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進入青銅時代，晚夏銅禮器成為當時社會等級辨識的重要標志

根據文獻記載，早在大禹之時，夏人作戰就開始使用銅制兵器了。夏帝啟時，還派大臣蜚廉到附近山川開采銅礦，運到昆吾，就是今新鄭一帶 ，用澆鑄陶器的模范鑄造銅器。到夏代中晚期時，因“昔夏之方有德”，于是出現了“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的盛世景觀。

考古發現，在陶寺遺址晚期墓葬中曾出土過一件作為禮器的銅鈴，做工雖然粗劣，但卻是純度較高的含鉛紅銅，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復合范銅器，暗示彼時的夏人已經掌握了復合范鑄造工藝，為夏代晚期禮器群的問世準備了充足的技術條件。

陶寺晚期墓葬所出銅鈴

1980年，考古人員在大禹輔都登封王城崗遺址小城之西城內的灰坑中發現了一件青銅器殘片，系由錫鉛青銅鑄造而成，推測應為銅鬶的腹部和袋狀足的殘片。 隨后不久，又在曾是“太康失國”和“少康復國”重要事發地的新砦遺址 發現了一件殘長 8 厘米、形似鐮刀的銅片，可能是鬶或盉一類酒器的流部，即倒酒的槽或管。

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迄今已發現各種金屬器物 100 余件，質地有紅銅、鉛和錫銅合金以及鉛銅合金、鉛錫銅合金、砷銅合金等。這些合金的構成缺乏標準的配比。總體來說，隨著時間的后移，純銅比例逐漸下降，青銅比例呈上升趨勢，錫青銅和鉛青銅逐漸占據主要地位。二里頭青銅冶煉技術已經明顯超出陶寺、王城崗和新砦階段，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青銅器生產基地。

二里頭遺址所出乳釘紋銅斝

二里頭的青銅器從用途上可以大致劃分為禮器、兵器、樂器、飾品和工具等幾大類。一期沒有發現青銅器，到二期晚段才發掘出銅鈴和銅牌兩種，三期時開始出現容器爵，兵器戈、戚，工具刀、錛、鑿等，還有圓泡形器和鑲嵌圓形器等。

對二里頭青銅器鑄造技術分析顯示，當時已經使用了退火和冷煅等熱、冷加工的技術，其主要成就是使用了塊范法。青銅器作坊中發現了用來鑄造禮器、武器和小型木作工具的陶范。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禮器組合簡單，以青銅爵為主。例如，在出土禮器的座墓中，就有 9 座出有青銅爵，而且都是單獨出現，只有 1 例是爵與斝的組合，還是屬于二里頭四期；

二是造型比較簡單，多數為生產工具和兵器，如扁體四棱形狀的銅錐、扁薄短小的銅刀、呈錐形和圓葉形狀的銅鏃等，均系仿制石骨蚌器，屬于渾鑄成形，迄今還未見到分鑄的器物；

三是銅器的器壁極薄，形制還處于原始雛形階段；

四是所有青銅器均無銘文出現，大多為素面，只有部分銅器上有簡單的紋飾，如網紋、云紋、饕餮紋等。

目前在二里頭宮殿基址附近總共發現了三處鑄銅作坊遺址，其中最大的一處位于宮殿區南部四區，面積達到了 1 萬多平方米。這里發掘出了大量的爐壁殘塊、銅渣塊、陶范等。其中，爐壁是用黏土制成，里面還夾雜著一些谷粒和植物葉痕。內壁灰黑色，有的還保留一層或多層冶銅痕跡。

陶范也是用黏土制成，使用面抹有一層細泥皮，平而光滑。陶范陰面刻有符號。更重要的是，在這里還清理出來四處較為完整的長方形鑄銅工作面，最大的一塊長達 16 米，寬 6 米。工作面系由多層路土堆積而成，每層路土中都發現有紅燒土面和成片分布的銅銹綠。其中還有一些分布不太規則的柱洞，夾雜著少量銅渣、銅塊和爐壁殘塊。

二里頭遺址所出青銅斝

在三處鑄銅作坊遺址周圍的灰坑亦即垃圾坑中，發掘出了大量的銅渣塊、陶范碎片和小件銅器等。陶范數量多、體型大，從一期至四期均有發現。

夏代青銅器從目前看，大都是在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尤其是使用塊范法鑄造作為禮器出現的大件銅器，幾乎被二里頭壟斷。可以說，在同時代的遺址中，二里頭是唯一發現用塊范法技術制造青銅禮器的遺址。這意味著，這一技術可能已經被一個依附于二里頭統治者的手工業團體壟斷。

盡管考古工作者也在洛陽東干溝、山西夏縣東下馮和絳縣西吳壁等遺址 發現了大小不一的青銅作坊，但是這些作坊遺址僅生產工具和武器，其鑄造所使用的技術方法是雙面石范法，不見塊范法使用的痕跡。

研究表明，塊范法技術可能是在專門鑄造青銅禮器的過程中得以發明或提高的。青銅禮器可以說是晚夏最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經濟實力的象征。因此，塊范法技術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二里頭與同一時期周圍地區冶金技術區別的標志，是二里頭青銅禮器最醒目的標識。

青銅禮器目前在二里頭遺址共發現 46 件，包括爵、鼎、斝、鈴、鉞、牌飾六類。其中二至三期有 11 件，分別是爵（三期，7 件）、鈴（二期，3 件）、牌飾（二期，1 件）。

爵是二里頭文化發現最早、數量最多的青銅容器，屬于酒器，在其出現之前，二里頭貴族墓葬中發現的具有同類性質的白陶器形與之相仿。這意味著，這些酒器的類型承襲同禮儀宴饗有關的陶器傳統。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爵

從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作為禮器，這一風格傳承有自，暗示了相類儀式一直在延續。

一種新物質材料能夠得到統治階層的長期青睞，很可能是因為其產品在傳統儀式中具有非凡的意義，并能夠在其中發揮相應的作用。

新的金屬材料正是具備這樣的潛質，才成為作為貴族身份象征的禮器的最佳材質。如前所述，這一轉變發生在二里頭二、三期之交，彼時夏王朝正處于鼎盛時期，那些手工業者已經能夠輕松地得到金屬材料，模仿傳統陶禮器，以開拓性的姿態使用代表先進生產力水平的冶金技術，生產出復雜而昂貴的青銅禮器。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禮器

以酒器組合為核心的青銅禮器的出現意味著禮器制度的確立，“這是一個跨時代的變化，從此開啟了夏商、西周早期禮器一以貫之的以酒禮器為核心的禮器制度”。

二里頭銅鈴的形制同陶寺銅鈴相比，大同小異，能看出二者之間有很明顯的傳承關系。

二里頭文化標志性器物——綠松石銅牌，是一種獨特的器物，在二里頭文化之前的考古學文化中無蹤跡可尋。但同類的牌飾在齊家文化遺址中也有出土。有學者指出，甘肅天水地區發現的牌飾屬于齊家文化，源于新疆天山北麓文化。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銅牌和銅鈴、銅鏡等，都是西北青銅文化影響的結果。

前述二里頭遺址宮城內王墓中出土的綠松石龍，很可能是宗廟祭祀時，祭祀者抱在懷中的綠松石龍牌——“禹”的化身儀仗。祭祀時，主持祭祀儀式的官員持龍牌、系銅鈴、戴羽冠，進行跳舞一類的巫術表演時，綠松石龍牌、銅鈴等都可能是萬舞的道具。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偏晚至四期時，綠松石銅牌飾逐漸取代了綠松石龍牌，成為“禹”的化身儀仗和萬舞的核心道具。

二里頭宮城王墓中出土的綠松石龍

從字源看，古文字“夏”字表現的就是跳萬舞的人，因此，手執綠松石龍牌或銅牌、系銅鈴、戴羽冠而祭祀大禹跳萬舞的“中國之人”就是所謂的“夏人”。因此，二里頭青銅文化和萬舞是西北高地龍山社會青銅文化和“禹神話”信仰東漸的結果，在中原進一步得到發揚光大后才逐漸成為之后二里頭文化禮樂文明核心要素的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講，“祭祀大禹的萬舞，構成了夏代禮樂文明與制度的核心內涵，其物化的表現就是二里頭文化的綠松石龍牌和銅牌。”

毋庸置疑，青銅禮器是二里頭青銅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二里頭文化晚期禮器群的核心，與陶禮器、玉禮器和木質禮器等構成不同序列的組合，代表彼時社會不同的等級結構，成為明貴賤、辨等列的重要標識。 同時，青銅禮器作為青銅器重要的組成部分，還與城址、文字一起構成晚夏進入早中國時代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

可以說，在公元前 1800 年左右，夏王朝進入二里頭時代后，逐漸形成了以二里頭遺址為核心的早期國家城市網絡。而青銅冶鑄業的適時出現，滿足了貴族階層成長壯大的需要，對早中國時代的文明化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中原地區由古國階段跨入王國階段關鍵性的推動力量。

——本文摘自李琳之《晚夏殷商八百年》，因閱讀流暢需要，刪去了注釋部分。有需要者，可參讀原著。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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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