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的情書》：柏拉圖式愛情與愛的權利

《公開的情書》寫于1972年，兩位老師結婚不到半年。當時，金老師在杭州塑料廠當工人，每天三班倒，劉老師則在貴州清鎮中學教書。年輕人的共同點是愛好文學，兩位老師也不例外。在文革年代，具獨立思想的文學創作不被官方意識形態所允許，只能是地下的。正是這類作品記錄了青年一代的新追求。

在寫《公開的情書》時，劉老師就認為文學除了是個性、個人情感、生活經歷和態度之表達外，它還有一項特殊的功能，這就是發現新人和新的生活準則。正如劉老師在書的后記中寫道：“今天的文學家與科學家有著相同的使命。科學家在發現新的世界、新的自然規律；文學家則應該努力發現新的人、新的生活準則。”

《公開的情書》是文革中獨立反思的產物，展現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態度和境界：精神獨立，忠實于自我，熱愛國家和民族，并以大無畏的反思精神去表現這種真愛。書中高揚的自我解放、獨立思考、不迎合潮流的精神，并把這種精神和生命意義貫穿到生活、包括愛情的每一個側面，在今天中國人中仍很稀缺。

柏拉圖式的愛情

《情書》第二個特點是柏拉圖式的愛情。記得，1979 年《十月》擬刊發小說前找我們到編輯部談話，主編蘇予女士和編輯張守仁先生最早提及這點。他們建議，最好能安排男女主人公見個面，否則就有點兒柏拉圖式了。雖然我們知道不少人有相同看法，但并沒有采納他們的建議。為什么知而不改？撇開柏拉圖愛情觀的男同性取向，這種愛情觀強調，戀愛雙方在平等、自由選擇對象時，只有那種共同追求摒除肉欲、向往真理的心靈共鳴，才能符合真實永恒的觀念世界中的理性和德性。柏拉圖愛情觀具有禁欲和理想至上這兩大特色，也常被稱為精神戀愛。《情書》要表現的是個人精神從苦悶到解放，柏拉圖式愛情觀的禁欲和理想至上，符合當時思想轉折的獨特性和真實性。

思想史上，柏拉圖被視為“烏托邦”思想的鼻祖。16 世紀初西方出現兩股與現代社會興起密切相關的思潮，一股是質疑和反抗由天主教會所主導的政教體系的宗教改革運動，另一股是空想社會主義思潮。1517 年德國馬丁·路德貼出“九十五條論綱”，而“烏托邦”一詞是英國人莫爾在1516 年出版的《烏托邦》一書中創造的、作為一個不存在的理想國家之概念。1601 年意大利人康帕內拉撰寫出另一本空想社會主義名著《太陽城》。出于對封建制、等級制和教會腐朽之現實的不滿與批判，這兩本著作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主張按照理性設計并建立一個財產公有、按需分配、官吏公舉、人民平等、公共食堂就餐、兒童由國家撫育的理想社會。這種烏托邦思想啟迪了19 世紀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潮與運動。

與這兩種西方宗教背景的思想出發點不同，儒家主張等級差序的世俗倫理，19 世紀末中國出現的革命思想，正是對其價值逆反的產物。康有為的《大同書》以佛學的絕對平等觀來改造儒家三代理想，提出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想象；譚嗣同撰寫《仁學》，主張打破倫常等級和烈士精神。戊戌變法失敗，譚以身作則，挺身而出，流血自我始，求仁得仁，慷慨就義，成為后世道德楷模。20 世紀前期，無政府主義革命家劉思復（師復） 繼承烈士精神，與同道朋友組“心社”，訂立了包括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仆役、不婚、不稱族姓、不入政黨、不任官吏等十二條社約，奉行禁欲的道德救世理念。師復言出必行，長期食素導致嚴重的營養不良，患肺病后拒絕醫囑，寧死不違犯不食肉蛋奶之戒約。辛亥黃花崗烈士及那些共產革命的真誠追隨者，大多具有忠于理想的道德情懷和獻身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知識青年是受到這一思想潮流和理想追求影響、受到道德烏托邦理想感召的一代人，他們為了表現出自己與純潔崇高道德境界相匹配的行為，也會奉行自我壓抑包括飲食男女在內的個人欲望的禁欲傾向。抽掉這一思想史背景，中國“80 后”青年人和國外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就很難理解他們的精神狀態和行為。例如，大串連時，男女青年身貼身擠在綠鐵皮火車上，長征途中同睡一張炕，當他們肢體肌膚緊密接觸時會發生什么呢？過來人會告訴你：他們不會發生更親密的行為。與之相反，1968 年法國反叛青年提出“禁止‘禁止’”的著名口號，反對現存體制及規范，一談革命造反就想起性解放做愛和吸大麻。在他們看來，反規范的放縱行為是反抗資本主義現行體制對人性的壓迫。造成中外青年人在禁欲和縱欲上竟有如此之巨大的差別，其根源于道德修身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傳統。《情書》柏拉圖式愛情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人們對愛情理解的男女兩情相悅，也不是19 世紀浪漫主義的愛情至上，而是其對作為終極關懷的道德烏托邦的反思。

正是在這一點上，《情書》獲得廣大讀者的強烈共鳴。最令年輕人痛苦的，不僅僅是沒有真正的愛情，而是理想幻滅使得他們失去了生活的意義。他們曾如此純潔和赤誠地信仰烏托邦理想，不惜禁欲和獻身，但在失去意義的現實生活中，如一位生活在邊疆的年輕讀者所說，在那“動蕩的年代，我的同學有被抓的（犯罪），有被打殘的（喝酒打架），各種各種的事，連我本人不瞞您說也有過大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1980 年3 月30 日）。還有一位年輕人說：“我厭惡屈辱的生存。我憎恨沒有靈魂的軀體。我嘲笑軟弱的忍耐。可是，這一切能怪它們嗎？”“十年浩劫，他們喪失了一半的精神生存。人可以延續生存，可是靈魂的創傷不是幾天、幾年就可以改變的。”（北京市，1980 年4 月8 日） 這是一種痛不欲生的絕望。有一位女大學生在來信中講述她最要好的女友——一位絕頂聰明、表面上大方樂觀的二十一歲姑娘的自殺事件：她出門時還和同學們開著玩笑，但就是她，“我的朋友她自殺了！”“ 她的自殺沒有什么具體原因，我理解她，她是太失望，感到可怕的精神上的孤獨”；她還說“現在好像就是我們這種年齡的人掙扎得最兇”，反問：“為什么現在自殺的都是我們這種年齡的人呢？”（河北省保定市，1980 年10月31 日）

《情書》中男女主人公用熱愛祖國、為民族振興貢獻一己之力的具體目標，代替追求虛幻的道德烏托邦，這種理想主義精神的熱情呼喚，在年輕讀者那里得到回音。他們在來信中這樣說：“青春的熱情，對真理的追求，為達到一切理想境界的大無畏精神，這應該是我們這一代青年靈魂的精髓。當我們正處于惘然和徘徊之際，我從你的小說中豁然領悟到了這一點”（福建省福州巿，1980 年5 月10 日）；《情書》“像一個忠實的棱鏡，把我們這一代青年具有的苦悶、彷徨、無望、茫然的混合物，以及它的對立面——自信和樂觀、有目的的勇敢、充實的生活、對個性解放的追求，整齊地折射在時代的屏幕上”（湖南省邵陽市，1980 年3 月27 日）；“但沖破黑暗，哪里是光明？我們尋求精神解放，從窒息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但解放到哪里去呢？……我們需要的是國事、家事、天下事一起考慮，民族、個人一起走向解放的方向呵”（上海市，1980 年4 月12 日）。另一位讀者感到自己“看到了未來，看到了努力的方向，看到了新一代的理想之火又將形成燎原之勢并將燃燒出一個嶄新的世界”（上海市，1980 年4 月5 日）。

讀者認為，《情書》標志著新時期文學的主流由“傷痕文學”轉變為“‘向前看文學’的真正開始。……人們不僅看透了傷痕，而且看見了光明”（天津市，1980 年3 月7 日）。《情書》發單行本后，一位大學生來信說：“我從來沒有看到過與我如此息息相通的作品”，“自粉碎‘四人幫’后，文學作品都是揭露的多，也就是破的多。《情書》是立，立我們新時代的新精神。沒有書中那樣崇高的精神世界，是很難對中國現代化進行探索的”（天津市，1979 年12 月10 日）。讀者是通過《情書》塑造的人物感受到這種新精神的，正如一位年輕人所說，“它沒有單純地暴露創傷，而是塑造了在痛苦中振作的一代”（山西省長治市，1980 年2 月5 日）。幾位大學生在信中描寫了在圖書館借閱《情書》遇到最強的競爭，以及“在同學間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議論、驚嘆、追問”（天津市，1980 年3 月2 日）。

愛的權利

今天看來，在讀者高度認同小說把個人命運與關心國家和民族富強聯系在一起的理想主義背后，是從《情書》的愛情觀引申出來的新道德——愛的權利以及由此開始的思想自由。那些贊賞小說愛情觀的讀者說，“我感到那里面有一種對傳統道德觀念的宣戰，對新生活的向往”（山西省長治市，1980 年2 月5 日）；小說“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道德”，它“既不同于封建道德，也不同于資本主義道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爾勒巿，1980 年5 月16 日）。在涉及道德的具體問題時，爭論就相當激烈對立，一封來信說讀過作品的人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有思想，好！一種認為很危險”（上海市，1980 年3 月19 日）。這封信并沒有說明“好”及“危險”各指什么。對《情書》中人物的行為，例如，對真真不屈從自己道德良心和社會輿論壓力，最后做出棄石田、奔向老久的選擇，讀者評論就更兩極化了。有封大學生來信說，“我們系的一些同學專門為《公》召開了一次討論會”，“對小說不外有三種意見：贊成，反對，中立”，“許多人還停留在石田的水準上”，“認為石田雖然有些注重錢和地位，但這很‘實際’呀！自然他們要非議老久們了”（地址不詳，1980 年5 月11—12 日）。也有來信指出，小說所強調的是感情的徹底，是愛情的權利，“愛的權利就像追求真理一樣神圣，不能剝奪也不能出讓”（上海市，1980 年3 月19 日）。

《情書》讀者在愛情觀上的分歧或者說不清楚，表明他們大多還沒有認識到愛情觀所涉及的兩個更基本問題：一是愛的權利，二是權利和道德的關系。這是有歷史文化原因的。在傳統儒家倫理主義道德觀中，婚姻須依父母之命，家庭以延續子嗣為目的，夫為妻綱，完全沒有個人權利觀念。在20世紀新文化運動后期，在五四青年“革命+ 自由”的戀愛行為模式中，青年人一方面訴諸個人權利來沖破家庭倫常的約束，另一方面投身改造舊中國的國民革命，這正是他們追求高于個人品性、將小我融入大我的新道德的行為。從五四青年到“文化大革命”中獻身革命的知識青年，大多數人尚分不清權利和道德分屬于兩個不同范疇，不能區分權利和私利的關系，因此沒有樹立起個人自主的權利觀，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實，《情書》的故事情節已隱含著1980 年讀者的爭論。在老嘎引介老久和真真通信之前，他們互不相識，此后短短幾個月，二人在通信中完成了精神和情感上由碰撞到相知相愛的全過程。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相遇時，他們已各自對“文化大革命”做出反思，對生命終極意義的再一次追問與探索，成為他們通信的基礎。二人之所以會發生激烈碰撞，是由于他們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年輕人。簡單地說，老久代表著理性的現實批判者，而真真則代表著為數更多的在情感上對現實反感和疏離的人。小說開始時，老久和老邪門已經在自學中走完了從馬克思到黑格爾，再走出德國觀念論的思想轉變過程，并企圖用追求科學真理和知識來超越現實的束縛。

對這一思想歷程，觀濤在1988 年自敘文章中，曾有過生動描述：“那足以動搖我的全部哲學信仰的危機出現在1968年。”那一年，當他把自己曾赤誠地相信的辯證法這一信念貫徹到底時，卻發現“它會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將黑格爾體系和思辨方法燒得蕩然無存”。“1968 年的冬天很寒冷。為了怕被外面正在武斗的同學發現我們在讀書，我們不得不在沒有暖氣的屋子里呆上一整天。屋里冷得連墨水都凍住了，有時我們就燒一點擦油畫筆的紙來取暖。”這些泡在北大圖書館的年輕人，“一遍又一遍地讀科學名著，同時開始攻數學、物理和外語。從伽羅瓦的群論定律、黎曼空間、測度論以及集合論的基數等等”。他們在艱苦自學中看到遠處一點光明，“這就是科學思想和方法”。盡管“前面的光明是那么小，那么遠，可望而不可即”，并“不時被那些我所熟悉的樹枝絆倒在地”，但仍然“竭盡全力向光明走去”。因為“我知道，呆在這個森林中是沒有希望的”。“這個森林雖然黑，但我十分熟悉”，是“我從小就習慣的常識的傳統思想方法和黑格爾式的思辨”的錯誤思想方法。在自學中，他和朋友們認識到“只有用科學大師的思想方法來糾正自己而別無他擇”。

真真代表另一種類型，這就是以真誠作為最為可貴的品質，通過求真、求誠來否定現實生活中的“假、大、空”。這一種類型代表著從道德烏托邦走出來后，人們自然地回歸常識理性，以不被扭曲的自然感情和面對真實作為終極正當性。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現的老久那樣的追求科學真理和知識理性的現實批判者，或是真真那樣回歸常識、常情的重個體情感的自由意志覺醒，代表著中國文化重建的兩種內在力量，也是尋找探索生命意義的兩個新方向。他們戀愛結局是這兩種力量的結合。

敏感的讀者們很容易感知這兩種類型，并表明自己的偏好。《情書》女主人公真誠地追求美好事物和感情卻一再受騙的經歷，獲得許多讀者，特別是女青年的共鳴。有的稱自己是“一個真真式的青年”（上海市，1980 年2 月22 日）。有的說：“我一口氣看了一半，放下雜志，我驚住了。真的，我確確實實地驚住了。真真的性格、真真的感情、真真的愛好……和我多么相像！”（上海市，1980 年9 月24 日） 一位讀者在信中說，“我原來總天真地認為，粉碎‘四人幫’，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可是現實總是和善良人的愿望相反”，“學校的生活看來好像平平靜靜，人人謙讓，個個好像正人君子。可是每個人的心都像裝在褐色的廣口瓶中，你只知道它是跳動的，卻不知是什么顏色”（河北省保定市，1980 年10 月20日）。讀者喜歡真真，是因為把尋找真誠、誠實作為年輕人可以信任的基本品質。

很多青年讀者受到老久精神的感召，他或她這樣說：“在對待理想和生活的問題上，您的作品使我看到了真正蓬勃向上的青年人的形象”（天津市，1980 年2 月29 日）；“我們相信這不是少數幾個‘老久’的心里話，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心里話”（上海市，1980 年3 月6 日）；甚至很喜歡老久“那種戀愛上的蠻橫，堅強的意志，充滿哲理性的語言”（上海市，1980 年9 月24 日）。他們說“老久、老邪門這樣的人物是這一代人的精華”（四川省，1980 年3 月9 日），這兩個人物使他們感到：“思想的機器太原始，思想的武器太陳舊，思想的方法太簡單……人需要思想，思想要有沖擊的力量”（四川省重慶市，1980 年2 月21 日）；“我渴求著新的精神力量和思維方式的出現，能填補時代精神巨大的空白”（吉林省延邊市，1981 年11 月15 日）。他們說小說是“描述戰士、強者內心的劇痛”，這是產生“新思想的劇痛”（天津市，1980 年3 月16 日）。

可以說，《情書》中表達了理想幻滅后，真真所代表的回歸人之常識、常情和老久所代表的回到科學理性這樣兩個探索方向的相遇、結合。“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現的破除現代迷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是生產力等一系列大討論之所以深入人心，正是由于這兩點已成為社會普遍共識和正當性標準。凡是經歷過20 世紀80 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人，應該對這兩種精神的復蘇及其產生的巨大動員力，有深度體驗吧。我想強調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國人認識到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中國人終于有可能從道德理想主義的大傳統中走出來，探索本民族的復興和文化重建，只要具備這種開放自由的精神，就再也沒有一種力量可以禁錮這個偉大民族的創造性。

本文摘自《公開的情書》（新編版）序言，經作者授權發布。內容有刪減，學術討論請參照原文。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還請后臺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