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大家焦延壽的人生境界

焦延壽是漢代重要的易學家，他的易學貢獻有兩點，一是首次引入陰陽災異的占候之術，二是留下堪稱《詩》《易》合璧的仿易佳著《焦氏易林》。焦延壽的世俗生活平淡卻意味深長，學他易以致用的易學人生和政治實踐卻比較完美地展現出周易的天人之學智慧。

一 易學傳承與平淡人生

焦延壽的現存資料，一是《焦氏易林》一書，二是《漢書》中的少量文字；即便是《漢書》少量記載，也是在記述焦延壽杰出弟子、另一位更出名的易學家京房時候的順筆交代?！稘h書·儒林傳》記載：“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硎恰兑住酚芯┦现畬W?！保ò喙蹋骸度辶謧鳌?，《漢書》卷八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01-3602頁。）《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又載：“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保ò喙蹋骸俄鮾上暮罹┮砝顐鳌罚稘h書》卷七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160頁。）

焦延壽問學于孟喜、授易于京房，其生平經歷十分簡單，一生波瀾不驚?！稘h書》記載他生平的兩處文字加在一起也不過80余字：“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吏，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愿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于小黃。”（班固：《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漢書》卷七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160頁。）

除了“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略帶傳奇色彩，焦延壽的一生可謂平淡無奇，是兩千余年間萬千學人士子學以致仕再普通不過的一個案例。第一，焦氏生于梁國蒙地，即今日河南商丘東北，這里自古地貧人窮，焦延壽也是出身貧賤，以至于他的成功在家鄉成為通過讀書做官改變命運的勵志榜樣而激勵著后世?！短接[》轉引《陳留風俗傳》云：“昭帝時蒙人焦貢為小黃令，……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保ɡ顣P：《太平御覽》上卷二六八，職官部六六，第二冊，第1255頁。）第二，焦延壽很幸運，知遇于梁敬王劉定國，得到資助有機會盡意于學并且學有所成。根據《漢書》所載的不多內容以及《焦氏易林》一書我們可以想見，焦延壽所學一定是以《易》為主、廣采博覽：一方面，從時代背景看，焦延壽處于武帝確立《五經》博士之后經學蓬勃發展的時代，從官方到民間，《易》《詩》《書》《禮》《春秋》各家經師林立，學術活動十分活躍，各家之間、各經之間互相影響，《焦氏易林》就結合了《易經》和《詩經》兩部經典的特點，既是《易》學佳著也是“《三百》遺法”（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二，轉引自錢鐘書：《管錐編》（二）上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220頁。）。另一方面，從焦延壽本人的易學傳承看，焦延壽除了“獨得隱士之說”，傾向陰陽災變的占候之術，更問《易》于孟喜，將孟喜“六日七分”說即七十二物候的卦氣說與自己所學相參照。正是在轉益多師的勤學基礎上，焦延壽學有所成，步入仕途。第三，焦延壽一生做官級別不高、管轄范圍也很小，從“為郡吏”到“卒于小黃”，終其一生官位不過一縣令、治域不過一小黃。在秦漢及其之后的中國歷史上，皇權為中心、以官為本位，名臣良相何止千萬，學優而仕、為官一方的學子官吏更是不計其數；如果僅從世俗經歷的表象看，焦延壽平淡無奇的從政經歷，不啻長河中的一顆泡沫、大風中的一粒微塵，普通平凡得微不足道。

焦延壽之所以為焦延壽、焦延壽之所以被載入史書，并非因為他的世俗經歷或官吏的身份，而是因為他是一位易學家，因為他的《焦氏易林》和以卦氣說為主體的易學思想。正因如此，也只有從易學而非世俗的角度審視，才可以真正進入焦延壽的精神世界，看出他平淡人生背后出處合道的高妙智慧，領會其“通達隱幾”“既明且哲”的生命境界。

二 “不教而化”的易家善政

在焦延壽的整個人生活動中，“學”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早年焦延壽就是因為“好學”知遇于梁敬王，命運發生轉變；這種命運轉變直接體現為焦延壽社會身份的變化，由原來貧賤的庶民階層步入“士”的階層。對“士”而言，不論是經營具體事務如許慎所謂“士，事也”，還是通達歷史變遷、引導社會價值如班固所謂“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都需要掌握專門的知識體系，亦即詩書禮樂的王官之學。 從“士”階層的社會來源看，“士”“不出沒落貴族和下層庶民兩大范疇”（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9頁。），對“沒落貴族”而言，專業性的知識體系和文化傳統在其宗族系統內部就有自然的傳承授受，而對“下層庶民”來說，接受這些專業性知識和文化就需要專門的“學-習”和特殊機緣。焦延壽從“好學”到受梁王資助“極意學”、“學成”致仕，就是通過“學”的途徑實現下層庶民向“士”階層的身份轉化。

焦延壽享壽大約七十，一生經歷西漢武、昭、宣、元、成五個皇帝，這個階段剛好是漢朝制度確立、定型的關鍵時期，“士”之所處的生存境遇與先秦已經根本不同。自秦漢尤其漢代以后，隨著相對穩定統一的中央政府的出現和政治制度不斷完善，大一統的國家和民族也在地域、制度和精神等層面上逐漸被“摶成”（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116頁。）；“士”之入仕由先秦“游士”在諸侯列國間的“周游”，轉變為“士子”不斷朝向中央政府的向心性趨近。 “士子，有王事者也”，大一統中央政府的出現，為“士”階層實現其追慕數百年的王道理想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也為其踐履家國天下的責任擔當提供了政治路徑。

從這個時代語境來看，焦延壽由下層庶民變為治學士子并為官一方，不僅僅是焦延壽自己一人偶然的人生際遇，而是代表了一個大時代的來臨和“士”階層嶄新的歷史境遇。焦延壽充分把握了這種人生和歷史機遇，盡管他做官的級別不高、治理范圍很小，但他小小的政治實踐卻十分成功甚至堪稱完美：“（焦延壽）為郡吏，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愿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于小黃。”焦延壽在小黃令上的“政績”主要有三個內容：一是“防盜賊”，二是“愛養吏民”，三是“化行縣中”?！胺辣I賊”是為官理政的基本職能，“愛養吏民”是儒家治國理民的主題內容，而“化行縣中”則近乎仁政王道的理想境地。李昉《太平御覽》就將焦延壽作為成功官吏的榜樣載入“良令長”。

漢代政治上出現的“循吏”現象，集中體現了漢代政治與文化建構中學人士子與官僚體系、民間學術與大一統政治權威之間的互動結合。所謂“循吏”，即“奉法循理之吏”，相對于無功無能的“俗吏”和有功卻酷虐的“酷吏”而言，強調做官理民既有良好效果又有正當途徑。不同時代的“循吏”所“奉”之“法”、所“循”之“理”并不相同，據錢穆先生考察，司馬遷所謂“循吏”是指“文、景時代黃老無為式的人物”，具有黃老道家無為而治的特點，宣帝以后出現的循吏多把為政理民與風俗教化結合一體，是儒家色彩濃厚的“教化型循吏”。

焦延壽與“循吏”有許多相同相類的地方，但又不可以一普通“循吏”視之。首先，與同時代“教化型循吏”不同，焦延壽的善治是“不教而化”，這顯示焦延壽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儒家。在中國政治史上，儒家色彩濃厚的“教化型循吏”，基本遵循儒家道德教化與法家刑法相結合的原則，兩者或有側重，但都是外儒內法政治傳統在地方治理的體現。在學術脈絡上，焦延壽既有深厚的師承淵源（如孟喜及不可考知的“隱士”），又有明確的授受弟子（如京房），他身處“士”所承載的學術傳承和文化傳統之中，“學”與“教”是他一生的重要內容；但史書上沒有任何焦延壽宣諭教民的記載，《漢書》更明確指出他“不教而化”。此處所謂“不教而化”的“不教”是指不針對百姓進行以政治為目的的道德教化。焦延壽的“不教而化”與正統儒家的“教化型循吏”形成鮮明對照。

其次，焦延壽的“不教而化”也不是原始道家乃至漢初黃老的“無為而治”。政治上的“無為而治”，要么順從人性理想層面的正面力量，如孔子所言“無為而治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要么對自然人性趨利避害的本能進行引導，如《管子》指出，“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噬普邉堇?，而民自美安……”（黎翔鳳：《管子校注》（中），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015頁。）在防治“奸邪”“盜賊”等人性惡的力量方面，焦延壽與法家和漢初黃老有本質不同。一是在防治手段上，法家與漢初黃老依憑的是世俗官方制定的法令制度甚至嚴刑峻法，而焦延壽“以候司奸邪”，使“盜賊不得發”，依憑的是天道啟示的“物候”“天象”；前者懲惡于已彰，后者防患于未然，前者在人作惡后實施懲罰，后者使人根本就沒有機會作惡。二是在防治效果上，兩者都使治下民眾有所敬畏不敢為惡，但法家治下民眾所畏懼的世俗法令，都是一時一地有時空限制和效力范圍，民眾有機會在這限制和范圍之外“作奸犯科”；而焦延壽治下民眾所畏懼的自然天道無形無影卻無處不在，民眾的奸邪之心、盜賊之行無所施發最終自然“不教而化”。最為關鍵的是，法家與漢初黃老的法治，其最終權力往往是世俗的人間政治權威，而焦延壽的善治，卻直接訴諸于貫通天地人三才之間、神妙無形卻又顯現于萬事萬物的終極天道。對于治下民眾而言，前者喚起的是對刑法懲戒所帶來肉身痛苦的恐懼，后者喚起的卻是發自內心深處對神秘終極存在——天道的深深敬畏。前者的情感基于人之趨利避害的動物性，而后者的情感融入對終極存在的宗教性信仰因素，具有終極永恒性?？梢姡c法家的法治不同，對終極天道的宗教性敬畏和信仰，正是焦延壽善治“不教而化”的情感基礎和終極根源。

焦延壽的善治直接訴諸于天道，體現了在天人之際“窮神知化”的易學智慧。焦延壽“以候司奸邪”、使治下民眾“不教而化”，既入乎人文政教之內，擔承經學知識的傳承授受、為政理民造福一方；又超乎人文政教之外，將人文政教的天道之根引入人文政教的落實、運行之中，使人文政教所理的萬事萬物萬民各得其所、各通其志。這是焦延壽作為易學大家的善治。

三 “通達隱幾”的人生境界

同時代的易學大家費直對焦延壽做出知音式的評價：“貢善於陰陽，復造此（指《焦氏易林》）以致《易》未見者?！曋ㄟ_隱幾，圣人之一隅也。”（《焦氏易林》原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8冊，第271頁。）“通達隱幾，圣人之一隅也”，可以說是對焦延壽為政理念和人生境界的精當概況。

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系是漢初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通天人之際”成為漢代政治與知識領域共同的理想，司馬遷著作《史記》即抱著這個宏大志愿：“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保ò喙蹋骸端抉R遷傳》，《漢書》卷六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焦延壽除了寫作《焦氏易林》的著述活動，更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使學有所用，將易學的專業知識用于為政實踐，在更大范圍實現溝通“天人之際”的人生價值理想。

如果說“通達”是焦延壽人生之“陽”，表現其積極進取、價值實現的一面，那么“隱幾”則是其人生之“陰”，表現其明哲處世、知雄守雌的一面。正是在“通達”“隱幾”的“陰”“陽”合德中，焦延壽出處以道、善始善終。焦延壽受知于梁王盡意求學、學成入仕為官理民、化民成俗，這是效法天道自強不息的陽剛之德；但這種乾健進取的陽剛之德又處于特定的世事語境之中，呈現為“隱”“遁”的形態。焦延壽主要的活動時間在漢成、元二帝時期，政局復雜混亂，缺少英明睿智的最高皇權，宦官專權、外戚干政交織一起，這不是士子學人積極用世的好時期。焦延壽對身處其中的政治形勢和時代語境有清醒的認識?！稘h書》對焦延壽的記載有個細節頗有意味：“（焦延壽）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愿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于小黃?！保ò喙蹋骸俄鮾上暮罹┮砝顐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160頁。）中國史書中關于民眾下屬挽留地方官的記載數量眾多，其中或真或假姑且不論，但最終響應民意留在原任乃至終身不遷者卻是寥若晨星。按照焦延壽的易學造詣和人生智慧，他留在原任不再升遷、將一個小縣令作為自己仕途的最后歸宿，這應該是他在清醒認識政局基礎上理性、自覺的主動選擇，是在人生進退之間權衡中庸的“潛龍”之“隱”。

焦延壽的“潛龍”之“隱”不同于道家“無為”的“隱逸”之“隱”，這種易學之“隱”是在洞悉天人之際、“極深而研幾”之后的人生選擇。焦延壽 “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這是在治下一縣見微知著，通一縣之人情、成一縣之政務；主動選擇留任小黃令以及預見京房“得我道以亡身”的悲劇結局，顯然是源于對世事人情和天下政治大勢的清晰洞察。不論是朝局大勢還是縣里小賊，焦延壽都能見微知著洞悉明達，唐代人王俞據此認為焦延壽“明且哲”?！爱斘鳚h元、成之間，凌夷厥政，先生或出或處”（王俞：《周易變卦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8冊，第271頁。），在人生進退之間保持出處有據、善始善終，這顯然得益于焦延壽“潛龍”之“隱”的易學智慧。

費直認為焦延壽得“圣人之一隅”，此處“圣人”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儒家“圣人”，而是通過《易》“極深而研幾”并“崇德廣業”的“圣人”。焦延壽出身蒙地，他是否受其同鄉莊周道家的影響不得而知，但焦延壽之“圣”頗近于莊子所論“圣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圣人?！保ā肚f子·天下篇》）莊子所謂“圣人”，無疑是天下道術未裂之前、能體現“天地之純”“古人大體”的得“道”者、“盛德”者?！肮胖似鋫浜酰∨渖衩?，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莊子·天下篇》）焦延壽身當漢季、在諸子百家“往而不反”數百年后，“獨得隱士之說”，彰顯天道人道并論的《易》之“天人之學”，這就近似于“天下道術未裂”之前的“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了。 焦延壽一生學《易》以致用，將天地人三才之道和陰陽之變用于處世立身、為政利民，進而化民成俗，以《易》之道術成就自身德行和世俗功業，這正是費直認為焦延壽得“圣人之一隅”的真意所在。

作為天人之學，易學的真正呈現最終必將落實在“人”的現實生存和家國天下的經世致用上，而易學家本人的世俗“活法”往往最能反映其領悟易道的多少深淺。易學史研易者眾多，但并非所有研易者都能將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貫徹到個人生存，倒是偶爾有學易以亡身者（如京房、郭璞等人）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很難說這些“知幽明之故”卻死于非命的易學家就一定是基于道義擔當而“殺身以成仁”；毋寧說，他們在將易道向現實人生的落實上亦即溝通天人之際尚存有缺憾。焦延壽出身貧賤又生當凌夷政局，卻能明哲保身進而化民成俗，這源于焦延壽對其身處其中生存境遇“時”的清醒領悟以及對易陰陽之道的深刻把握。焦延壽平淡卻不平凡的易學人生和“通達隱幾”的圣人境界，是他學易以致用的必然結果，成為易學史上研易以修身立業的一個典范。

（ 作者單位：煙臺大學學報編輯部 ）

[ 原文刊發于《文史知識》2021年第0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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