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日本經濟給中國的真正教訓

導讀

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最新經濟展望顯示，以美元計算，日本2023年的名義GDP將低于德國，跌至世界第4位。

對此，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在記者會上回應稱，日本的經濟增長潛力下降或低迷是事實，通貨緊縮的背景下也有匯率的影響，如何創造不斷增長的經濟是當下的課題。

日本經濟界分析普遍認為，日本的名義GDP被德國反超，主要是由于近期日元貶值和德國的高通脹，也反映了日本經濟的長期疲軟。

正文

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認為，“將日本經濟在世界排名后退的原因歸罪于匯率，這樣的分析站不住腳。”進入21世紀以來，日元匯率從2000年的107.77日元對1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79.79日元，之后下滑到2022年的131.50日元。日元匯率在變，但日本經濟規模在世界占比逐漸下滑的趨勢未變。“2012年是日元匯率最高的一年，當年日本GDP為6.27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8.34%，比2022年要高，但和1989年的15.45%比，已經接近腰斬，減弱態勢非常明顯。”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津上俊哉則用德國、日本、韓國的人均GDP進行了比較：2022年德國人均GDP是日本的1.4倍，韓國是日本的0.95倍。而2012年，日本人均GDP是德國的1.1倍，是韓國的1.9倍。“十年間，日本人均GDP排名從第13位跌至27位。即使去掉匯率因素，日本經濟停滯現象還是很明顯。所以，德國GDP超過日本不只是日元大幅貶值的因素造成的。”

前段時間，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在網絡上引起熱議。辜朝明曾在東京見證日本經濟大衰退的全過程，并從中發現經濟失去動力的原因——企業不約而同地試圖修復資產負債表，使得資金都“凍結”在了銀行里。為了保持經濟活力，政府就必須施行持續的財政刺激政策。

但是這真是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嗎？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蕭條最多持續幾年，即使是美國的“大蕭條”也只是持續了十年左右，而日本的經濟低迷持續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過美國。當時日本擁有一大批如索尼，松下，日立全球領先的科技公司。但是如今呢，全球前二十的科技公司幾乎都是美國和中國的公司，日本公司幾乎集體消失了，人均GDP也被美國遠遠拋在后面。所以要了解日本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必須去深挖為什么日本企業在過去三十年的創新能力忽然就停滯了，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于落后于日本和韓國。而日本創新力的拐點和日本年輕人口增長拐點的幾乎是同步的，這并不是巧合。

20世紀50—80年代，日本的經濟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具活力的。在長達30年的時間內，日本的年均GDP增長率超過8%。日本公司成長迅速，在諸如電子工業、自動化以及工業設備等很多領域中都是創新的領導者。1990年，在國家競爭力的世界排名中，日本高居榜首，而且日本的人均GDP也超過了美國。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日本的人口開始急劇老齡化，日本的經濟命運也迅速反轉。創新的引擎很快失去了動力，最具創新精神的日本公司幾乎都開始變得遲緩和保守。最初在半導體行業中，緊接著就是軟件和通信行業，最后在遺傳學領域，日本公司被來自美國和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和韓國）的公司趕超。2008年，在最具競爭力國家的排名中，日本掉到了第20位。

有人說，日本現在仍然是發達國家，2022年人均GDP達到3.38萬美元，經濟也不算差吧？

但事實上，1990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過美國。雖然日本2022年人均GDP達到3.38萬美元，但美國人均GDP達到7.6萬美元，可見，日本人均GDP已不到美國的一半。而且，由于日本高科技和創新力的衰落，從長期來看，日本人均GDP相對于美國的比重將繼續下降。

從人口增長率和經濟發展趨勢來看，不但德國GDP在今年會超過日本，甚至印度GDP也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過日本。近年來，印度GDP增長率居于世界各國前列。2023年第三季度，印度GDP同比增長7.6％，是各大國中經濟增速最高的。

2022年印度GDP已經超過其前宗主國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根據印度國家銀行在2022年9月的預測，印度GDP將在2027年超過德國，到2029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屆時，日本GDP將跌到世界第五。

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老齡化和年輕人減少引起的創新力衰退

把日本經濟長期低迷歸咎于匯率問題或資產負債表衰退，都是錯誤的解讀，只能解釋短期衰退不能解釋長期衰退。沒有投資不是負債太多而是沒有需求，沒有需求是因為創新力衰退。

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與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不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只出現了很短暫的嬰兒潮，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時，日本人在很短的時間里快速富裕起來。當日本的人均收入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5000美元時，其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以下。當20世紀80年代人均收入達到10000美元時，日本的生育率下降到了1.6左右。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到1.5，近年來下降到1.3。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低生育率導致日本的人口結構嚴重老齡化。65歲以上的老人從20世紀70年代占總人口的7%，增加到了2022年時的29.9%。

隨著勞動力的老齡化，一家典型日本公司的員工年齡分布往往是這樣的：年齡為40～50歲的員工數量，遠多于20多歲和30多歲的員工數量。通常情況下，日本企業在考慮給員工晉級的時候會論資排輩。當中年甚至更為年長的員工人數在公司中占據多數時，年輕員工的晉升就會放慢。

統計數據顯示，日本企業中經理人的年齡越來越大。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中32%的經理年齡在35歲以下，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只有不到16%的經理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再來看看部門主管的年齡構成：20世紀70年代，25%的部門主管年齡在45歲以下，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只有8%的部門主管的年齡低于45歲。企業中，初級管理層中的年輕人比例比整個公司的年輕人比例下降得更快，高級管理層中的年輕人占比要比初級管理層中的年輕人占比下降得更快。這是因為，在一般情況下，管理層的晉升或多或少與資歷有關，因此在管理層的年齡構成中，勞動力老齡化帶來的影響會被放大。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當企業的管理層變得越來越老時，他們傾向于讓晉升標準變得更保守、更重資歷，從而保護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因此，日本的年輕勞動者只能占據較低的職位，管理經驗較少，財務資本和社會資本也都很少，造成其創業和創新能力低下。

大多數人的認知能力在30～50歲時達到頂峰，學習能力在20多歲時最強，因此年輕人在學習新技能和適應新環境方面表現得更好。而提出創造性經營理念和經營創業公司所必需的知識技能，通常需要從經驗中獲得。因此，最好的創業年齡在25～35歲。因為這一年齡段的人已經積累了一些知識和經驗，也仍然保有開放的心態，并且愿意去冒風險。

在高科技產業如軟件和互聯網行業中，初創公司至關重要。在美國的十強企業中，有六家是在近40年內創立的，而在日本，沒有一家是在近 40 年內成立的。

美國十大高科技公司中的七大公司的創始人至今仍然健在。他們創辦公司的平均年齡是28歲。比爾·蓋茨創立微軟公司時，年僅20歲；萊昂納多·波薩克創立思科公司時，年僅33歲；拉里·埃里森創立甲骨文公司時，年僅32歲；拉里·佩奇創立字母表公司時，年僅24歲；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創立戴爾公司時，年僅22歲。另外，已故的史蒂夫·喬布斯在 21 歲時創立了蘋果公司。

這些公司在過去的 30 年里為美國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相當于美國 GDP 總量的 10% 以上。美國經濟的卓越表現，可以說主要得益于高新技術企業。

然而，在過去30年里，日本公司的價值卻并沒有增長多少。我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日本領先的互聯網公司大都由跨國公司或大型財團的專業經理人來掌管運營。例如，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日本公司，最大的門戶網站和拍賣網站是雅虎日本公司，而最大的社交網站line原本是一家韓國公司的子公司。相較而言，在美國、中國甚至韓國，幾乎所有的互聯網公司都是由當地的年輕企業家所創辦的。這是日本缺乏創業精神的另一個證據。

日本不僅僅缺乏創業企業，即使是曾經領先的老牌企業，在與美國企業的競爭中也表現得行動遲緩，決策僵化。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勞動力的老齡化與僵化的晉升制度相結合，削弱了日本企業的活力，導致它們在與美國年輕公司的創新競爭中落敗。例如，日本企業曾經一度主導世界的半導體產業。20世紀80年代，日本公司擁有世界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日本電氣公司（NEC）和東芝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家半導體公司。世界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有一半都來自日本。然而，20年之后，世界十大半導體公司中只有兩家公司來自日本。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兩家公司分別是英特爾公司和來自韓國的三星公司。日本公司衰敗的原因是，半導體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重大創新。英特爾公司抓住了個人電腦領域中微型處理器的機會，三星公司則占領了個人電腦領域中的內存芯片市場。相比之下，日本公司對新機遇的反應非常緩慢，它們繼續專注于對大型機芯片的完善，卻沒有轉換到個人電腦市場。結果，日本公司輸給了美國和韓國的競爭對手。

另一個例子是軟件行業。美國和歐洲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許多專注于ERP（企業資源計劃）的軟件公司。ERP是指幫助大型制造企業管理其業務的軟件。領先的ERP軟件制造商甲骨文公司和SAP（思愛普）公司，已經進入世界上最大的軟件公司之列。日本擁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先進的制造企業，可是，為什么沒有出現一家日本的全球ERP軟件公司呢？原因在于，與美國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在采用新的IT技術方面非常緩慢。ERP軟件的普及水平只有其他發達國家水平的一半，甚至比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公司都要低很多。一項調查研究了日本公司應用ERP軟件水平低的原因：日本的管理層對信息技術的認識水平比較低，也不愿意改變自己現有的業務流程。采用IT技術的滯后，與日本高管人員的保守心態有關，畢竟這些高管人員比其美國同行的年齡大得多。

日本的其他高科技產業，如互聯網和通信設備，在適應新的IT技術方面也非常遲緩。總體而言，日本不僅缺乏新的創業公司，而且現有公司也變得思想保守、行動緩慢、流程僵化。當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步伐加快的時候，年長的日本高管人員就很難跟上了。

有人說：年輕人少了，難道不是讓年輕人有更多機會嗎？

事實上，年輕人少了，社會缺乏活力，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和注意力投向老年人，老年人的話語權上升，年輕人反而更沒有機會。在一個老齡化社會中，公共政策會趨于保守和短視，年輕人的利益則被邊緣化。近30年來，日本許多年輕人早就“躺平”了，他們不婚不育，使得日本的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減少了，好的就業機會也會減少，為了競爭好的就業機會，教育也會更加內卷。

日本退休老人所享有的福利和權益，讓全世界都羨慕不已。退休后，日本員工可以領取原來工資的70%，遠高于年輕員工的工資。政府通過稅收和福利制度的設計，將本應屬于年輕人的一大筆收入轉移給了老年人，難怪日本被認為是老年人的天堂。

把年輕人的收入轉移給老年人并非一定不公平，因為最終每個年輕人都會變老。然而，就像當老年人占據更多的管理崗位后，公司就會變得不那么具有創新精神一樣，當老年人相對于年輕人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時，政府和整個社會都會變得更加保守，日本的政治家也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經濟政策。20世紀90年代，當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時，政府采取了零利率政策。這是一種非常保守的做法，使得那些管理不善的銀行或企業能夠繼續生存下去。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無法理解為什么日本政府不允許這些低生產率的企業倒閉，從而使得創新和創業所需的能量得以釋放。這一政策選擇也可能與勞動力的老齡化有關。根據聯合國的數據，2022年日本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48.7歲，中國為38.5歲，美國為37.9歲，印度為27.9歲。如果政府允許這些企業倒閉，與一個30多歲的勞動者相比，一個40多歲的勞動者被解雇后學習新技能和找到新工作都要困難得多。讓這些低生產率的企業得以生存，也許是日本政府做出的正確選擇，畢竟中老年雇員的調整成本實在太大了。

出于類似的原因，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也過于保守。由于日本政府過于關注公共資源的短期負擔或吸收移民的短期痛苦，日本的移民政策過去一直非常保守，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步開放。但是同樣地，從控制選票的老年人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因為老年人通常只關心短期利益（在他們在世的那一段時間內）。在一個老齡化社會中，公共政策會趨于保守和短視，年輕人的利益則被邊緣化，因為他們本就在政治的邊緣。

年輕人的邊緣化，對結婚和生育率也有負面影響。為了省錢，更多年輕人不得不和父母一起生活。有一個詞來形容那些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輕人，即“食草男”。這些“食草男”通常只有臨時的工作或沒有工作，在經濟上主要依賴父母。因為職業前景暗淡，他們既沒有努力工作的動力，也沒有追求婚姻伴侶的動力。他們通常是媽媽的寶寶，不怎么做家務，顯然對于女性也沒有吸引力。據一本叫作《“食草男”正在改變日本》的暢銷書估計，在20～34歲的日本男性中，有2/3是“食草男”，按照傳統的標準，日本女性越來越難以找到合適的丈夫，因此，許多日本女性仍然單身。近年來，所有年齡段的日本單身女性比例都在迅速增加。在30～34歲的年齡組中，單身女性的比例從1985年的10%上升至2015年的35%，她們中的許多人將終生不會結婚。晚婚或不婚進一步加劇了低生育率的問題，形成了惡性循環。

中國的生育率已經比日本更低，急需出臺發錢生娃政策

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持續走低，根據最新出版的《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23》的數據，2022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05，僅相當于更替水平的一半。從2017至2023年，中國的出生人口已經連續七年下降。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只有902萬，生育率只有1.0左右。

那么，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與日本有什么不同？至少有兩點不同：第一，人均GDP不同。2009年日本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人均GDP為4.13萬美元；而2022年中國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人均GDP只有1.27萬美元，約相當于2009年日本的三分之一。第二，生育率不同。2009年日本人口進入負增長時，總和生育率為1.37；而2022年中國人口進入負增長時，總和生育率只有1.05。 可見，中國和日本在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中國的生育率和人均GDP都比日本更低，將來的低生育率問題也將比日本更嚴重。

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如果沒有出臺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中國出生人口將在2025年跌破800萬，2027年跌破700萬，到2050年降至493萬。中國現在的出生人口不到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紀中葉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按此預測，中國出生人口將在2056年被美國反超，到2100年只有美國的2/3左右。現在中國總人口還達到美國的四倍多，可出生人口卻將在兩代人后被美國反超，可見人口衰竭之快。在年齡結構方面，預計205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達到32.5%，比現在日本老齡化程度更高。

如果沒有出臺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減少到11.7億，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到4.79億，占世界比例將從現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9%。按此趨勢，華夏民族幾千年積累的人口優勢，將在100年內喪失殆盡。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慣性，總人口的萎縮會滯后于出生人口的萎縮，因而不能及時反映人口衰減的嚴峻性，及其對經濟社會的深刻影響。

在經濟方面，目前中國經濟的各個領域都已經投資過剩。那么中國經濟還有什么可以投資的地方嗎？當然有，那就是人力資源，而且目標首先是人口的數量而不是質量。

中國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既有國際普遍規律性的原因，例如受教育程度提高、年輕人追求個人的獨立享受等等，但也包括國內特殊的原因，比如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過高，房價收入比過高、托兒所奇缺等因素。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中國的生育成本相對于收入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因此，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減輕育齡家庭的生育成本，而發放育兒補貼，就是降低生育成本最主要也最直接的方式。目前已經可以看到，自放開三孩政策實施以來，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出臺或擬出臺生育或育兒補貼的相關政策，各自拿出了真金白銀來鼓勵生育。但目前看，現有的補貼力度也只是杯水車薪，也遠低于國際水平。

我們針對生育補貼所提出的具體方案建議是：針對家庭按照孩子數量發放，給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補貼3000元，三孩家庭補貼6000元。按上述補貼計算，即一孩家庭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補貼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補貼2000元。按此計算，每年大約需要提供1-3萬億左右的補貼。

有人說：現在人工智能越來越發達，還需要這么多人口嗎？

事實上，在科技和文化創新產業里，頂尖的創新人才是關鍵。人口大國的人才池子大，頂尖的人才就會多。還有市場規模大，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研發和創新的人員。所以人才和市場規模是國家創新產業的競爭力的保障。創新產業的特點是，需要巨大的研發投入，但邊際成本卻很低。人口大國往往能夠仰仗其市場規模承受巨額投入的成本，并且依靠龐大人才資源形成產業和科技創新的集群，從而在新興領域率先實現產業化，然后將商業模式迅速復制到其他國家。美國的創新產業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就是得益于其發達國家里最大的人口規模。所以中國雖然人均收入還遠低于美國，但是得益于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人口規模，其科技創新的競爭力已經緊追其后。甚至在美國貿易戰和卡脖子的打壓下，仍然能夠應對自如。試想如果中國的人才和市場規模，按照每代人減半的速度萎縮的話，未來的國際競爭力，尤其在不友好的外部環境的抗打壓能力就會弱很多。

結論

由于日本長期的低生育率，其人口規模和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惡化；創業和創新活力的缺失，使得日本在高科技創新的競爭中被美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擊敗。老齡化社會的影響會自我強化，因為相對龐大的老年人占據公司的高級管理職位，年輕人晉升速度和創業活力下降。把日本經濟長期低迷歸咎于匯率問題或資產負債表衰退，這是誤讀日本經濟的問題，可能忽視了更加本質的低生育率問題。雖然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夠起短期的作用，但長期無助于解決低生育率引起的創新力不足和投資需求問題。

中國要避免重蹈日本經濟的覆轍，需要出臺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以提高生育率。雖然中國經濟長期向好，但是短期正面臨人口和投資的雙重下行壓力，在基建、房地產、制造業產能等方面的投資已趨于飽和，而且對未來人口快速下降的預期，也抑制了房地產等行業投資需求。要想緩解這些問題，我們的建議是給有孩子的家庭發錢。此舉可以減輕育齡家庭的生育養育和教育負擔，實現提升生育率的目標，這其實是對未來人力資源的投入，也是回報最好的投資。短期可以擴大消費和提振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長遠來看，也有利于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競爭。

另請關注我最近發表的三篇解讀2023年中國人口數據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