靜下來，同學們一個個抄完離開了。
可不知怎么的，我越著急就越容易出錯，要么漏了個逗號，要不是那里寫錯一個字。
天色越來越暗，教室里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的手已經寫得發抖，眼淚不知不覺滴在作業本上，把剛寫好的字跡都暈開了。
現在想來，那個夜晚的燈光特別刺眼，鉛筆在紙上沙沙的聲音特別清晰。
而最讓我難過的，不是抄寫的辛苦，而是那種“怎么努力都達不到要求”的無力感。
一個孩子，就這樣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原來在大人眼里，完美比快樂更重要。
為了這份完美，他們可以揮動戒尺，能用怒吼震碎孩子的自尊，一點點蠶食著孩子眼中的光。
全文完，共3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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