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縣解放前第一任教育科長——何方

何方（1922-2017），陜西臨潼人，中共黨員。我國著名外交、黨史與國際問題學者。1938年赴延安進抗大學習，畢業后留校。1945年延安外語學院俄文系畢業后，去東北工作，在雙城縣任教育科長、縣委委員、太平區委書記等職務。1950年跟張聞天轉入外交戰線，專門研究國際問題。1951年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1955年調回外交部任專員、辦公廳副主任。1959年受到錯誤處理。改革開放后復出，即參加中央國際問題協作小組工作。1980年籌辦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并出任所長8年。1988～1995年任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干事，是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9年離休，2017年去世。

▲何方（照片來源于網絡）

在雙城的歲月

——何方

離開延安，也算初出茅廬，本想轟轟烈烈地干一場，沒想到整天悶在機關里。勉強干了不到一個月我就下決心去找（哈爾濱）市委書記楊維了。他在訓了幾句后，說：也好，現在外縣正缺干部，既然你不愿意在機關干，那就到雙城去做群眾工作吧。我說，我并不是不愿在哈爾濱工作，而是覺得這里無事可做，市里也不放手。楊維當即給我開了介紹信，送我出門。第二天我就只身乘車去了雙城。從此開始了我在東北四年的地方群眾工作。

▲照片來源于網絡

初到雙城。雙城是個很有名的地方，北滿人口最多的縣，地處松嫩平原黑土帶，物產豐富，也是中國糧倉黑龍江的主要產糧縣。清朝時這里就已是八旗屯墾重地，這里是日偽經營的一個重點，設立了很大的軍火庫和儲藏物資的倉庫。由于物資富足、設備較全，所以那時的雙城簡直像個小獨立王國，有印刷廠，可以自己印鈔票，可以印自己編的中小學課本。印鈔票是因為蘇聯的軍用票太多太濫毫無信用，偽滿鈔票已停止流通，所以我們印的流通券一時還派上了用場，很頂事。北滿分局或是北滿軍區司令部缺什么物資，如糧油被服等，也常來找我們要。雙城也出了一些“名人”，如國民政府的莫德惠，縣委就駐在他的公館。另外也出過五六個偽滿洲國大臣，留下了不少深宅大院。由于東北局執行重南滿、輕北滿的政策，上面只給雙城派了五六個老解放區來的干部，有縣委書記林誠、縣長孫新仁、公安局長趙云鵬、宣傳部長張拙之等，連他們的妻子加在一起也就十幾個人。政權運轉，還靠偽滿職員。城外土匪猖獗，多打著國民黨地下軍的旗號。開始一陣，我們的人一般都不敢出城。

我到雙城后，縣委研究讓我集中抓一陣教育。這在當時是很重要的，因為不趕快把縣政府的舊職員和中小學教師的思想初步轉變過來，既改變不了偽滿統治的面貌，也無法培養出一批新干部，還可能讓國民黨鉆進來。為了工作方便，給我安上了個縣政府教育科長的名頭，不但有權培訓和調度中小學教職員工，還可組織政府官員的輪訓。頭天晚上縣委商定，第二天就向全縣通報下去，我也就走馬上任，立即籌辦一個名叫雙城學院的短期訓練班，分三到四批，把全縣的上述人員輪訓完，每期一個月，約一二百人，沒受過訓的人不得繼續擔任現職。我讓原教育科的留用人員擬訂輪訓名單，如第一期為小學校長、教務和訓導主任以上，以及少數中學教員和政府科級人員，限期完成準備工作，如確定地址，解決吃住等問題。沒想到幾天內就已辦妥，進程比我們后來的大鍋飯時期快得多。原因有兩個：一是當時雙城的條件好，有不少逃亡官僚大地主的房子可以隨便征用或借用，糧油副食也容易解決；二是因為直接影響到今后的職業和飯碗，所以舊人員受訓的積極性非常高。

1946年初，雙城學院正式開張。我以主任的名義包攬一切，管理、教學、政工、分配一把抓。每天上午講課，下午討論。我所講的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面：當前形勢和發展趨勢；共產黨和現階段的政策；社會發展史；跟著黨走，做新人。我過去在抗大講課作報告一般不用提綱，所以到雙城學院就更能臨場發揮了。雖然一開始有點口音問題，但是很快也就適應了。另外，我們也印一些文件，如《論聯合政府》之類的給他們看。應該說，這個短期培訓的效果還是不錯的。一些青年教師思想進步很快，我還在里面發展了一批黨員，培養了不少骨干。這就使我們在各方面有了一批靠攏自己的人，了解情況更容易，工作也更順手了。

經過三四個月的培訓，任務完成，雙城學院也就結束了。縣委又商定讓我去整頓一下偽滿留下的“國高”（國民高等學校），把它辦成一個包括初高中在內的雙城中學。李兆麟將軍遇害后，為了紀念他，改稱兆麟中學。由孫新仁縣長兼任校長，學校整個工作由我主持，算是教務主任。我在那兒不光管理和整頓全校工作，而且還要講課。我采取的是延安上大課的辦法。我講兩門課，一是政治課，規定全校教職員和高中學生參加；二是給高中講語文，教師自由參加。其實偽滿的國高（四年）只相當于初中水平，所以上過高中的人不太多。但教員大多是大學畢業，有些人鼻子還是翹得老高的。甚至不少學生也對我這個不到二十四歲的土八路有點看不大起。政治課，他們當然沒什么說的。就是語文課，也還是把他們給鎮住了。因為我自小喜歡文學，有些中外名著看得很熟。我就給他們選一批中外作家的單篇文稿，如高爾基的《海燕》，西蒙諾夫的《等待著我吧，我是會回來的》，魯迅的一些雜文和短篇小說或散文詩，以及茅盾、巴金、朱自清的作品。除此之外也講點文學知識、名著介紹、文壇掌故。給他們講這些，主要目的是改變他們看不起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觀念。例如一次講到英國三大詩人，我就給他們背一些拜倫、雪萊、濟慈的詩，背拜倫的《哀希臘》和濟慈的《騎士歌》，用的還是馬君武的文言翻譯，什么“騎士何所苦，凄然獨彷徨。湖上草已殘，百鳥停歌唱”。此外也給他們講講解放區文藝，如《李有才板話》《白毛女》，有時也哼那么幾句。這樣一來，許多教員和學生還真被我講解感染了，認為共產黨真不簡單，有些人也主動提出要求參加革命了。

在雙城學院和兆麟中學工作期間，我還做了一些其他與教育有關的事情。例如我抽空為小學編了一本五、六兩個年級合用的語文課本。除自己編寫一些課文外，也選用現成的文章。我記得選過朱老總的《回憶我的母親》，因為當年在延安讀時覺得很感人，所以印象特深。

那時雖然年輕力壯、干勁十足，但仍然忙得四腳朝天。這時正好我在延安的俄文老師李潔民回到雙城老家，經縣委研究討論，由我出面把他請出了山。

由于東北局執行主要力量部署在南滿的政策，北滿的廣大地區一開始只派了三五九旅一個旅，而且是集中剿匪和占領幾個大城市。所以即使像雙城這樣重要的地方，也未派一兵一卒，由我們自己在那里招兵買馬，組建縣保安隊。不過雙城人力物力豐富，槍支彈藥有的是，很快就建起了有四個連兵力的保安隊維持縣城秩序，還可分駐縣外幾個據點打土匪、看倉庫。但里面一色本地人，缺乏我們自己的骨干，可靠性大成問題。城外大半地區是土匪的天下，自稱國民黨地下軍，最大的一股約三四千人，番號“第三軍”。國民黨對保安隊的辦法是暗地拉攏、秘密委任。例如對保安隊的一個連長，他就發給一個營長甚至團長的委任狀，說你一旦起義公開活動，就是團長了，中央軍很快就會來接收，共產黨蹦不了幾天了。我們四個連的保安隊，排以上干部差不多都被委任了，我們還蒙在鼓里。大約是1946年的二三月，他們一切準備就緒，計劃某天晚上來個里應外合，城外的第三軍和城里的保安隊一齊動手，殺掉我們從根據地來的這十多個人（他們稱之為“關里客”），占領雙城，請國民黨派員接收。實現這一計劃可以說易如反掌。有些縣就發生過這類事變，過去也曾聽到不少，沒想到現在輪到我們自己了。

這時我還吃住在雙城學院。一天晚上，縣委書記林誠來了緊急電話，二話不說，叫我馬上回縣委去。到縣委后，林誠才向我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第三軍已和保安隊約好，半夜十二點動手，先由保安隊在城里打響，第三軍就從城外打進來。但在事發前的兩三個小時出現了新的情況，敵人的計劃沒能成功。由于林誠是雙城人，他的一個堂弟還是什么親戚，被吸收到保安隊當了個排長（或副連長），也拿到連升兩級的委任狀。可在動手前他的思想卻激烈地斗爭起來，覺得自己為了升官（何況還靠不住）殺害親戚，實在過意不去。最后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了林誠。于是縣委緊急采取對策。縣里干部除我以外，都來自敵后根據地，他們武裝斗爭經驗豐富，處變不驚，顯得十分沉著。我卻沒有見過這種架勢，不知如何是好，征求我的意見時，我脫口說了句：“那只好準備犧牲了。”后來他們就常開我的玩笑，說：還沒開始先準備犧牲，那就什么事也辦不成了。

其實，他們當時也是夠緊張的，都不敢站直身子，經過窗戶，也要貓著腰過去，怕站起來被目標發現或打黑槍。后來商量了一個對策，就是先下手為強。沒等他們動手，我們先來了個緊急集合，弄得他們措手不及。集合以后，林誠以保安隊政委的身份命令：槍放下。他們就把槍都放到了地上。再喊：“向后轉，開步走！”他們就走了。保安隊只有接受委任的頭兒知道暴動的事，其他小軍官和隊員都不知道，所以還聽林誠的命令。那幾個壞家伙一看事情敗露，也慌了神，沒了主意。我們把隊伍再次集合好，公布了事情真相，說這是幾個壞頭頭干的，與大家無關，即使受到委任的，許多人也是一時糊涂，上當受騙。宣布后，就先把那幾個帶頭的給抓了起來。對一個最壞的連，把他們的槍下了后沒發還他們。林誠親戚的那個連，發還槍支執行任務。另外的連，準備做新的安排。城外那幾千土匪，看時間過了里面卻沒動靜，覺得大概出了事，嚇得拔腿就跑，撤走了。他們到底是烏合之眾，城里的保安隊和外面的土匪，實際上都不行。要不然他們硬來打你，我們十來個人不也就完了？所以我才準備犧牲嘛。可一下子那三千多人的“第三軍”竟拔腿跑到了三四十里以外的太平莊，就是現在哈爾濱飛機場那一帶去了。我們開始整編保安隊，撤掉了那些不可靠的家伙，提拔了一批事變中表現較好的官兵。雙城的形勢才比較穩定了。

在我從事教育工作的期間，還發生過一件大事，就是雙城撤退。1946年5月前后，國民黨軍隊占領長春并繼續北進，大有進攻哈爾濱的架勢。這時經中央同意，決定放棄哈爾濱撤到佳木斯，并通知雙城后撤。縣委接到通知后立即集合出發，連夜趕到阿城縣境。在此期間，由縣委書記、縣長和公安局長做主處決了幾個在押重犯，包括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此人偽滿時也曾被日本人關在監獄，現在看來對他的處理不盡合適，但在當時你死我活的斗爭中，也難怪林誠他們。第二天接到通知，國民黨軍隊固守江南岸，估計是不敢孤軍深入，所以又命令我們返回雙城。回去一看，真是天下大亂，壞人趁機活動，暴徒大肆搶劫，我們只好嚴厲鎮壓，處決了一批帶頭鬧事的。城外幾個日本人留下的大倉庫也遭搶，保安隊回去后才彈壓下去。幸好經過上次整頓，保安隊表現不錯。這次撤退因為發生在農歷端午節，所以被當地稱為“端午事件”。

下鄉工作。在這次事件中，學校也遭搶，特別是存放在倉庫的大批槍支不知下落。一批表現不好的教員學生不敢來上學。雖然還有許多不曾動搖的教職員和學生，但立即開學又不大容易。這時東北局已改組，號召一萬二千名干部下鄉，還出了個黨內刊物叫《群眾》。黨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五四指示》也傳達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縣委決定由我挑選百余名表現較好的師生搞農村調查。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最后由我寫出一份《雙城縣永樂村調查》，刊登在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主編的《東北農村調查》一書中。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發表文章，自己也很重視，直到最近還把它編入《何方集》中，以作紀念。當時縣委的同志也開玩笑說，這下你可就出名了，這本書連毛主席也會看的。因為他也不知道東北農村是個什么樣子。

農村調查告一段落，也就是1946年七八月的時候，縣委決定立即執行東北局關于組織工作團下鄉發動群眾的決定，以縣委為工作團，下設若干工作隊，縣委成員對全縣實行分片包干。我分工負責雙城西北地區，身兼工作隊長和太平區區委書記。兆麟中學的事，交由“黨外布爾什維克”李潔民辦去了。我的任務是籌建管理城西北地區的一套人馬，包括區委、區政府、區中隊等，最主要的還是工作隊。當時我有個有利條件，就是已經從雙城學院、兆麟中學和農村調查中培養出了一批骨干，有二三十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發展成為黨員。經過他們的介紹推薦和在工作中就地招收，很快就組成了一支有七八十人的武裝工作隊（男同志每人帶槍）。另外還成立了一個區中隊維持本地區治安，由我兼政委（這是非常時期的安排，一般情況區中隊只設指導員），實際上歸工作隊管。

那時雙城的農村還非常亂，土匪到處活動，村政權帶有維持會性質，既服從我們管，土匪來了也得應付。所以我們的任務是發動群眾、建立政權、清剿土匪、擴軍征糧，什么都干。工作的方法是由點到面，步步推進。我們進駐的第一個據點是縣城和太平莊中間的正藍旗頭屯，以此為中心兼顧周圍幾個屯子。但這時還不是直接搞土改，而是在反奸清算的口號下解決土地問題，其實也和土改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斗爭對象主要是偽滿時期為日本人服務和做過壞事的地主和壞人，不觸動富農，也不斗爭一般地主，只動員他們獻地獻牲口。這樣做的結果，已經基本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歷史任務。從反奸清算解決土地問題著手，群眾容易發動，工作進展順利，很快就從點到面地鋪開了。經過一兩個月的工作，一批村屯就已分了土地，建立了黨組織和村政權，起出了不少隱藏的槍支和毒品，動員許多青壯年參了軍，工作隊也得到不斷發展壯大。用了不到半年，我們就已進駐區政府所在地的太平莊。

在這期間，我寫了長篇新聞報道《大劉家窩堡的群眾是怎樣發動起來的？》，被《東北日報》發在了頭版。這一下竟引起了一場小小的轟動。新任省委書記張秀山率領宣傳部長李華生、婦女部長區夢覺等來雙城了解情況。《東北日報》也派記者穆青和張凜到我這兒來采訪。他們兩位都來自延安，所以很能和我談到一起。雖然東北當時還不穩定，老百姓并不向著我們，但我們每插進一個地方，就會顯示出我們的厲害勁兒。我一進入大劉家窩堡，就在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培養積極分子的過程中發展了幾個黨員。雖然人數很少，但一成立黨支部，全村形勢一下子就穩當了。這也是我下鄉工作的主要經驗。經過省委的了解和記者的采訪，我善于做群眾工作，算是得到了領導的肯定，也成了我后來被抽調南下的原因。

進駐太平莊以后，為了對付那一帶的土匪，我覺得首先要把工作隊整頓好，所以就搞了一次演習。一天晚上，我把工作隊集合起來，告訴大家說：敵人已經過了松花江，我們準備放棄哈爾濱。在這種情況下，領導決定留下工作隊打游擊，到草甸子、柳樹林里去活動，艱苦幾年是避免不了，但解放東北肯定沒問題，也許三年，最多五年吧。愿意跟我們走的立即整隊轉移，不愿意走的，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自由選擇留下，等將來我們打回來時再見。結果三分之一的人不干了，主要是怕苦，對共產黨沒信心，以小學教員和中學生等小知識分子居多。在這些人中，最后跟我們走的只剩下不到十個人。真是大浪淘沙！他們在建國后幾乎都成了廳局級以上的干部。倒是從農民里面吸收的積極分子，沒有幾個動搖的，我說怎么辦他們就怎么辦。為了使演習逼真，我說，我們的槍太多了，帶不了，但也不能留給敵人，除了各人隨身帶的槍以外，其余百來條槍只把槍栓卸下帶走。我的腦筋也太簡單，以為回來時可以把槍栓再安上去嘛。可是等到回來，槍栓混在一起，怎么也安裝不齊，結果損壞了好多武器。不過那會兒的槍多得很，也無所謂。這樣，我們的隊伍就開拔了。走了一陣停下來休息。我宣布，今天是演習，現在回去，該干什么還干什么。那些沒跟著走的工作隊員發現上了當，苦苦哀告要求歸隊。我說算了吧，將來去做別的事情也是一樣的，就打發他們各自回家了。

對于剿匪，東北局根據半年多的經驗教訓，認定改造匪首和慣匪是沒希望的，這些家伙反復無常，最后還是叛變，因此決定要用各種辦法把他們逮捕起來。活動在太平區一帶的一個土匪頭子，綽號叫“蓋四省”。他下面有一大幫土匪，不曉得有幾百人。怎么才能抓到他呢？我就先找人給他送了個口信說，他搞國民黨地下軍是根本沒前途的，不如早點歸順我們，改編后他還可以得到提升呢，騙了他一通。開始他不信，但看到群眾發動起來后確實也無路可走，因此回話說，我要先和你們的長官見面談一下。我再捎話給他，商定在雙方交界的一個村子里會面，大家都不帶部隊，各人只帶一個警衛員。這當然有風險，但估計問題不大。我就帶著警衛員趙守先，演了一出“單刀赴會”。當我們坐在一起吃飯、喝酒時，我就跟他講道理說：你這樣下去不是長久之計，還是應該想想自己的出路，等等。總而言之，我總算把那家伙給說動了。他當即答應說：好，明天我到區上去。第二天他果然來了，我們就毫不客氣地把他抓住關了起來。但不知怎么弄的，還沒來得及上送，就叫他給跑掉了。我氣壞了，嚴厲處分了看管人員。他也堅決不再上當了，不管怎樣捎話給他，他都決不露面了。

后來，隨著部隊的清剿和群眾的發動，不到半年土匪就被徹底消滅光了。我工作的太平區也真的太平了。也就在這期間，經過三下江南和四保臨江，北滿的形勢已完全穩定下來，正是在形勢完全好轉、工作欣欣向榮的時候，我卻離開了太平區，也離開了雙城而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