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時干貨與一個時代謝幕：巴菲特大談關稅與美國財政，千億帝國開啟阿貝爾時代

來源｜聰明投資者（ID: Capital-nature ）

作者｜聰明投資者（ID: Capital-nature）

沃倫·巴菲特精神矍鑠。

拄著拐杖，一身正裝地進入伯克希爾股東大會的現場。在開始演講前，他還把桌前最愛的兩聽可口可樂特意放在話筒前面醒目位置，并舉起右掌放在額頭上遠眺了下他的盛大舞臺。

滿滿當當的會場，比任何一屆都要人多。

巴菲特開場說，這是他第60次參加的會議，應該是他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最好的一次。 “我們在各個方面都創下了紀錄”。

只是在5小時問答最后，巴菲特透露說，我現在想借這個機會，提前和大家談一件事。

“現在是格雷格·阿貝爾（Greg Abel）應該在年底正式接任伯克希爾首席執行官的時候了。我計劃在明天的董事會上提出這個建議。我相信董事會會全票支持這個決定。”

巴菲特緊接著明確表示，他不會賣出任何一股伯克希爾的股票，因為在阿貝爾的領導下，“伯克希爾的前景會比我自己領導時更好”。

“當然，將來有可能出現一個可以大量投資的機會。如果那一刻到來，我仍可能會出來出點主意。”

伴隨這個消息透露并宣告股東會結束時，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是的，經久不息，以至于巴菲特不得不補充一句話來回應“安可”：“大家的反應可以有兩種解讀，但我就當是‘驚喜’好了。謝謝大家。”

顯然，現場的掌聲很復雜，感激、感動、唏噓、不舍……確實也有一點驚喜，畢竟巴菲特邊說自己退休邊承諾保留所有股票。

要知道，在舉行這一屆股東會的最后一個交易日，伯克希爾市值創出了新高，而且這還是在今年美股大回調的背景下完成的。

去年8月28日，伯克希爾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市值。那是個周三，距離巴菲特94歲生日還有兩天。市值“進位”的那一刻，被媒體戲稱是“送給股神的生日禮物”。

如今，巴菲特第60次股東大會，伯克希爾市值再創新高……這些巧合般的重疊，既像一場對理性投資的集體回應，也像一曲復利之歌的高光合奏。

根據伯克希爾公布的最新財報，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賬上現金與短期國債總額已突破3477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占比高達總資產的27%，遠高于過去25年13%的均值。

巴菲特笑言自己“并不高尚到是為了讓格雷格將來更出色才保留現金”，而是現實太骨感。過去一個季度，他們差點花出100億美元收購一家企業，最后卻沒成交。

正如他所言：“如果機會合適，別說100億，1000億也能花出去。”

今年的股東會上，巴菲特沒有回避大問題。他再次就美元貶值表達擔憂，強調“真正讓我擔心的，是美國財政政策本身”。

他還再次強調，“別把貿易當作武器使用”！

巴菲特坦率表示，今年回購減緩，一是股價不夠便宜，二是受到了1%回購稅的影響。“這確實讓它比以前少了一點吸引力。”

當然，真正讓人不安的并不是稅負變化，而是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正在外溢到經營與資本配置之中。從自動駕駛可能對GEICO保險模式的挑戰，到電網投資的制度困境；從核風險的現實威脅，到政府與私人部門在能源投資上的協同困境……

巴菲特與阿貝爾顯得有點憂心。他坦言：“國家需要像高速公路系統那樣的投資機制。但當你面對48個州各自為政，這幾乎難以達成。”

最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芒格已不在，但巴菲特和格雷格許多次提及他，一種近乎本能的懷舊回憶滲透在每一個片段中。

比如巴菲特回憶說，查理一直覺得我們做得還不夠集中，他說“你們一生只做5件事，可能比做50件還賺得多”。

聰明投資者（ID:Capital-nature）將股東會上幾個關注度最高的問題精譯分享給大家。

關于關稅與全球貿易

沃倫，在2003年你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曾提出通過進口憑證來限制貿易逆差，并指出這些進口憑證本質上等同于關稅。但你最近又稱關稅是一種“經濟戰爭行為”。請問你的貿易壁壘觀點發生變化了嗎？還是你認為兩者本質上是不同的？

巴菲特是的，進口憑證確實有別于傳統關稅。它的出發點是讓出口與進口保持大致平衡，避免我們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失控。

當時這套方案還包含了一些條款，想幫那些當時被稱作“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家加快一點發展——考慮的東西挺多，但核心目的其實就一句話：別讓貿易失衡拖累大家的長期成長。

我一直認為，貿易平衡是件好事。越平衡，對世界越好。

像可可種植在加納、咖啡在哥倫比亞等等，都有各自的比較優勢。

美國其實也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起初幾乎就是個純農業國家，250年前，我們出口的主要是煙草和棉花，一步步才變成工業國家的。

而我不想看到的，是我們靠積累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把我們自己推向一個背上越來越多債務的局面。

我當年搞的那個進口憑證方案，查理覺得有點太復雜了，他說這玩意兒像是魯布·戈德堡機器，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聽過這名字（笑）。確實是有點花俏，但我個人覺得，它比我們現在討論的那些方案要靠譜得多。

當然，貿易可以變成一種武器，而它引發的態度變化，有時候比政策本身還危險。

我那套進口憑證的想法，最后當然也沒能推行。我們手頭好像還有幾份復印件？不過需求不大啦（笑）。如果誰真的想看看，寫封信到辦公室我們可以寄給你。

但重點不在那紙文件上。重點是，別把貿易當成武器來使用。

美國從250年前一無所有，走到今天——這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沒有先例。依我看，當世界上的75億人對你心存不滿，而3億人還在對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這顯然既不正確也不明智。

世界其他地方越繁榮，我們自己會越安全，我們的孩子們也會更有保障。——不過你也別指望我的這個理論哪天能跟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并列（笑）。

關于日本的投資

日本央行繼續加息是合理的？他們的加息計劃會不會影響你繼續投資日本股市，甚至讓你考慮兌現已有的投資收益？

巴菲特這事已經過去六年左右了。我當時手邊有一本厚厚的小冊子，大概列了兩三千家日本公司。

然后我就看到那五家日本商社，當時它們的股價便宜得驚人。

我花了一年時間慢慢買入這些公司。隨著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了這些企業，和管理層的人打交道，越了解越喜歡。

我們后來買到了接近10%的持股上限，我們也明確告訴對方，如果沒有他們的許可，我們不會超過這個比例。

我們后來也合理地征詢了他們是否愿意放寬這個限制，現在這個限制正在逐步放寬。

我可以替我自己，也替格雷格說——接下來的50年里（我希望那時候是他在掌舵），我們不會考慮賣掉這些股票。

日本的經營紀錄其實非常出色。如果你去問蒂姆·庫克（Tim Cook），他大概會告訴你，日本的 iPhone 銷量在全球范圍內僅次于美國本土；你去問美國運通，他們也會說在日本的業務做得非常好；還有可口可樂，在日本也有重大投資，同樣表現非常出色。

日本有很多文化上的習慣跟我們不同，比如他們一直偏好罐裝飲料，這是他們從一開始就習慣的形式。他們還有一整套與我們完全不同的分銷系統。

我們被這五家公司非常友善、認真地對待。他們主要是和格雷格溝通，我大概一兩年前去過一趟，但大多數的溝通是他在處理。

格雷格比我“國際化”多了……當然，說他比我國際化，其實門檻也不高（笑），但確實如此。

這筆投資我們是要長期持有的。

而且我猜，他們覆蓋全球的業務布局也會帶來一些很大的機會——這些機會對他們每家公司來說都可能是巨大的。有時候，我們或許能在某些項目上提供一些幫助，推動它們實現。我們和他們的關系會持續擴展。

可惜伯克希爾現在太大了。

我們特別喜歡這筆投資，真希望這塊頭還能再大點。盡管這五家公司已經是日本非常大的企業，我們在這塊的投資市值也有大約200億美元，但我巴不得能投個1000億美元。

我對我們手上好幾筆投資都有這種感覺。只不過，體量太大反而成了表現的敵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辦法能解決這個問題。

查理以前老說，有點問題其實是好事。我一直不太明白他這話的意思（笑）。但要是你聽過他那些“金句”語錄，你可能就明白了。

不過話說回來，這筆日本投資完全就是我們喜歡的那種類型。

那本冊子其實也不算小，挺厚的。基本上是每頁兩家公司，一共幾千頁。但就是這樣翻著翻著，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頁會翻出什么東西來。

我們去年放了一部短片，講的就是“翻每一頁”。我想說，“翻每一頁”這件事，其實是投資中非常關鍵的一環。

但現實是，很少有人真的會去一頁頁翻；而那些愿意去翻的人，他們找到的東西，大概率也不會告訴你。

所以這活兒，得你自己親自去做。

關于手中的現金

伯克希爾持有超過3000億美元的現金與短期投資，占總資產的約27%。這一比例遠高于過去25年平均的13%。除了保險業務所需的流動性之外，這樣做更多是因為當前市場估值過高、主動降低風險的策略嗎？

還是你有意為未來的領導交接鋪路，為格雷格·阿貝爾留下更大的操作空間和一份“干凈”的資產負債表？

你是否樂觀地認為，可能會有一些難得的好機會正朝你靠近？

巴菲特（笑）我要說，我可沒那么高尚，不至于為了讓格雷格將來看起來更出色，就特意按住自己不去投資。

如果他真因為我退場得了什么優勢，我可能還會有點小吃醋呢（笑）。

我們現在的現金儲備，其實是出于很實際的考量。比如，不久前我們差一點就花了100億美元去買一家公司。

如果有合適的機會，別說100億，1000億我們也能花出去。這些決策其實不難，只要滿足幾個條件就行：我們看得懂，價格合理，而且我們不必太擔心風險。

問題就在于，投資機會從來不是按部就班地出現的，過去不會，將來也不會。

如果每天都有四次穩賺的機會，那投資就太輕松了。你只管算算大概能賺多少，再決定下多少注就行。

但我們不是做那種每天都能有“好球”進賬的生意。我們做的是那種極度依賴少數大機會、但長期奏效的投資。

查理過去常說，我做的事情太多了。他覺得如果我們一輩子只做五件事，會比做五十件事賺得還多。他認為我們從來不夠集中（笑）。

我不否認，我們現在賬上有3350億美元的國債，我們當然更希望這個數字只有500億——因為那意味著我們找到了更好的機會。

但現實是，市場就是不那么配合。

過去，我們恰恰是因為不強求“永遠滿倉”，才賺到了不少錢。

而且我們并不認為，對普通投資者來說，長期持有幾筆簡單的投資坐等收益，有什么不好。

身為主動投資者，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節奏注定不規律。但也正是這種“不追求頻率，只等待好球”的節奏，讓我們走出了與眾不同的投資之路。

如果你現在告訴我：我每年必須投資500億美元，直到我們賬上的現金從3350億降到只剩500億，那將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決策。

你要知道，真正超值的機會，往往出現得非常偶然。

從長期趨勢看，市場大概率是往上的。可問題是，沒有人知道市場明天、下周或下個月會怎么走。我不知道，格雷格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沒人知道。

更別提個別公司的業績了，沒人能預測它們明天或下個月會發生什么。

我們遲早會被一連串機會砸中，到時候你會慶幸自己手里有現金可以接住它們。

當然，如果明天就來，那當然最好玩了。但很可能不會，非常非常不可能。但要是拉長到五年呢？概率就會慢慢變高。

這其實就像死亡一樣（笑）。你10歲的時候，明天就死的概率幾乎為零；可你要是活到100歲，那就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了，尤其是你是男性的話（笑）。

所有的長壽紀錄幾乎都是女性保持的。我當年還試圖說服查理去做變性手術，這樣他就有機會破紀錄了（笑）。不過以男性標準來說，他已經活得非常好了。

關于保險與AI

AI時代是否會帶來類似過去伯克希爾所經歷的重大轉變，例如在承保策略或資本配置方式上？

賈恩我毫不懷疑，AI一定會成為游戲規則的改變者。它會重塑我們評估風險、定價風險、銷售保險、乃至理賠的方式。

但話說回來，我也看到很多公司在AI上砸了大把的錢，只是因為它是時髦的新概念。

伯克希爾一向不是最快出手、也不是第一個上車的。我們的風格是“先觀察，看清楚之后再行動”。只有當機會明朗，我們對失敗概率、收益風險比有清晰認知時，才會真正大舉投入。

目前我們的各家保險子公司的確在嘗試AI，看看哪些地方能用得上。但從集團層面來說，我們還沒有進行那種大手筆、戰略性的投入。

只要機會真來了，我們不會遲疑。

巴菲特我得說句實話，如果你現在讓我選：要么給我1000億美元讓我去投產險市場，要么讓我擁有全球最頂尖的AI團隊，我會毫不猶豫地選第一個。

我是認真的。如果你讓我選，是要AI專家、超級大模型，還是要阿吉特·賈恩做決策，我隨時選阿吉特。不是開玩笑。

關于耐心投資與果斷揮桿

你常常強調“耐心”的重要性。在你的投資生涯中，是否曾有哪一次打破耐心原則、迅速行動，結果反而帶來了好處？

巴菲特這是個好問題。確實，有時候你必須得迅速行動。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賺了很多錢，正是因為我們出手得比周圍所有人都快。

我記得有一次，應該是杰西卡·圖姆斯聯系了我們——我想她是我們一位經理本·羅杰（Ben Rosner）的繼孫女。

1966年，我接到了一個來自紐約的電話，是一個叫比爾·施泰納（Bill Felt Steiner）的人打來的。他說：“我代表安嫩伯格夫人（Mrs. Annenberg）。”我記得安嫩伯格家有9個姐妹，在沃爾特（Annenberg）先生成名前，她們就都在了。

施泰納對我說：“我們有一項業務想賣給你們。”

于是我打電話叫來了查理，問了幾個細節，聽起來很有意思。我們就一起回到辦公室里。

安嫩伯格女士的丈夫曾經是我們那位經理本·羅杰的合伙人，后來丈夫去世了，兩人之間的合作也變得有些緊張，于是她提出以非常優惠的價格出讓這家公司。

她開出的價格是600萬美元，其中200萬是現金，還有一塊在費城Market街900號地段價值200萬美元的不動產，而那家公司當時每年稅前利潤有200萬美元。

查理和我當時去了這家公司，本·羅杰也在場。他其實非常不情愿與前合伙人的遺孀做交易。盡管他非常富有，但他并不享受這個過程，甚至非常緊張。

然后他說了句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話，他對查理說：“我可以幫你們打理這家公司到12月31日，之后我就退出。”

我把查理拉到走廊上說：“如果這個人真要辭職，那我讀過的所有心理學書都可以直接扔了！”（笑）

然后我們就買下了這家公司，開啟了一段很棒的合作關系。

你想想，那天早上接到電話的時候我根本沒料到會發生這一切！

我曾經歷過幾次這樣的情況。東部的人對中西部人有一種“刻板印象”，而這種印象反倒幫了我們。

比如本·羅杰的第一任妻子就是艾奧瓦人，他就想當然地覺得，來自中西部的人都挺靠譜。

這種時候，你要是走進一間屋子，碰到一個愿意用600萬美元把一家每年賺200萬美元、還附帶兩百萬地產的公司賣給你的人，那就不是耐心的時候了。

你該耐心的是在等待這種電話響起的過程里。電話會在某一刻響起，也許我正在后面那間屋子里睡覺呢。

你永遠不知道是哪天，但這種“你永遠不知道哪天會有機會”的狀態，才是這項事業的樂趣所在。

保持耐心的同時，千萬不要低估我們為了快速出手所做的大量閱讀和準備工作。因為我們知道，不論是股票市場，還是各種類型的私營企業，只要機會出現，我們就已經準備好出擊了。

“耐心”的很大一部分，其實就是為行動做好準備的過程。

當然了，機會從來都不會以某種均勻的節奏出現。你要知道，這可能是你能從事的最不規則的一類活動了。你必須做到的核心一點是：你要能在五秒鐘之內掛斷一個電話，也要能在五秒鐘之內果斷說“干” ！

而且，你在這個行業里，絕不能被自我懷疑困住。如果你整天遲疑不決，那你還是去干點別的吧。

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我一直特別享受，其實可以說是我到90歲還在工作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人們信任你。這真的很有意義。

即使今天我擁有的錢多到沒人能算得清，就算用機器幫忙也數不過來，那又怎樣呢？這對我生活沒有任何改變，對我孩子的生活也沒影響。

但查理和我都享受被人信任的感覺。

人們在60年前、70年前就信任我們，那時我們還是做合伙制生意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主動去找過專業的機構投資者加入我們的合伙企業。

我從來沒有一個合伙人是機構投資者，我根本不想要那種人。

我也不想要那種每三個月就得安排一堆人來給他們做匯報、說他們想聽的話的人。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找到了我們要的那些合伙人，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今天在場的這一群人。一切都順利地實現了。

最后我要說的是，當機會來臨時，千萬不要還在那里“保持耐心”，你得在當天把事情敲定下來！

關于美元貶值

隨著2025年美元對其他外幣迅速貶值，伯克希爾是否采取了措施來降低貨幣風險，以及對季度和年度利潤的影響？如果有，請說明具體做法。

伯克希爾目前通過發行日元債來對沖其日本股票投資的貨幣風險。未來，是否會持有非對沖的外幣計價資產？

巴菲特實際上我們一貫持有這類資產。

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我們打算長期持有那些頭寸，而融資成本又極低，所以我們基本嘗試以一定程度的日元融資，來對沖日元計價的資產。

但這并不是我們的公司政策。事實上，這還是我們第一次這么做。我們曾經持有過大量的外幣計價證券，也都是沒有對沖的。

至于你問我們是否會為了減小季度或年度利潤的波動去做什么，我們從不基于“季度或年度利潤的影響”來做決策。

最終的數據會是什么樣，那就讓它去吧，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在5年、10年、20年后的狀態。

實際上，上個季度由于日元波動，在財務報表里觸發了一些GAAP準則下的賬面費用，但說實話，這根本不重要。

下個月或明年，這些情況都會變。

當然了，我們肯定不會去持有那些我們判斷其貨幣“正走向崩潰”的資產。我們真正擔心的問題是，美國貨幣是否保持長期穩定性。

如果一個政府傾向于讓自己的貨幣不斷貶值，那是沒有任何制度能夠長期抗衡的。

你可以選出獨裁者、代議制政府，甚至任何體制，但不論在哪種制度下，都會存在讓貨幣變得更弱的“本能沖動”。

這也是為什么我在年報里非常簡短地提到：讓我擔心的，其實是美國的財政政策。

因為它就是這樣運作的。

整個制度的激勵機制，推動著做出各種各樣的事情，而這些事情都可能通過貨幣體系造成問題。

而且，這種問題絕不僅僅出現在美國，全世界很多國家都一樣。有些地方貨幣失控的頻率已經成了家常便飯。

政府的天然走向，就是讓貨幣在時間中“縮水”。這種傾向，所帶來的后果非常嚴重。

但在制度設計中，很難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衡機制，來阻止這種事發生。

最近這段時間，（特朗普二次執政）一百天，我們確實從中得到了很多樂趣，特別是看到當人們試圖確保自己不會陷入財政風險時，會發生什么。

我們并沒有什么偉大的制度來防止貨幣貶值——在我們當前的日元持倉中，我們之所以這么操作，是因為我們預期會持有這些資產50年甚至100年之久。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擁有的資產是以一個可預測性很高的貨幣計價的。只要我們能以合適的利差操作，我們就會嘗試以日元計價來發行一些負債。但這完全不是出于我們關心季度或年度利潤的考慮。

正如我之前提到過的，我們真正意義上只做過一次大型的貨幣操作。那一次稍微和我寫給《財富》雜志的一篇文章有點關系，當時我們做多了大約12種其他貨幣（這意味著我們在做空美元），其中大約只有四五種是主要貨幣。

我們持有這個頭寸大概兩年，賺了幾十億美元，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金額。

查理一直覺得，如果必須在股票以外的資產類別里選擇一個投資方向——雖然他很懂債券、房地產，還有其他很多東西——但他認為，如果操作得當，外匯市場是能賺很多錢的。

不過我們只做過那一次。將來再做，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可能性不大。

當然，也有可能美國發生某些事情，促使我們非常想持有大量其他貨幣的資產。比如說，如果我們在某個歐洲國家做了一筆非常大的投資，也許我們會選擇以當地貨幣融資。

在日本的案例中，情況是非常清晰的：我們有機會以極低的利息成本借入資金，而與此同時，我們對那些日本公司未來能夠帶來的收益也很有信心。

如果現在的這種狀況能持續幾十年（當然不會，世界從來都不會一成不變），我們可能會繼續這么做。

但正因為世界總是在變化，所以別把我剛才說的當成什么預測。

關于效率部門的工作

你認為DOGE（效率部門）帶來的整體影響，對美國長期發展是正面還是負面？

巴菲特我認為官僚主義是一種極其普遍，而且具有傳染性的東西。

在我們的資本主義體系里，其實也到處是官僚主義。大公司往往都還有改進空間——包括伯克希爾在內。而政府就更難辦了，它幾乎沒有真正的制約機制，這也是為什么政府支出和貨幣問題令人擔憂。畢竟，它可以直接印鈔票。

政客靠承諾好處來贏得選票，這本身也不一定是出于惡意。但關鍵難題是，如何控制政府的收支。說實話，這可能永遠沒有完美答案。

我們當前的財政赤字水平是不可持續的。也許還能撐兩年，也許二十年，我們誰都不知道。因為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這樣。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說的：“如果一件事情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那它終將停止。”

這很真實。而我們現在做的這件事（持續赤字），正是無法永久持續的。

一旦財政問題真的失控，局面可能徹底瓦解。美國歷史上其實已經好幾次差點滑到這個邊緣。雖然我們還沒經歷惡性通脹，但現在的通脹也不容小覷。一旦滑入失控狀態，會迅速自我加劇，形成惡性循環。

我們現在的赤字大概是GDP的7%，可真正可持續的也許只有3%。越偏離這個合理區間，問題就越可能變得不可控。

我可不想接這個燙手山芋，但我真心認為這個問題得有人解決。只可惜，國會似乎不是干這個的好手。

聽到這里你可能覺得我該適可而止了（笑）。

我們的國家一直都有各種問題，但這個問題是我們自找的。美國有著全球最強的收入體系、資本產出能力、人才培養機制，是前所未有的偉大系統。

但如果你要選一種方式來搞砸它，那就是搞砸我們的貨幣體系。

歷史上，很多國家就是這么毀掉自己的。

理論上，出錯的人應當承擔后果；可現實往往是，他們不但沒付代價，反而可能還得了好處。現在我們還有回旋余地，但必須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等不起太久了。

關于阿貝爾對資本配置的看法

想聽聽格雷格對資本配置，特別是進入新業務的看法。

阿貝爾這個問題不簡單（笑）。但你要知道，我們在伯克希爾其實起點非常好。我們有一種優秀的企業文化，有著由沃倫、查理和所有管理團隊共同定義的價值觀。

說到我們最核心的價值觀，有幾個我認為特別關鍵。

首先，我們會始終維護伯克希爾及旗下企業的聲譽。這在投資和運營中，始終是我們的優先考慮。

我還想回到之前關于資產負債表的評論——我們會保持一張“堡壘式”的資產負債表。

我覺得我們的首席獨立董事蘇·德克（Sue Decker，曾是雅虎總裁）說得非常好：雖然我們現在持有大量現金，但這是一項巨大的資產，這種資產觀念會持續成為我們的哲學。

我們會在有機會的時候配置它，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始終把它看作戰略資產。這讓我們在困難時期無需依賴他人，也能挺得過去。

這也將是我們未來的投資哲學。

我們將繼續保持伯克希爾的風格，永遠不會依賴銀行或其他外部機構來維持伯克希爾的成功。

關于資本的配置問題，這一點至關重要。但隨之而來的是風險管理和對風險的理解，這落在我們所有管理者的肩上，無論是保險還是非保險業務，我們都會將這一理念貫徹到整個伯克希爾集團中。

另一個我想要強調的是價值觀，也與我接下來要說的內容相關：我們擁有一組非常出色的運營公司，它們帶來了可觀的現金流，不論是創造浮存金的保險公司，還是那些每年都帶來強勁現金流的非保險公司。

這些正是我們未來長期成功的關鍵所在。

而這些現金流、浮存金，以及我們在資產負債表中本就擁有的大量資源，使我們能夠延續與過去60年完全一致的資本配置理念。

我們會首先考察集團內部的機會，即我們旗下的保險與非保險子公司：這些公司是否資本充足，是否有能力很好地運營業務。

這個原則會一直延續下去：伯克希爾旗下的公司將繼續保持各自的獨立運營模式，但資金的流入與流出——也就是資本的安排——始終由伯克希爾來把控。

接下來是關于全資收購的機會。沃倫之前提到，上一季度我們“接近”完成一筆有趣的交易——規模大約是100億美元。

不過前提依然沒有變：估值要合理，風險要匹配。如果這兩個條件都滿足了，我們就會出手；如果還不到合適的時候，我們也愿意繼續等。

未來，總會有合適的機會出現。

然后還有持有公司部分股權的方式，即通過二級市場投資股票。如沃倫一貫強調的，我們在買入股份時，是把它當作一家公司的所有權看待。雖然我們只是股東之一，但我們真正擁有這家公司一部分的現金流、一部分的資產負債表。這不僅僅是一張股票憑證。

我們會用長期持有的心態去思考這類投資——無論是收購100%的公司，還是買入1%的股權，我們都必須清楚地理解：這家公司5年、10年、20年后的經濟前景會怎樣。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判斷，就不會投資。我們不但要理解企業的成長性，還必須了解潛在的風險所在。

這正是沃倫和團隊過去60年來進行資本配置的哲學——它不會改變，也是我們未來繼續貫徹的方式。

巴菲特我沒有補充了，你剛才講得非常好。

關于年底換屆的大事件

你提到未來將由阿貝爾先生負責資本配置。那你怎么看，是“企業經營者”更容易成為“投資者”，還是“投資者”更容易成為“經營者”？

巴菲特這是個好問題。我必須說，當一個企業經營者要難得多。

就我而言，坐在一個房間里，動動手指研究投資，是一件相對輕松的事情。這種生活確實輕松得多。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它更值得欽佩。只是對我個人而言，這樣的生活令人愉快，我從不抱怨。

我擁有的一個巨大奢侈品，就是我能選擇和誰共事。我這輩子從沒為我不敬佩的人工作過，這是極大的幸運。

我曾為五位不同的人工作過，他們都很棒——從距離這里幾公里的彭尼百貨經理，到幾家報社的主管，沒有一個老師讓我失望過。

我還得承認，我可以極大程度地掌控自己每天的生活節奏，而不是像一名公司運營者那樣被日常運營牽著走。

而且坦白講，我也不想在許多情況下，去和頂尖的企業管理者競爭，因為他們往往不得不做一些妥協，而我可以不用。

我其實是一個掌控自己人生節奏的人，我找到了這樣一個位置，可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來經營公司。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自由。

我現在想借這個機會，提前和大家談一件事。

明天，我們將召開伯克希爾的董事會會議。伯克希爾目前有11位董事，其中兩位是我的孩子——霍華德和蘇珊。他們已經知道我接下來要說的事情，其他人還不知道。

我認為，是時候讓格雷格·阿貝爾在年底正式接任伯克希爾首席執行官。

我計劃在明天的董事會上提出這個建議，然后讓董事們有時間去思考這個安排，考慮他們可能會有什么問題、對架構的設想或其他方面的看法。

接下來，在幾個月后的那次董事會會議上，我們將就這件事正式表決。

我相信他們會一致支持這個決定。這意味著，從今年年底起，格雷格將成為伯克希爾的首席執行官。

我本人仍然會留在公司，必要的時候也許還能幫上一些忙。但無論是日常經營，還是資本的安排，最終拍板的人將是格雷格。

如果未來出現某些重大的機會，比如國家或市場遇到動蕩，我相信我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提供支持。

畢竟，伯克希爾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在政府眼中，我們是“可以依靠的資產”，而不是“需要救助的負擔”。

能成為這樣的一家公司，其實是非常罕見的，因為一旦經濟出問題，大多數企業都會面臨公眾和政府的指責。

所以如果未來真的發生什么大事，我可能還會出點力。但大方向上，一切由格雷格全面負責。比如遇到并購案，格雷格會全權主導。

當然，我猜如果董事會知道我還在身邊，他們可能也會更放心地把權力交給格雷格，尤其是在處理大筆交易的時候。

但需要明確的是：從那一刻起，格雷格將是伯克希爾唯一的首席執行官。

順帶一提，今天我說的這些，除了我兩個孩子，其他董事都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決定。明天我們會正式開董事會，到時候我會詳細講清楚，他們需要思考哪些問題，評估哪些結構安排。

等他們消化之后，在下一次董事會上，我們應該就會正式作出決議。如果通過，這項人事變動將作為“重大事項”對外公布，我們也會按照監管流程進行信息披露。

從那以后，格雷格將全面接手伯克希爾的管理工作。

而我嘛，可能會用“占卜板”偶爾指點一下（笑），但不會再插手日常事務了。

還有一件事我想特別說明：我不會賣出伯克希爾的任何一股股票。這些股票將會在未來逐步捐贈出去。

決定保留所有股票，這完全是一個經濟層面的決定。

因為我認為，在格雷格·阿貝爾的領導下，伯克希爾的前景會比我自己領導時更好。

當然，將來有可能出現一個可以大量投資的機會。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可能還是會出來幫點忙、提些建議。而董事會或許也會覺得：既然我所有的資產都還壓在伯克希爾身上，那我的意見還是很值得聽一聽的。

我自己認為，這樣的安排是很明智的。

而且我親眼看到格雷格這些年在伯克希爾的表現——他做得非常出色，真的非常棒。

好了，謝謝大家。

剛剛大家的反應有點“冷靜”，這種反應嘛，其實可以有兩種理解（笑）：要么是太驚訝了還沒反應過來，要么就是被驚喜到了。我愿意相信是后者。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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