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江良書評丨《“正史+野史”融合構筑的“宏偉史詩”——讀黃亞洲長篇報告文學〈百年蝶變〉》（2024年）

（圖片源自網絡）

“正史+野史”融合構筑的“宏偉史詩”

——讀黃亞洲長篇報告文學《百年蝶變》

□盧江良

跟黃亞洲老師認識將近二十年，期間收到過他的多部著作，可一直沒為他及他的著作寫過任何文字。以我們相熟的程度，出現這樣的情況，似乎有些說不過去。不過，不寫自有原因——以黃老師在文壇的地位，為其寫述評的可謂多也，筆者所從事的并非文學評論，擔心寫不到位，所以始終不敢輕舉妄動。前些日，再次有幸收到他的長篇報告文學《百年蝶變》，認真拜讀之后，覺得頗有話想說，便寫了下面這些文字。

《百年蝶變》書寫了嘉興自1921年至2021年百年的歷史。從1921年這個時間節點寫起，顯然已確定了這部著作的定位——它不是一部一般意義上的城市演變史，而是一部滲透著“紅船精神”的城市發展史。事實上也是，這部著作真實生動地再現了作為紅船啟航地的嘉興在遭受種種苦難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百姓命運、城鄉面貌、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并邁向共同富裕的壯闊歷史。

我們印象中，大凡書寫國家與城市命運的著作，一般都會采用宏闊的敘事手法，以鳥瞰式視角，全面展現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然而，這部著作明顯有些不同，它既有宏觀歷史圖景的鋪展，又有典型事件、名人故事的特寫，還有最基層鄉村、最底層人物命運的聚焦，以此呈現社會歷史的整體變遷和詮釋國與家、城市與個人的命運，讓讀者在細微處，真切感知一個江南城市所體現的中國近現代歷史。

譬如，作品第二章第一節《嘉興近代民族工業的起步，雖有雄心，卻步履踉蹌》，鋪展的是宏觀歷史圖景；第三章第二節《緣緣堂的焦黑廢墟與豐子愷的“護生”理念》，是對名人故事的特寫；第四章第四節《血吸蟲病奪走了老夏頭的性命》，聚焦的是最底層人物的命運；第六章第十節《“編輯部的故事”與編輯部前面馬路的故事》，記錄了作者的親身經歷。如是種種，不同層面的題材深度縱橫交織，真實而獨特。

特別是“老夏頭”一家的線性敘述，幾乎每個章節都有體現。這種虛構的典型人物進入嚴肅的正史介紹，是一種新穎的寫作手法，相信讀過這部著作的讀者都有這樣的深切體會，他們不認為“老夏頭”是虛構的、雜取的，而認為是鮮活的、真切的、在杭嘉湖水鄉扎扎實實呼吸著的。

其實，縱觀中國歷史，自古就有正與野之分。前者是以傳記方式編纂的史書，具有較強的權威性，體現了國家意志和民族情感的主流意識；后者，在權威性嚴肅性方面不與前者比肩，但追求強烈的鮮活性，盡力貼近大眾的閱讀心理，同時，也不乏全方位地滲透個人的見解和判斷，容易與讀者同頻共振。

我們看《百年蝶變》這部長篇報告文學，作者恰恰是將“正”與“野”兩種歷史敘述有機地融為一體，既具正史的權威性，又富野史的鮮活性，從而成就了這部用“硬核史實+風云人物+親身經歷”精心構筑的“宏偉史詩”。

在眾多“城市史”“城市傳”“城市志”的敘述中，這部城市百年歷史的闡釋，確實別具一格，使人眼前一亮。

那么，這部著作的敘述角度，何以會采用這種多線條行進方式？無疑，這與作者的“身份”相關。黃亞洲曾主持浙江省作家協會工作多年，這種官方身份決定了他看視歷史多采用宏觀視角，譬如他著有長篇小說《日出東方》《雷鋒》、電影劇本《開天辟地》、電視劇本《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等代表作；但同時，他又是一名活躍于當代詩壇的詩人，已出版《行吟長征路》《我扶著大運河歌唱》《黃亞洲百詩精選三人評》等30余部詩集，看歷史自有一種“詩史”角度，視線十分靈動。

因此，亦“正”亦“野”交相輝映，黃亞洲創作出這部別致的“城市史”，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了。

2024.8.21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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