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憶錢穆先生

錢穆先生在臺灣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國”時已七十四歲，住在臺北外雙溪東吳大學后面一塊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樓名為“素書樓”，紀念家鄉與母親。他以為從此可以安居終老，在房子四周種花植樹。沿著進門的二十多級石階，種了兩排槭樹。

　　我第一次俯身去撿拾階旁紅葉，是去素書樓拜望他的第十四個秋天了。以前怎么沒有注意到那么“正統”的紅葉呢？最初幾年，也許樹還太小，落不出那么熟透、美麗的葉子。實際上，我每次去都匆匆沖上石階，多數的時候手里提著書或禮物，身心都在緊張狀態，想著進了門要說些什么。鞠躬走出紗門，總是暮色已深。

　　最緊張的登階記憶是1972年深秋，當時我剛到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個月，原以為是個純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卻幾乎全是政治問題，報紙的報導、社論和專欄最熱門的題目是罵部編本的教科書。1969年，全臺三十多萬國中生，還有老師、家長和社會都等著看國立編譯館能編出什么樣的新教科書來，尤其是國文、歷史和數學三科，學術界更虎視眈眈地等著。進而對高中國文、中國文化史、大學用書更似全民進入監視期。有人對高中國文選材不滿意，甚至說主編者思想有問題……

　　突然間，又爆發了“岳飛跋扈說事件”。先是由臺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著作《中國通史》引起，有人指控書中寫道，岳飛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時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對武圣不敬的言論，亦出現在林教授另一本著作《宋史》中，將由國立編譯館收入“大學叢書”出版。此事立刻成為熱門新聞，每日都有討伐之聲，其中最激烈的有專欄名家誓還（吳延環先生，立法委員）和自稱是岳飛同鄉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脅說，對武圣不敬是動搖國本，危害國家意識，居心叵測。還有一文說：“據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輩。”那時的館長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在中興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二十年。除了在報上說明，此為前任留下舊稿，現在并無出版計劃，并派我前往懇請已來臺灣定居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審查該稿，再做決定（當時臺灣各校歷史系前輩均已被敦聘為歷史教科書委員會委員）。錢先生在電話上說，他已七十七歲，來臺安居，已不再作審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們實已無人可求。館長派我帶《宋史》原稿到素書樓，務請錢先生過目。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于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幾上，我道謝后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里，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圣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云平去立法院說明。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后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到這里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么不值得！回到館里，我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嗎？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么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卷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后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分。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后，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并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在陳述我編書理想時，我終于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么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1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館長指示下，奔走于學者、專家之門，請他們聽我陳述編書的理想。在立法院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臺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

　　從這一年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后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槭樹長得很高了。1985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里積滿了臺灣少見的紅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后，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么新書時，我有時會以我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涂地不僅帶給他館里出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我回臺大之后，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譯者陳大安，臺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對于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有趣”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在1983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于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云南宜良北山巖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在該書《引論》中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頁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么肯在舍香港而來臺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余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1950后臺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范疇，但是對于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半世紀動蕩，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吧。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并不難懂了。

　　我記得后來一次談到“文革”，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后，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臺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漫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于1951年出版《莊子纂箋》，序文說，“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嘆。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天地之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茍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于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后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于考亭之釋離騷也。”這種沉痛和抗戰初起著《國史大綱》時充滿奮斗救國的心情多么不同。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1967年錢先生遷居臺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臺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臺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后逝世。

　　十二年后，2002年三月，臺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后，在后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么？”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么？”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挽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挽聯來象征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后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分，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于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并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絢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后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簸聚散的感嘆：“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久　錢穆　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墻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么愿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于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臺灣后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臺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恒君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舍，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后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云南去香港，來臺灣。到臺灣后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并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后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為時代風氣卷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1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