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承認夏朝，為何卻認可良渚？國家的先見之明被陜西考古證實

中華文明究竟起源于什么時候？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都以“冶金術、文字以及城市”的出現作為判定是否進入文明階段的三要素標準。

參照這個標準，中國史學界往往把夏朝的建立作為中華文明的肇始，而把早于夏朝的歷史時期解讀為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盟階段。

這種看法并非現在才有的。我國古代的史官在著史立傳時，也常將夏朝作為劃分界限。比如中國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記》以《夏本紀》作為王朝開端，而將夏之前的歷史概述為“五帝”，并且特別注明“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顯然在司馬遷看來，五帝不是一個政權的名字，只是幾位英雄人物的統稱；而且就五帝本身而言又存在諸多不可確信的成分。

不過，即便是在中國史學界公認的國家文明開端—夏朝，在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中，也并未得到承認。

比如英國《世界歷史百科全書》官網在描述夏朝時，是這樣說的：“今天，許多學者仍然認為夏朝是一個神話，但似乎無法解釋為什么發現的物證與他們的說法相悖。那些認為夏朝是現實的人也處于同樣的劣勢，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一處遺址被發現是屬于夏朝的”。

這段文字描述，相較而言已經是非常客觀了。《劍橋中國上古史》以“夏代歷史和商代歷史的可靠性不一樣”為由，甚至都沒有設夏朝章節。

也許有朋友看到這里會提出疑問，我們的考古工作者不是在河南偃師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嗎，這難道不是夏朝的物證？

二里頭遺址從上世紀50年代末被考古發現的頭20年里，始終是被當作商朝的西亳來看待的。直到1983年偃師商城被發現后，“二里頭夏都說”或“兼跨夏商說”才逐漸得到學者的認可。

此后，考古學界的泰斗鄒衡先生通過對商文化的系統研究，辨識出二里頭文化系統和河北的先商文化系統存在文化面貌上的顯著差別，而前者在時間上要早于后者，最終得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為夏文化的結論，由此，二里頭是夏朝晚期都邑得到了考古學界的普遍認可。

但二里頭遺址同樣存在一個最大的短板：至今沒有自證其是夏朝遺存的文物出土，包括文字或任何可能與某位夏朝君主存在直接關聯的遺物。

就連《夏朝周斷代工程報告》在論證二里頭遺址性質時，也只能采取旁證法：首先，二里頭遺址的地理位置與文獻所載斟鄩的地望相符合；其次，二里頭遺址的延續時間和斟鄩作為夏代都邑的歷史相符合。

正是由于這種“先天不足”，導致了西方所有涉及介紹中國歷史的文獻中，對夏朝的描述都不免使用了“傳說”、“神話”等字樣，或者干脆一筆帶過，著重從商朝開始，比如上面提到的《劍橋中國上古史》。

如果夏朝不被承認，那么在西方的眼中，我們的文明史豈不是無端少了一千年，只能上溯到距今只有三千多年的商朝？

事情很快出現了轉機。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理事會大會上，良渚古城正式進入了世界遺產名錄，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

評審專家在解釋良渚入選的原因時用了如下闡述：“良渚古城遺址展示了一個存在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并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杰出貢獻。”

由于良渚文明起源于距今5300年，基于此，良渚遺址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要知道，這可是國家官方層面的表述，并非出自某位學者的一家之言。

但是問題也來了，良渚這個古國政權在我國古代文獻當中沒有任何記載，它在距今5300年左右突然興盛，又在距今4300年時驟然衰亡。

二里頭遺址還能按照“二重證據法”去和文獻記載中的夏王朝比附，良渚在這塊則完全是空白。甚至就連“良渚”這個名字都是現代人起的，“良渚人”恐怕不會稱自己的國家為“良渚”。

既然如此，那為什么距今4000年的夏朝不被西方所承認，反倒是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明卻到了世界認可呢？

首先是“夏朝”和“良渚”概念上的不同。前者是一個“自稱”性質的政治概念，而后者則是“它稱”性質的考古學名詞。所以，想要證明良渚進入了國家文明階段，只要羅列考古所呈現出的文明要素即可。但想要證明夏朝存在，不僅要拿出考古發現，還得證明這些考古發現就是夏朝的遺存。

而上文已述，二里頭遺址恰恰缺少同“夏”建立某種關聯的直接證據。也就是說，二里頭遺址作為一處考古學遺存，同樣可以拿來證實在距今3700年的河南存在一個廣域王權政治實體，事實上，洛陽在2023年正在積極籌備推進二里頭遺址進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但如果想要證實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的遺存，缺少一錘定音的證據。

其次是良渚自身所展現出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形態。我們來看一組數據：良渚古城的外城面積是620萬平方米，相當于8.6個故宮；內城面積300萬平方米，相當于4個故宮；內城中還修建了長630米寬450米的貴族居住區，相當于40個足球場。而為了防止良渚古城被隨時可能到來的洪水侵襲，良渚人在古城周圍還修筑了長達十幾公里水壩，據估算，庫區面積相當于兩個西湖大小。

如此龐大的工程，所需要的工程量約等于3600萬個勞動日，換言之，如果是10萬人同時勞作的話，也需要至少一年以上才能完工，良渚需要同時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具備一個自上而下可以有效調動社會資源的權力機構；第二，具備龐大的農業生產能力，足以供給10萬人一年或1萬人10年的脫產勞動。

但奇怪的是，良渚古城內卻并沒有發現農業生產的跡象，反倒是在長江下游的上海、蘇南發現若干良渚文化的次級聚落有農業遺存，這說明良渚的統治者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兩級行政管理體系，由基層負責供給都城所需的糧食等經濟資源，儼然是個高度復雜化的國家政權。

所以，良渚文明能夠得到世界的認可，是有鐵證作為支撐的。

需要指出的是，良渚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并不意味著中華文明只有5000年，也并不意味著在距今50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我國只有良渚一處閃光點。

現有的考古發現證實，在距今10000年左右，我國的北方和長江中下游就分別產生了以栽培粟和水稻兩種農作物的定居農耕經濟形態。

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了數十座房址和數百座墓葬（城市雛形），出土墓葬中，發現了隨葬綠松石裝飾（手工業）和龜甲刻符（文字雛形），有些符號甚至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頗為相似。

在距今6000年的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發現了面積9萬平方米的軍事城址，內部設有大型的祭壇、建筑基址、道路以及完整的排水系統。

在距今5800年的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發現了一處隨葬近百件隨葬品的古墓，這也是我國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貧富分化懸殊的墓葬。

而到了距今5300年，也就是良渚文明興起的同時，全國各地的區域性文明可謂遍地開花。遼寧西部的紅山文化出土了代表中國圖騰信仰的玉石龍；河南鄭州發現的雙槐樹遺址被證屬于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面積達160萬平方米，大型聚落、祭祀區和墓葬區的嚴格劃分暗示這里存在嚴重的社會分化。

如此多的區域文明起源，它們之間究竟是通過怎樣的互動交流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呢？在形成過程中，誰又是其中主要的文明驅動者呢？這個問題可謂相當復雜，畢竟，許多遺址的考古發掘只有冰山一角。

所以，良渚代表50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的中華文明去申遺，其實帶有很多的偶然性。正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笑稱“我們當時就把寶押在了良渚了”。

2016年6月13日，平均年齡89歲的四位考古專家—宿白、謝辰生、黃景略、張忠培，集體向國家提議《關于良渚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標志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建議》，1個月后得到批復，良渚申遺上升為國家行為。

而2023年陜西西周墓葬的考古發現，證實了國家的先見之明。

根據陜西省寶雞市考古研究所發掘報告顯示，考古人員在西周一處公共墓地中發現了彩繪陶器、玉琮等大量的帶有東方色彩的古代文化遺存，判斷來自陶寺文化，而陶寺文化中的玉琮又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

接下來我結合新舊考古發現，來對上面這段文字做個解讀。

在此前的考古發掘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良渚文化經江蘇海安、徐州新沂北上進入大汶口文化勢力范圍的路徑。比如徐州新沂花廳遺址就同時出現了良渚文化玉琮和大汶口文化豬下頜隨葬的情況。

經X射線定量法測試，花廳遺址中的大汶口和良渚文化陶器殘片產自不同地區，說明大汶口文化區域內的良渚因素，不是文化交流的產物，而是良渚人直接北上的結果。

良渚人的北上，不僅導致大汶口文化中大量出現良渚文化因素（如玉文化），也迫使原本固守海岱地區的大汶口部分族群西遷，這其中就包括著名堯帝族群。

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在考古學界被公認為堯的遺存，但奇怪的是，陶寺文化早中期普遍流行豬骨隨葬，是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習俗，而整個晉南地區在陶寺文化興起之前的2000多年時間里都沒有該墓葬習俗。

事實上，史書對堯帝始封地的記載也不在晉南，而在陶地，也就是山東定陶，屬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區，隨后才西遷進入山西境內。

結合陜西寶雞西周墓葬的考古發現的源自陶寺的良渚系玉器，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正是良渚人的大規模北進，攪動了整個華夏文明圈，原本世居海岱的大汶口族群被迫西遷，與當地的廟底溝文化結合催生出龍山文化。

從此前二里頭遺址、殷墟遺址、甚至包括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良渚系玉琮，再到新近發現的西周墓葬中同樣存在的良渚玉文化因素，可以說，良渚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確起到了主催動器的作用，造就了以玉為中心載體的早期中華文明，良渚代表5000年這個節點上成為中華文明的圣地，實至名歸。

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我們的祖先曾分別嘗試過建立純宗教國家（比如紅山文化、三星堆文明），也曾嘗試過建立一個神權和世俗權力制衡的國度（比如良渚文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于國家文明起源的知識，我推薦看《考古學家眼中的中華文明起源》這本書，通過考古發現去梳理華夏文明起源脈絡，權威性較高，正版價格目前正處于低點，可以點擊下方鏈接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