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身在福州軍區擔任副司令員的王建安接到命令,要他抓緊時間交接手頭上的工作,趕赴北京擔任中央軍委顧問。
對于這項任命,王建安心中是極為喜悅的。
畢竟他已年近七旬,正是追憶往昔的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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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昔日的老戰友也大多在北京工作、生活,此次得到進京的機會,他自然要好好地和戰友們聚一聚,訴說心中的思念之情。
然而,當他邁著輕快的步伐來到北京軍區司令部駐地時,門口的兩名年輕衛士卻突然伸手將他攔住。
當時已經取消了軍銜制,解放軍中上到軍官干部、下到普通士兵,都是衣著統一,全部佩戴著紅五星帽徽和紅色領章。
兩名衛士并不清楚對方的身份,但從他的年紀上能猜出,來者在軍中的地位肯定不低。
但即使如此,他們按照軍紀還是把王建安堵在了門口。
“老同志,這里是軍區重地,不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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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聽此言,王建安臉色一怔,但很快就恢復了往日和善的面龐,笑著解釋道:“我是王建安,跟你們陳司令員是老相識,這次來是專門找他敘舊的”。
雖然衛士們并不認識他,但“王建安”的名號他們是知道的。
二人簡單地商議了幾句后,便讓他在門口的崗亭里稍作休息,他們則需要進去通報一聲。
對于這番做法,王建安沒有異議,畢竟部隊軍紀嚴明是好事情,便走進崗亭坐到了椅子上。
等待了許久之后,陳錫聯的秘書慌慌張張地跑了過來,看到王建安后非但沒有邀請他進去,反倒語氣不善地說道:“王將軍,我們司令員很忙,抽不出時間見您,真有事情的話還是寫份材料交上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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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番話,王建安的火爆脾氣瞬間被引燃。
他猛地站起身來,緊蹙著眉頭看了秘書許久,才冷哼著說道:“虧我當年還救了他一命,現如今倒跟我擺起架子來了?哼,不見也罷”。
作為有著幾十年革命情誼的老戰友,陳錫聯為何拒絕和王建安見面呢?難道真是在擺架子嗎?
而根據王建安所言,自己曾救過陳錫聯一命,又是怎么回事呢?
王建安對于新中國的革命事業,向來是懷著無私之心的。
雖然他戎馬一生,率領部隊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但在1955年9月的開國授銜的名單上,卻并沒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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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共授予55人上將軍銜,1956年和1958年,又分別補授王建安和李聚奎為上將。
李聚奎是因為在授銜前夕,也就是1955年7月份的時候,我國成立了石油工業部,周恩來總理點名由他擔任部長。
按照當時的規定,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再授予軍銜,但考慮到李聚奎功高卓著,所以1958年初重回部隊擔任總后勤部政委時,中央軍委決定補授他為上將軍銜。
王建安則是因為從朝鮮戰場回國后生了一場大病,不得已留在青島療養了很長一段時間,與開國授銜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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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等到他的身體恢復之后,毛主席便要求中央軍委為他補授了上將軍銜。
作為窮苦出身的農家子弟,王建安從小便對那些為富不仁的地主劣紳們深惡痛絕。
十歲出頭的年紀,他便被父母送到了地主家中打短工,靠賺取微薄的銀錢貼補家用。
然而,無論他干活多么賣力氣,都躲不過被地主欺壓的噩運。
每個月的工錢被扣下一半不說,地主老爺、少爺、姨太太、就連打長工的家丁,稍有不順心便會對他拳腳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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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的身上時不時便會增添一些淤青、傷疤,但他從未向父母哭訴過所受的苦難,心想著再忍耐幾年,手頭上攢一些錢后就逃離這片是非之地。
只可惜他的一再忍讓,并沒有換來地主一家人的善待,反倒是變本加厲的凌辱和虐待。
一天夜晚,王建安拖著傷痕累累的身軀回到了位于院子角落的一處柴房,這里是他的住處,旁邊就是臭氣熏天的馬廄。
很明顯,在地主的眼中,像王建安這樣的窮人和牲畜沒什么兩樣。
傷口處傳來的鉆心痛感讓他再也難以忍受,性格耿直剛烈的他決定讓地主付出代價。
等待夜深人靜時,王建安悄悄點燃火把,將這座富麗堂皇的大院一把火燒成了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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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自知無法繼續在家鄉待下去,于是趕回家中和父母告別后,便匆匆逃走。
經過一路的顛沛流離,王建安最終來到了武漢,并陰差陽錯地進入到吳佩孚的直系部隊中當兵。
起初的時候,他認為當兵只不過是自己走投無路時的一個去處,既可以填飽肚子、還能每個月領一些餉銀,往大了說也能為保衛國家出一份力。
然而事與愿違,過了一段時間之后他才清楚地意識到,軍閥手下的部隊大都是兵痞,他們仗著手中有槍肆無忌憚地魚肉百姓,和那些地主惡霸并沒有什么兩樣。
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后,王建安還是選擇回到黃安老家另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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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這個時候,革命浪潮已經席卷了整個湖北,黃安縣的勞苦大眾們也在地下黨人的組織下,成立了農會和赤衛隊。
趁著這個契機,王建安便投身于革命之中,成為了赤衛隊的一員,并在1927年8月加入了共產黨那個。
彼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政變,大肆追捕、迫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中國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
在這危急時刻,王建安和赤衛隊的同志們一起參加了黃麻起義。
不久之后,赤衛隊被并入工農紅軍第11軍,王建安也跟隨部隊創建鄂豫邊蘇區,先后參加了楊家寨、楊平口、四姑墩、新洲等多次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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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紅11軍和紅15軍整編,合并之后的隊伍改番號為紅4軍,王建安也由此升任營長,開始參加鄂豫皖蘇區的反“圍剿”斗爭。
不久之后紅四方面軍宣告成立,他的工作重心也逐漸開始從軍事指揮轉移到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任紅30軍88師政委。
1933年夏天,國民黨反動派集結了110個團約20萬人,另外還有18架戰斗機配合,對滯留在川陜交界地區的紅四方面軍大肆進攻。
敵人仗著人數眾多兵分六路、步步為營,企圖一點點縮緊包圍圈,一口將紅四方面軍主力全部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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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紅軍將士們毫不畏懼,奮起反擊。
激戰正酣時,88師師長汪烈山不幸中彈犧牲。
看到這位老戰友倒在血泊中,身為政委的王建安悲痛欲絕。
但他很快意識到,眼下不是傷心的時候,為了挽救部隊,他當機立斷,接過指揮權后便命令全師分三路突圍,靠著對地形的熟悉和敵人周旋。
最終在他的指揮下,三路部隊順利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
王建安的出色表現傳到了中央首長的耳中,長征結束后,他被組織上安排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毛主席還特意和他見了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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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眼前這個只有二十多歲的年輕小伙子,毛主席欣慰地點了點頭:“沒想到你這么年輕,卻既能指揮軍事、又能搞政工,這樣的人才不多呀!”
很快,王建安“軍政雙全”的名號便在延安流傳開來。
那么王建安救過陳錫聯一命,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憑借著率領88師將士躲過反動派六路圍攻的這個大功勞,王建安被提拔為紅4軍政委,而軍長則是大名鼎鼎的許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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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兩人雖然接觸不多,但卻一見如故,經常聚在一起商討軍務。
當部隊路經四川黑水縣一個名叫扎窩鎮的時候,由于當地土司早就投靠了反動派,便糾集人馬對紅4軍發起了突襲。
那個時候,日夜兼程的紅軍戰士們已經兩天一夜沒有合眼,應對這次偷襲顯得有些倉促。
就在眾人紛紛尋找掩體,展開回擊的時候,一枚手榴彈不偏不倚落在了許世友的身邊。
王建安自然看到了這一幕,但自己離他太遠了,只能大聲喊道:“許軍長,快臥倒、臥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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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手榴彈爆炸的那一瞬間,身為紅4軍第10師副師長的陳錫聯縱身一躍,將許世友撲倒護在了身下。
許世友雖然躲過了一劫,但陳錫聯卻身負重傷,幾枚彈片扎進了后背,殷紅的鮮血流淌不止。
但眼下紅4軍已經和土司的武裝交火了,根本沒有人手送他去后方醫院,現場更沒有專業的醫護人員治療重傷員。
如果拖延下去,就算彈片沒有傷到要害,陳錫聯也會因失血過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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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王建安趕忙撕碎了身上的衣服,將布條一層一層地纏在他的身上,隨后急忙對許世友說道:“軍長,這場戰斗就先由你單獨指揮吧,我要帶陳副師長去處理傷口”。
許世友同意了這一建議,本想再派兩名戰士幫忙,但卻被他拒絕了。
王建安知道,土司的私人武裝只不過是在拖住我軍,時間不久反動派的追兵就會趕上。
所以,戰場上多一個士兵,就多一分盡快結束戰斗的希望。
隆隆炮火卷起漫天煙塵,王建安背著陳錫聯一路跑到了后方的戰地醫院,將他從鬼門關救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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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這段過命的交情,陳錫聯對王建安一直很尊敬,甚至以兄長相稱。
新中國成立之后,陳錫聯調任解放軍炮兵司令員、兼炮兵學院院長,而王建安則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擔任志愿軍第9兵團司令員。
就在王建安將要率部奔赴朝鮮戰場的前夜,陳錫聯特意打來電話,言語中全是不舍。
畢竟此次入朝參戰,面臨的對手不同以往,而是當時最強大的美軍,所以陳錫聯是極為擔憂的。
由此可見,兩人的關系十分密切。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時間里,王建安歷任沈陽軍區、濟南軍區、福州軍區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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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錫聯則一直在北京工作,不僅擔任起北京軍區司令員這一重任,還是當時的中央軍委常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在這一時期,兩人因相距遙遠,彼此間的聯系也漸漸變少。
但王建安是個重感情的人,他的心頭一直掛念著陳錫聯,所以1975年當他接到中央命令,趕赴北京工作時,心情是極其振奮的。
可令他沒想到的是,自己作為開國上將、興沖沖地來到北京軍區司令部大門口,準備和陳錫聯敘敘舊,卻被兩名衛士和一名秘書攔在了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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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王建安離開時,頗為氣憤地說道:“虧我當年還救過他的命,現在竟跟我擺架子,不見也罷!”
其實阻攔王建安這件事,陳錫聯并不知情。
當時陳錫聯身兼數職,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所以秘書便自作主張攔下了王建安。
等到幾天之后,陳錫聯才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連忙派人將王建安請到了自己家中,還備了一桌菜肴美酒。
落座之后,陳錫聯一邊倒著酒,一邊致歉道:“老哥哥,前些日子的事情實在對不住,我也是太忙了、沒辦法。這不今天把手頭上的事情都放下了,專門給老哥哥你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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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那天王建安回到家后,氣就消了一大半,現如今聽到對方的這番肺腑之言,更是感動至極。
他連忙端起酒杯,伸出另一只手拍了拍陳錫聯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道:“工作重要,可身體上也不能馬虎,要注意休息”。
簡短的一句話,如同山澗的一股清泉、暖流,滋潤著陳錫聯的心房。
兩位開國上將,歷經數十年風風雨雨,一路走來所積累下的情誼遠比金石還要牢固。
就算偶然發生了一些誤會,很快也能夠化解掉,這便是革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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