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年輕人不愛走親戚了？

如今的過年，走親戚似乎越來越成了年輕人的負擔，有人稱之為“斷親”，親戚變得不那么“親”了。

《2023中國家庭關系報告》數據顯示，63%的90后認為“走親戚是負擔，寧愿在家刷手機也不愿拜年”。
其背后絕不是年輕人的懶惰和不講禮貌，而是對傳統的反思和對抗，在接受長輩們認為理所應當的習俗的時候，年輕人通常會問和思考，為什么？該不該？

再加上長輩們對晚輩的關心以“催婚”“問工作”“問工資”的方式呈現，就讓人更加不耐煩。試想一下，平時不怎么說話，沒有任何交集的一個人，突然要喊他叔叔或阿姨，還要假裝熱情陪客吃飯，年輕人如何會習慣？

這種歷史悠久的傳統表現在宗法制為基礎的血緣關系之中，有嚴格的長幼尊卑秩序，而這一秩序與現代文明下的個體獨立性其實是有沖突的。

馬克斯·韋伯所言的傳統型權威，在宗法文化中具象為三綱五常的倫理架構。

這種具備前現代特點的社會機制與哈貝馬斯強調的交往理性——人與人之間通過交往獲得理解與信任——存在本質區別，其結構性矛盾在代際溝通中尤為凸顯。
長輩很少會主動理解年輕人，總是以己度人，拿自己的經驗去“好心”教育后輩，還覺得自己功勞一件，殊不知已經引起了年輕人的反感。年輕人一般也會認為長輩思想落伍，不值得與之交談

宗法制最具體、最直觀的一個表現，就是在我們的文化圈之內，稱呼別人常常為“爺”“叔”“姨”“伯”，“哥”“姐”“弟”“妹”，哪怕是陌生人，對長輩基本上沒有直呼其名的。

在農村，輩分的傳統影子更重，明明是同齡人，卻要稱呼對方為“叔”，甚至是“爺”。
一直處在這樣的氛圍中，可能不覺得奇怪，經常看國外影視劇或了解國外文化，就會發現孩子叫爸爸“邁克”而不是“父親”，這在中國會被罵沒大沒小，而在國外習以為常。

這種差異背后是兩種邏輯：西方強調個體平等，而中國傳統更看重長幼有序。
宗法制的集大成者是周朝，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家長”，其他人得聽天子的號召，“公侯伯子男”，整個國家體現出嚴格的等級秩序。
反映在文化與思想之中，便是儒家文化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思想，儒家重視“孝”，對宗法制文明進行了學理的論證，父與子，夫與婦，君與臣，成為了尊卑有序的等級秩序。

雖然在孔子的口中，等級秩序是雙向的，但隨著歷史的演進，尊卑變得越來越絕對化，下對上變得只能絕對服從。

其實禮節本來是人們內心的一種真實情感，在古代像為父守孝三年，一開始并不是強制規定，后來才變成了強制性的禮節關系。

明朝著名宰相張居正父親去世，本應丁憂三年，可他以處理國家大事為由“奪情”拒絕，大臣們便視作不可接受。

禮如果變成了外在的規定，就從道德變成了法律，具有強制性。
康有為在《擬免跪拜詔》中對中國君臣禮儀的演變總結道：“漢制，皇帝為丞相起，晉、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宋乃立，惟元乃跪，后世從之。”

這正是尊卑秩序越來越嚴格的表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是極端化的表現。
宗法制的本質是“家長制”，“家長制”的核心是尊卑等級，原則是下對上的服從。尤其是周秦之變后，法家思想對帝王的尊崇融入到了統治秩序之中，其后愈演愈烈。
這樣的理念和文化，與現代文明，契約國家都是有沖突的。
我們都知道，在新文化運動之時，其中一個口號便是“打倒孔家店”，魯迅提出過“娜拉走了之后”的問題，真正的含義正是要人們沖破傳統家族倫理的束縛，做文明社會下的獨立個體。

這一過程，起初只是一小部分有國外留學背景之人的提倡，后來在學界掀起一股熱潮。但民國能夠接觸到這些思想的只能是少部分高學歷的學生或學者，其他人則仍然處于傳統藩籬之下。
改革開放之后，傳統的影子立刻重現在人們眼前。而宗法制的真正消解，在經濟、文化與世界接軌之后才算是開始。
由局部的提倡轉向整體的反思，或許是無意識的。但是隨著教育的普及，現代文明理念慢慢開始深入到人們思想之中，個體的獨立意識明顯增強。
親戚不再是無條件的“親”，而更加強調雙向互動。人們不再把結婚生子，傳宗接代看做頭等大事，而是把自己的人生為優先考慮。這正是現代文明理念深入們內心的表現。

這一過程之所以能夠在80、90以及00后身上如此明顯，正因為他們成長的環境是多元文化互動的下現代社會。
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自己，反思宗法制傳統下的尊卑秩序與“家長制”，真正開始尊重人的價值和獨立性，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

當然強調個體的價值和獨立性并不是不重視親情倫理，美國總統特朗普每次選舉都帶一大票家人，副總統萬斯宣誓就職也帶著妻子。尊重個體與親情關系并不矛盾，矛盾的是等級關系，服從關系。

傳統是財富也是負擔，與文明發展不相適應的部分，肯定會被淘汰，其中的優秀部分也會重新煥發生機。這一過程非朝夕之間所能完成，往往需要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