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對李政道和楊振寧的歪曲解讀

在現代物理學的發展歷程中，李政道和楊振寧發現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恒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一發現從根基上改變了人類對宇宙的認識。遺憾的是，兩位卻因爭奪宇稱不守恒的發現功勞分道揚鑣。幾十年來，二位時不時地指責對方，指責的內容也從宇稱不守恒的爭功延伸到品行。科技史工作者試圖還原宇稱不守恒的發現過程，去探尋發現過程中的功勞大小，但都是無果而終。

近日，網絡上冒出一篇熱文《李政道和楊振寧的決裂并非無解之謎，我的五點分析》，作者是二湘。說實話，這個標題甚是嚇人，專業的科技史工作者研究了幾十年也搞不清楚的事情，一篇突然竄出來的網文能夠解謎？

我看了二湘的五點分析文章。作者在文中透露出自己是個寫小說的，言語中流露出寫小說的身份有助于解謎。讀完那篇文章時，我在腦海里立馬給出了一個濃縮成簡短一句話的評價：作者的確是個寫小說的。

本不想搭理這小說，可沒想到前幾年網民集體嘲弄謾罵楊振寧的景象在那篇文章的激發下再次燃起。二湘的文章能夠火爆，不是因為她揭開了李政道和楊振寧決裂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因為她研究方法、邏輯推理存在嚴重缺陷的文章迎合了大多數網民的喧囂。更讓我驚訝的是，一些在科技傳播領域比較有影響力的公知居然在自媒體上全文轉發了二湘的那篇文章。這些促使我下定決心把我對二湘那篇文章的簡單分析寫出來。

二湘在得出是李政道先提出宇稱不守恒這一結論的時候，對照了李政道和楊振寧的說法，又查看了吳健雄的回憶文章。其實這些都是老掉牙的材料，任何一個心智正常會上網的人都能輕松找到這些材料。用這樣的材料去撥開困擾專業科技史工作者幾十年的迷霧，猶如用初等數學去證明哥德巴赫猜想。其實在我讀二湘前后兩篇文章時，隔著屏幕我仿佛就看到了二湘的喜悅表情，和初中學歷的大神聲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喜悅表情是一樣的。

換作真正的科技史工作者去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科技史工作者會尋找第一手原始資料。比如提出設想前的會議交流材料、實驗記錄、《物理評論》檔案室里保存的原始投稿論文以及編輯和作者的交流記錄等。這樣的材料有助于還原當時的情景，這樣的材料不是對著屏幕點幾下鼠標就能找到的。

吳健雄回憶文章中的“早春”二字讓二湘興奮不已，認為找到了關鍵突破口。這恰恰暴露出自己在研究方法、邏輯分析上的缺陷。幾十年后，哪怕幾個月后的回憶是否會和真實情景有偏差？這是必須考慮的問題。此時往往需要分析多人的回憶，并結合其他材料確定真正的日期、真實的經過。“早春”本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顯示出吳健雄在回憶上的不確定，這樣不確定的信息怎能作為解決關鍵問題的突破口？

事實上吳健雄在一些更為關鍵問題上的回憶已被科學史工作者確定存在回憶偏差。比如實驗首次觀察到宇稱不守恒的跡象日期，綜合其他史料分析，吳健雄的回憶出現了偏差。

有意思的是，到了楊振寧提供證據時，二湘的表現卻是另一番姿態。比如在面對楊振寧提供的證明自己是費米的得意學生證據時，二湘的表態是“他提供的幾條證據和李沒什么關系，尤其前面幾條，真實性我們無法證明……”這就怪了，二湘為什么不說吳健雄的回憶或李政道的證據“真實性我們無法證明”？

說到楊振寧到底是不是費米的學生這個問題，我一直覺得李政道指責楊振寧不是費米的學生，在這個問題上李政道是輸得一塌糊涂。楊振寧是不是費米的學生這居然成了李政道和楊振寧爭論的問題。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這個問題跟誰先提出宇稱不守恒有什么關系？爭論這個問題能有什么意義？當李政道指責楊振寧不是費米的學生時，楊振寧作出了回應。二湘沒有貼出楊振寧的回應，我在這里貼出：

二人是因爭論宇稱不守恒的功勞決裂，之后一些無關緊要問題的爭論則是出于表達對方品質存在問題。關于楊振寧是不是費米的學生，我可以提供兩條信息。一個是在1999年楊振寧的退休學術討論會晚宴上，弗里曼·戴森（戴森球的提出者）作了《楊振寧——保守的革命者》演講，里面提到了費米對楊振寧的影響——“他從費米那里學到的物理比從任何他人那里學到的為多”。

另外一條是費米對楊振寧的評價：楊振寧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學家，他跟中國古代著名學者不求聞達的態度完全一樣。能夠結識他，深以為榮。若說他是我的學生，誠愧不敢當。當我們在一塊兒共同研究學術時，我經常意識到他是一位悟性極高、確能舉一反三的科學家。在普林斯頓物理研究院的許多專家中，我最賞識楊振寧博士那種不怕困難，在解決問題時那種堅定持重和沉靜的態度。這乃是從事科學研究的青年人應該學習的。

費米1954年去世，那時宇稱不守恒尚未提出。至于楊振寧是不是費米的學生問題，費米對楊振寧的評價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就看做閱讀理解的人會不會有傾向性的歪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