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敖漢新出土坐姿人形陶像的性質

關于敖漢新出土坐姿人形陶像的性質 田廣林

2012年夏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 蒙古第一工作隊與內蒙古敖漢旗博物館在赤峰市 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紅山文化晚期環壕聚 落的房址居住面上，搶救性發掘出土一尊陶質整 身人形造像。此像通高55厘米，頭戴冠帽、盤腿坐 姿（圖１）。有關專家認為，這是同期相類發現中 形體最完整、形象最生動、表情最豐富的人像， 因此引起了考古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同年8月20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敖漢旗委、旗政 府組織有關專家通過新華網新聞直播形式，進行了 專題座談。與會學者圍繞這尊陶像的年代、出土位 置、性質及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等問題進行了廣 泛討論。其中，關于此像的性質，成為人們最為關 心的焦點問題。筆者有幸加參了這次座談會，發言 中提出此像的性質是供奉在中霤之中的家主，既家 族保護神的認識〔1〕。但限于特定場合，當時未能 展開論證。這里擬在全面搜集整理已經發現的紅山 文化人形坐姿造像基礎上，就其性質及相關問題進 行再討論。

圖1 敖漢興隆溝第二地點陶塑人像

一　紅山文化坐姿人像種類

坐的基本原理是以臀部著地來支撐全身重量。 紅山文化遺存人形坐姿造像的發現，似乎可以追溯 到196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 對于赤峰西水泉遺址的發掘。該遺址曾出土一件頭 部殘缺的小型泥質褐陶女性造像（圖２）〔2〕，參加發掘的劉晉祥先生在《簡報》中稱之曰“半身”像，細審圖片，實則坐姿。此后半個 世紀以來，在遼西各地陸續發現的石雕、泥塑、陶塑以及線刻等各種形式的紅山文化人 形坐姿造像已有十數例，大體情況如下。

1.屈腿盤坐 紅山文化時期的人形盤腿坐像，早在敖漢陶像出土之前，在遼寧喀左東山嘴祭壇遺 址和牛河梁女神廟遺址，都曾有過發現，只是未能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重視。

東山嘴的發現為盤腿坐姿陶塑，1982年出土于紅山文化大型祭壇遺址南部的圓形神 壇周圍，且不止一件。其中之一發現于圓形神壇東南側紅山文化堆積層中，為同一個體 的上身和下身殘塊（圖３-1、2）。關于其體態姿勢，原《簡報》的描述是：“為盤腿正 坐式，右腿搭在左腿上，左足及足趾裸露，右足已殘缺。下身的底部平，滿飾席紋。” 此外，據同《簡報》，在同一圓形神壇附近，“還發現其它有同樣姿態的上下身殘塊”， 其中之一為腰部佩系繩索狀腰帶的人體殘塊〔3〕。由此可知，東山嘴祭壇附近出土的中型 陶塑盤坐人像，其數量至少在２尊以上。 牛河梁盤腿坐姿人像1983年發現于編號為ⅠJ1的“女神廟”遺址。據發掘《簡 報》 ，女神廟室內堆積大量人形和動物形造像，均為泥塑。已經出土的人形造像均為頭、 肩、臂、乳、手、腿等殘塊，至少分屬五、六個個體，其中包括在主室西側北壁附近出 土的相當于真人大小的泥塑玉睛女神頭像〔4〕。

另據發掘者孫守道、郭大順先生披露，當 年曾在打破“女神廟”的自然沖溝中采集到與女神頭像不屬同一個體的大腿和小腿殘塊 若干，“從大腿和小腿部分的彎曲形狀分析，可以肯定為坐式，且以雙腿盤坐為主要姿 態。另在發掘南單室時，也發現大型人像盤坐的跡象，其旁并有特塑的方型土臺殘塊”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神廟”主室北側還與女神頭像同時出土有2件人體手部泥塑殘塊（圖4-1、2）。其中一件與女神頭像一樣，塑造精細，比例也相當于真人大小。這兩 件手部塑件殘塊的共同特征是，“下部都有一平面塑塊作依托，手都作按附狀，這種動 作形態往往與人像的坐式姿態相一致，而不是立式姿態所應有的”。孫氏和郭氏進而根 據東山嘴祭壇發現的中型造像皆為“盤坐式”指出，盤坐“是當時流行的一種固定的坐 式”〔5〕。 跡象表明，牛河梁“女神廟”中已經出土的數尊神像以及尚在埋藏狀態中的大量神 像，其基本體態姿式，都是應以盤坐為主。 2.垂腳高坐 所謂垂腳高坐，即小腿下垂，足底著地，臀部附著在墩、臺、凳、椅等高出地面 的坐具之上的一種體態姿勢。這是現代社會最為普遍而常見的坐姿。紅山文化遺存中 的垂腳高坐人形造像，在遼寧喀左東山嘴祭壇和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均 曾出土。

圖5 東山嘴陶塑坐姿人像

據報道，東山嘴祭壇共發現紅山文化人 形陶質造像殘塊20余件，可辨形體者，除了中 型的盤腿坐姿陶像外，還有一高一矮2件均缺 失頭部的小型女像。其中較矮的一尊編號為 TD9②∶7，出土于圓壇東側，體態肥碩，殘高 5厘米；較高的一尊編號為TD8②∶5，出土于 圓壇東北側，上體前傾，下肢彎曲，殘高5.8厘 米（圖5）。發掘者郭大順先生在原《簡報》 中的具體描述是：“小型孕婦塑像：兩件。為 裸體立像，頭及右臂均殘缺，腹部凸起，臀部 肥大，左臂曲，左手貼于上腹，有表現陰部的 記號”〔6〕。但后來，郭先生又在與孫守道先生 合著的《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 究》一文中，根據進一步的觀察和研究結果， 對這兩尊小型塑像體態姿勢的定位作出了重要 修正。文曰：“東山嘴中型陶塑像皆為‘盤坐 式’，……小型孕婦塑像共兩尊，姿態相同。 從正面看，易誤為站立的姿式。但從側面可看 到上身微向前傾，膝部則稍彎曲。若進一步觀 察可以發現，這兩尊小像背面突起的臀部和大 腿的后部，各形成一個平面，兩個平面夾角近 于90°，并有附著的支撐物留下的痕跡，這顯 然證明小像原來是坐在某類支撐物上的。由此 可知，東山嘴遺址出土的兩尊孕婦小像并不是立式，而是一種‘倚坐式’姿態。”〔7〕

需要指出的是，“倚”字的本義是靠著。所謂“倚坐”，是指背部倚靠在帶有靠背 類坐具之上的坐法。從其“上身微向前傾”這一觀察角度分析，這兩尊小型女像的坐姿并非“倚坐式”，而是垂腳高坐。 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是一處東西長約 1500、南北寬約1000米，總面積不下150萬 平方米的大型紅山文化環壕聚落遺址。1981 年，巴林右旗博物館在此遺址中采集到一件 通高35.5厘米的垂腳高坐人形圓雕石像（圖6 ）。此像雙手合攏與胸前，上身挺直與平行 前伸的大腿形成的夾角近于直角，臀部附著 于坐具之上，小腿自然下垂，雙腳著地。發 現者在調查報告中稱此像“呈蹲踞狀”〔8〕。 通常所說的蹲踞，是一種雙膝上聳，臀 部向下懸空而兩腳著地的體態姿勢。通過圖 9，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斯臺遺址出土 的這尊石像的臀部和腳部都同時著地，這種 體態姿勢，屬于十分明顯的垂腳高坐，而不 是“蹲踞”。 紅山文化垂腳高坐人形造像材料還見于 赤峰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石質圓雕（圖7） 。此像為征集品，灰色凝灰巖質地，光頭圓 臉，五官端正清晰，兩手捧腹，小腿垂直向 下，倚坐于后部帶有靠背的坐具之上。通高 38、寬22、厚20厘米〔9〕。

圖6 那斯臺高坐石人像

3.跪坐 所謂跪坐，是指兩膝著地，腳掌朝上， 臀部附著其上的一種體態姿勢。 紅山文化跪坐人形造像也于1981年出土 于巴林右旗那斯臺大型聚落遺址。此像通體 拋光，通高19.4厘米。面部造型十分抽象，巨鼻大耳，眉眼極度下斜，夸張的下頦比例 偏大，似乎是表示其上附有濃密的胡須，頭頂有三重依次迭起的圓餅狀頭飾。軀干以下 近于寫實，上身挺直，兩手合攏于胸腹之前，雙膝著席（墊），臀部壓在雙腳之上（圖 8）〔10〕。十分明顯，這是一件標準的跪坐人像。目前見于公開報道的紅山文化跪坐人形 造像，僅此一例。

4.箕踞與踞坐 箕踞又作“箕倨”、“踑踞”。其基本體態姿勢是臀部著地，雙腿岔開前伸，形若 簸箕。這是人類日常生活中最自然、最常見、最隨便的一種休閑式坐姿。早在距今8000 年前的興隆洼文化時期，這種坐姿的人形造像，就已經出現。20世紀80年代，在內蒙古 赤峰市敖漢旗興隆洼遺址，曾出土一件高8.8厘米的興隆洼文化人形石像（圖9）。此人 像質地為黃褐色細砂巖，采用圓雕、線刻和打磨等技法制成。底部齊平，頭部斜斂，表現抽象，線條流暢。其基本體態是伸 腿坐姿，雙臂合抱于胸腹之間。這是 一件目前見于公開報道的年代最為古 老的箕踞而坐人形造像〔11〕。 紅山文化遺存中的箕踞形象，見 于赤峰市敖漢旗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殘 損陶器上的線刻圖案（圖10）。此器 1982年采集于豐收鄉門門營子遺址， 質地為夾砂褐陶，被認為是一件陶豆 殘柄，上端殘斷不存，殘高3.4、底徑 3.2厘米。磨光的器表周壁上刻劃一立 一坐兩個裸體人像，其中坐者臀部著 地，雙腿岔開前伸，足跟點地，作箕 踞狀〔12〕。

所謂踞坐，又作蹲坐、蹲踞而坐。 這種體態也是臀部著地，兩腿分岔向 前，但雙膝上聳，足底同時著地。這是 一種與箕踞十分接近的舒張式休閑體 態。二者的共同點都是臀部著地而不盤 腿，區別在于前者足后跟著地，足掌心 向前；后者聳膝而足底著地，足掌心向 下。《辭海》對踞坐的解釋是：“坐時 兩腳底和臀部著地，兩膝上聳，跟‘箕 踞’略有不同。”〔13〕 1953年，李濟先生曾著《跪坐蹲 踞與箕踞》，文中據清儒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引隋唐之際訓詁學家曹憲關于古 代“坐”、“跪”、“蹲”和“箕踞”四種體態姿勢的定義〔14〕，指出分別出土于殷墟 小屯大連坑和安陽四盤磨的兩件石雕人像都是商代人習于箕踞的具體例證〔15〕。 殷墟小屯石雕發現于1929年殷墟遺址的第三次發掘，為一臀部著地、雙膝上聳、 兩手抱腿人像殘件。安陽四盤磨石雕約出土于1943年，為陳仁濤私人收藏品（圖11）。 此像完整無缺。陳仁濤對這件石像的具體描述是作“袒胸縮腿豎膝兩手支地蹲踞而坐之 狀”〔16〕。這里的“縮腿豎膝”、“蹲踞而坐”的體態特征，與《辭海》所謂“兩腳底 和臀部著地，兩膝上聳”的踞坐姿態本質上完全一樣，并沒有不同之處。所以，李濟先 生當年所論的商代箕踞人像，是包括踞坐在內的。也就是說，在學術界，也有人把踞坐 歸于箕踞之屬。

踞坐形態的紅山文化人形造像，2001年出土于敖漢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第21號灰 坑，為一件高5.2、底徑4.2厘米的“三女人裸體蹲坐相擁陶塑像”（圖12）。發現者劉國 祥先生對此尊陶像的描述是：“外表呈紅褐色。三人頭部緊抵，背部朝外，蹲坐相擁，手臂交叉相摟，從細腰、大臀等特征看，應為裸體女性。”〔17〕從圖片上觀察，此像中 三個相互擁抱的裸女，其體態姿勢均屬臀部和腳底著地的踞坐形態。 此外，1991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紅山文化 遺址采集到一件小型夾砂紅陶半身人形塑像（圖13），編號為91采∶11，此像“腰部以 上殘缺，腿部塑成凸狀，殘高2.4厘米。”〔18〕如果仔細觀察圖16所示線圖，可以看出， 這件“腿部塑成凸狀”的人形塑像，所表現的也是一件坐姿人像。

二　敖漢新出陶塑坐姿人像的性質

通過這些考古實物資料，我們可以確切地了解到，現代社會所能見到的屈腿盤 坐、垂腳高坐、跪坐、箕踞和踞坐等各種坐姿，早在紅山文化代表的遠古社會，都 已經出現。

目前發現的的10余尊紅山文化人形坐像，除了赤峰市博物館收藏的垂腳高坐石像 外，其余各像都有明確的出土地點。特別是牛河梁、東山嘴、興隆溝三個地點的發現， 都是具有準確出土位置的科學發掘品，學術價值獨高。通過對于這批坐像出土位置的分 析，可以深化我們對其性質的認識。

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廟、冢”是距今5500年前后出現在我國遼西地區的一處遠離 普通生活居住區域的高規格巨型祭祀禮儀活動中心。其中，“積石冢”是特意擇地建在 崗丘之上，主要用于埋葬一些特殊人物，但同時又進行某種祭祀活動的神圣場所。而“ 女神廟”則是一個堆滿泥塑造像的半地穴式房屋遺址。目前僅在清理的一小部分表層堆 積中，就已經出土五六尊人形塑像，同時還發現有少量的禽形和獸形塑像。值得注意的 是，這里發現的人形坐像，盡管體量大小相差懸殊，但均為盤腿而坐。目前學術界對于 牛河梁“女神廟”中發現的諸多女像所代表的神格，尚有分歧意見。以蘇秉琦先生為代 表的多數學者認為屬于祖廟，指出這里的“‘女神’是由五千五百年前的‘紅山人’模 擬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后人想象創造的‘神’，‘她’是紅山人的女 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19〕。也有學者認為屬于自然崇拜性質，認為這些女 像屬于自然崇拜高級發展階段被人格化了的大地母神〔20〕。

顯然，不論是祖神還是地神，都不影響這批塑像的性質屬于神靈的基本定位。也就 是說，牛河梁女神廟出土的這種人形坐姿造像是被當時的世俗人眾供奉在“神廟”中 受到尊崇的各種神靈，其所代表的是神的形象，是人格化了的神祇，而非屬現實社會 中的人。

東山嘴祭壇遺址是又一處紅山文化晚期大型禮儀建筑群。如前文所述，這里發現的 人型坐姿塑像至少有4尊，即盤坐和垂腳高坐人像各有兩尊，均出土于遺址南部的圓形神 壇周圍。所以可以肯定，這幾尊坐姿塑像的性質也是神像。

關于東山嘴祭壇的性質及其所代表的特定政教禮儀內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經取 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如俞偉超、殷偉璋等先生認為是古代生育崇拜、農神崇拜、地母 崇拜和山川崇拜的場所〔21〕；張博泉先生認為這是與遠古帝王顓頊史跡有關的祀天圜丘 和祭地方丘〔22〕；王震中先生判定為早期的社壇，并且指出這是中國古代社崇拜的原生 形態〔23〕。筆者也曾指出：這是一處紅山文化先民在遠離居住聚落的郊中舉行祀天、祭 地和崇祖等公共祭祀活動的大型禮儀中心，遺址南部的圓形祭壇和北部的方形祭壇，分 別屬于史前先民祀天圜丘和祭地方丘的珍貴實物遺存，是為后世夏商周三代之際，南郊 圜丘祀天、北郊方丘祭地之禮的重要文化淵源〔24〕。既然東山嘴祭壇的性質屬于遠古居 民祀天祭地的神社，則出土于神壇的這幾尊神像，其神格自然應與天地神祇密切相關。

牛河梁女神廟與東山嘴祭壇同為紅山文化晚期純粹的宗教禮儀場所。在女神廟發現 的神像基本上都是盤腳坐姿，東山嘴發現的神像則既有盤坐，也有垂腳高坐。至于較為 謙恭拘謹的跪坐、懶散輕慢的箕踞和不登大雅的踞坐等坐姿，則絕不見于這種禮拜神靈 的莊重場所。通過這種現象，使我們獲得一個十分重要的啟示：即紅山文化時代，那些 被供奉在宗教禮儀場所而接受世俗人眾禮拜的神靈，其體態姿勢是最顯莊嚴端重的盤坐 和垂腳高坐。

與牛河梁和東山嘴的發現不同，敖漢興隆溝陶塑坐像是出土于紅山文化晚期一座房 址居住面的灶側，因此在認識這尊塑像的性質問題上，也就有了較大的想像空間而顯現 出若干不確定因素。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對照古代禮書的相關記載，卻也不難看出這尊 塑像也屬神像的基本性質。 《禮記·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關于“社”，唐孔穎達在《禮記正義》的解釋是：“社所以神地之道者，言立社之 祭，是神明于地之道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 故引天為對也。地有其物，上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材于地 者，財產并從地出，為人所取也。取法于天者，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 候也。所取法，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地是也。要言之，所謂社，即古代君主祭祀天地 神祇的場所。

關于“中霤”，《釋名》卷3《釋宮室》的解釋是：“中央曰中霤。”又曰：“霤， 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古今注釋家都謂遠古穴居，于屋頂開設天窗采光取明，水氣從 天窗檐口滴下，故曰中霤。這就是說，中霤的本義是指開設在屋頂正中的天窗，后來引 申為與天窗相對應的居室中央部位。目前在遼西一帶發現的紅山系列文化的房屋，均為半地穴式方形居室，而兼有炊事、取暖和照明功能的灶，一般都建在居室的中央。

就目 前所知，與紅山文化有著淵源關系的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房屋，都有于屋頂開設 天窗的跡象，這應是“中霤”產生的原始出處之一。 《禮記·郊特牲》所說的“主”，即神主。所謂“家主”，即家中保護神，“國 主”，即國中保護神。所謂“家主中霤”，是指于屋內中霤之下設祀祭神；所謂“國主 社”，是指于國中立社筑壇祭祀神靈。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時期的“家”，與秦漢以后“編戶齊民”意義上的個體 小家庭不同，應該理解為“族”，即宗族或家族，至兩周之際，“家”與“國”往往對 舉，用來指代當時等級分明的政治實體。《孟子·梁惠王上》：“萬乘之國，弒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為一處紅山文化晚期的環壕聚落，從遠古居民普遍聚族而居的 風俗習慣分析，共處于環壕聚落內的人群應屬同一血緣社群共同體，這種社群共同體， 其實就是一個合族同處的“家”的概念。兩個以上這種“家”的組合，便是“國”了。 所謂黃帝之時，天下有“萬國”、“萬邦”，講得就是這種情形。 有意味的是，興隆溝陶塑坐像的出土位置是在居室中央的灶側，這個位置正是《 禮記·郊特牲》所載供奉家主的“中霤”。更加耐人尋味的是，興隆溝第二地點坐像與 東山嘴祭壇出土的坐像，都是盤腿而坐，腔體中空，右手搭握于左手腕部，而且或在膝 部，或在臍下，都留有貫通腔體內部的孔洞。生活常識告訴我們，塑造這種腔體中空的 造像，其工藝難度要遠遠大于體內充實的塑像。而盤腿危坐，雙手按固定程式叉握的身 姿造型，也絕非世俗人眾日常生活片斷的定格。種種跡象表明，興隆溝第二地點陶質人 形坐像的性質與東山嘴祭壇和牛河梁女神廟的發現一樣，都屬于神像。

如果把本文的分析與《禮記·郊特牲》所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的古禮結合起 來觀察，我們則有理由認為，興隆溝第二地點房址灶前出土的坐像，即是紅山時代的家 主，即家族保護神，而東山嘴祭壇出土的坐像，則代表是當時的國主，即國中保護神。 其實，相類形式的宗教遺存，還曾發現于白音長汗遺址。1988～1991年，內蒙古文 物考古研究所發掘的赤峰市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是一處由分別編號為A區G1和B區G2兩 個相鄰的環壕聚落構成的復合聚落遺址。這里發現的二期乙類遺存的年代被認為屬于略 早于紅山文化的趙寶溝文化〔25〕。在遺址西側山峰上，發現兩處與山下復合聚落相互對 應且有玉器隨葬的積石冢群，各有7座，均屬二期乙類遺存。其中規模最大者為一號墓區 的M5，為直徑6～7米的石圈墓。此墓位于山峰正頂最高之處，上有積石，積石下為長方 形石板墓穴，已被盜掘。其余諸墓除了不見石圓圈外，積石之下的墓壙皆為土坑堅穴， 規格明顯偏低〔26〕。顯而易見，位于山峰之上的這兩處各有7座墓葬的墓地，絕不是山下 復合聚落遺址中普通社會成員的公共墓地，而是少數受到特殊禮遇的上層分子的葬所。 其中，只有規格最高的M5有石圓圈，可見遼西遠古先民的意識中，石圓圈是用來尊崇 那些地位最高的祖先神靈的。如果把這種出現在白音長汗積石冢上的石圓圈與后來紅山 文化積石冢上規模巨大的祭壇聯系起來認識，可以看到，冢上設壇致祭之禮，在遼西一 帶，有著異乎尋常的歷史淵源。同時，在A區G1聚落中南部編號為AF19的二期乙類遺存 房址居住面上，還發掘出一尊通高36.6厘米、栽立在灶前的石雕人像（圖14）〔27〕。

圖14 白音長汗AF19人形石像

結合前文的分析，我們有理由認 為，白音長汗遺址發現的立于房屋居 住面中部灶址旁的石雕造像，也應是 供奉在“中霤”的“家主”，他的職 司是保護兩個環壕聚落其一之中的族 人。而被安葬在山頭之上以M5為代表 的少數社會上層人物，應屬生前建有 顯赫功業，死后被族人尊為神靈，供 奉在社壇之中的“國主”，它們的職 司應是守望和保護山下整個復合聚落 全體部眾。這是目前發現的中霤之祭 和社壇之祭早期發展階段的可靠實物 例證〔28〕。

通過興隆溝第二地點、東山嘴和 白音長汗的發現，可以看出，上引《 禮記·郊特牲》所講“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并不是周禮，而是追記周以前的古禮。這里 的“家主”，是指氏族或宗族的保護神，其神格主要是祖神；“國主”則是邦國的保護 神，其神格是祖神和天神的混合體。從社會層面來說，“家主”之祭與“國主”之祭， 有著祭祀層次和范圍上的區別，從歷史的演進邏輯上說，“國主”則是“家主”發展到 一定階段的產物。從“家主中霤”到“國主社”，實際上是代表的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 階段。當人們在村落內部的“中霤”團聚在一起祭祀“家主”的時候，聯系人們的紐帶 主要是血緣關系；而當人們走出各自居住的村落，到大家都認同的郊中之“社”來祭 祀“國主”的時候，聯系人們之間的紐帶，便已經不再以單純的血緣關系為限，而具有 某種地緣性質了。這就是商周之際“邦社”和“國主”概念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文化 根源。如此說來，興隆溝、東山嘴和白音長汗等處的考古發現，之于深化理解中華禮制 文明的起源，應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地位。

注　釋

〔1〕見新華通訊社主辦的新華網現場直播欄目：《興隆溝紅山文化整身陶人專家座談會》，2012年8月 20日，網址：www. news. cn。

〔2〕此像頭部殘缺，胸部乳房突起，女性特征明顯，殘高3.8、底部直徑2.1～2.3厘米（《赤峰西水泉 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3〕郭大順、張克舉：《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筑群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

〔4〕Ａ.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 1986年第8期。 Ｂ.關于牛河梁女神廟出土的人形造像殘塊，一說分屬６個個體，見孫守道等《牛河梁紅山文化女 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又見朝陽市文化局等《牛河梁遺址》（第 15頁，學苑出版社，2004年）。

〔5〕孫守道等：《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6〕郭大順等：《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筑群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

〔7〕孫守道等：《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8〕巴林右旗博物館：《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調查》，《考古》1987年第6期。 〔9〕劉冰主編：《赤峰博物館文物典藏》第12頁，遠方出版社，2006年。

〔10〕巴林右旗博物館：《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調查》，《考古》1987年第6期。 〔11〕Ａ.張乃仁等：《遼海奇觀：遼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第41～4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Ｂ.邵國田主編：《敖漢文物精華》第52頁，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 〔12〕邵國田主編：《敖漢文物精華》第65頁，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

〔13〕《辭海·語詞分冊（下）》第214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4〕（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書籍出版社，1981年）第八上“居”字條引隋唐之際 訓詁學家曹憲語曰：“……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膝著于席，而跪聳其 體，坐下其脽（屁股）……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脽、聳其膝曰蹲。……若箕踞，則脽著席 而伸其腳于前，是曰箕踞。”

〔15〕李濟：《跪坐蹲踞與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 年）；又見《李濟文集》卷四第483～50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陳仁濤：《金匱論古初集》第2頁，香港亞洲石印局，1952年，轉引自李濟《跪坐蹲踞與箕踞： 殷墟石刻研究之一》（《李濟文集》卷四第49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劉國祥：《興隆溝聚落遺址：8000年前精美玉器，5000年前裸女陶塑》，《文物天地》2002年第 1期。

〔18〕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內蒙古文物考古 文集》第96～113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19〕蘇秉琦：《中華文明的新曙光》，《東南文化》1988年第5期；《寫在〈文明曙光〉放映之前》， 《中國文物報》1989年5月12日。

〔20〕 卜工：《牛河梁祭祀遺址及其相關問題》，《遼海文物學刊》，1987年第2期。 〔21〕蘇秉琦等：《座談東山嘴》，《文物》1984年第11期。

〔22〕張博泉：《對遼西發現五千年前文明曙光的歷史蠡測》，《遼海文物學刊》1987年第2期。

〔23〕王震中：《東山嘴原始祭壇與中國古代的社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24〕A.張乃仁等：《遼海奇觀——遼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第1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B.田廣林：《中國東北西遼河地區的文明起源》第260～273頁，中華書局，2004年。 〔25〕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第501頁，科學出版社， 2004年。

〔26〕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第200～209頁，科學出版 社，2004年。

〔27〕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下》彩版八，科學出版社， 2004年。

〔28〕田廣林：《中國東北西遼河地區的文明起源》第272頁，中華書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