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疆農村到柏林紅毯，他用慢電影找回童年與自然

多年前，在新疆北部農村的屋頂上，景一常常一躺就是一下午。那個自由無拘的男孩，曬著太陽，嚼著果干，目光越過村莊投向天山輪廓，幻想遠方究竟有什么。

2025年，當青年導演景一憑長片首作《植物學家》在柏林電影節拿下“新生代兒童單元”國際評審團最佳長片時，似乎抵達了童年躺在屋頂上想象的遠方，“只是沒想到這個遠方有這么遠”。

從第46屆開羅電影節“國際影評人周”單元特別提及獎和最佳亞洲電影奈派克獎，到第49屆香港電影節新秀電影競賽（華語）單元最佳導演獎，《植物學家》接連斬獲多個獎項。4月14日，該片在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專線上映。

這部誕生于新疆北部山谷的影片，以細膩悠長的鏡頭和沉靜的節奏，講述一個孤獨的哈薩克族男孩阿爾辛與植物世界之間隱秘的生命連接。景一將那些幾乎要隨風而逝的童年與鄉愁、寂寞與對遠方的想象，制作成一部帶有他個人情感記憶的電影，喚起人對自然、對土地的柔軟內心。

景一的電影之路，始于父親在鎮上開過的一家租碟行。他家的院子里，曾架起村里第一臺VCD和柱式音響。在一個夏日的午后，一部港產恐怖片的A面在機器里轉動，畫面陰森，嚇得八九歲的他爬上蘋果樹，又翻上屋頂。

在新疆農村，家家戶戶連成片的屋頂，是景一童年的游樂場和眺望臺。這里安放了他對外部世界的想象力，也安放了很多少年時期說不清道不明的惆悵。

“我小時候的生活，就像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里寫的，很多時候是在看云、在樹底下坐著度過的。”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景一說，他的童年常常在屋頂一躺就是一下午，雙手插兜踢石子過街，少年時和暗戀的女孩偷偷去看一棵廢棄房屋里的植物。這種緩慢而無目的的生活節奏，構成了他生命的底色，也成為《植物學家》的呼吸節奏。

2014年，景一第一次離開新疆，去杭州求學，在高樓大廈間感到一種割裂，身體也經受著疲憊考驗。“我要坐三天兩夜的火車先到達上海，再轉車，幾乎用遍所有的交通工具。”密集的高樓取代了開闊的視野，一種復雜的情感在他內心生長：既是對新世界的向往，也是對“回家為何如此之難”的困惑。

這種“既扎根又流動”的生命狀態，后來被一位觀眾精準地描述為他電影的內核。為了拍攝電影，景一返回家鄉做關于植物的田野調查，他偏愛電影中那顆從山間墜落的松果，順水漂流，不知將在何處靠岸、重新扎根。他就像那顆松果，從新疆的村莊漂流到杭州，又因為電影，漂流到柏林、巴西領獎，抵達童年未曾想象的遠方。

《植物學家》的誕生，始于2022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創投會。景一記得，當時他站在臺上，陳述這部僅在自己頭腦中的電影，講得既焦急又迫切。

他回憶，或許就是因為那份赤誠與不安，打動了一些人。文牧野導演的夢將軍影業給了他第一筆現金獎勵，隨后劇本經由文牧野到了畢贛導演手中，又遞到制片人單佐龍那里。2023年8月，《植物學家》開機。他形容那時候的自己“像一個賭徒”，仿佛賭上青春，去博一個未來。

電影在新疆北部的山谷村莊開機。條件艱苦，洗澡需要用木板搭棚子，拿水瓢舀水。劇組許多伙伴在村里一待兩三個月，住著帳篷，每逢深夜大風，都是挑戰。在質樸甚至原始的環境中，電影緩慢而堅定地生長著。

《植物學家》里，既有小孩又有動物，拍攝需要極大的耐心。景一從當地學校選來毫無表演經驗的哈薩克族男孩葉斯力·加和斯力克，男孩把他當成哥哥，相當信任。但有時一個鏡頭拍十多條，小演員會郁悶：“你不是導演嗎？你們不是厲害得很嗎？為什么拍這么多遍都過不了？”這份真實與信任，最終讓葉斯力摘得北京國際電影節“注目未來”單元的最佳男演員獎。

景一強調，《植物學家》不是一部純粹的少數民族電影。他帶著祖輩南方漢族的家族印記，在新疆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土生土長。他選擇用哈薩克語講述這個故事，是為了“讓大家感受這個語言本身的美”，就像植物學家的工作，不僅是分類，更是保存差異。

電影中，男孩阿爾辛與漢族女孩美玉的友誼、哥哥對上海“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的復雜感嘆，都超越了簡單的田園與都市的對立，呈現出普世的人類情感：對陪伴的渴望、對離別的感傷、對自身歸屬的尋覓。

他選擇如今罕見的4：3畫幅拍電影，正好是新疆給他的視覺感受——山高水長、天地遼闊。4：3收縮了兩側的視野，卻強調了高度，如同一個孩子蹲下來看世界：樹很高、天很高、山很高。這種畫幅也帶來一種私密感，如同一本視覺日記，盛放一個孩子幽微的內心世界。

在一個被短視頻、快節奏敘事主導的時代，拍攝這樣一部安靜、緩慢的電影，仿佛是對抗時代焦慮的一種方式。

影片中幾乎沒有強烈的沖突。男孩總是日復一日在草原上行走、眺望，他在溪邊撿石頭，在荒廢的教室看植物，與一匹會說話的馬（源自哈薩克族的神話傳統）對視。景一相信，電影院“也許是能給一些人帶來安慰”的地方。電影的魅力或許就在于，它不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一種感受的場域。“逼你去聽那些平時聽不到的聲音——風的聲音、樹葉的聲音、一個孩子沉默時心里的聲音。”他希望，這個故事從一個孩子的內心世界出發，但能調動每個人對生命的獨特理解。

戴錦華教授評價這部影片“在現實中稀缺的自然之美與純真記憶得以封存”，而顧曉剛導演則用“極致美麗又浪漫”來形容。

從新疆偏遠農村的屋頂到柏林的紅毯，從FIRST創投會上焦慮的陳述者到帶著作品走遍世界的導演，景一完成了一次漫長的遷徙。他用電影這門藝術，將自己的童年寂寞、對故土的眷戀、對植物靜默力量的領悟，以及對不同文化之間“和”的信念，制作成一部光影標本，留給這個喧囂時代。

對話景一：植物向下扎根，向上生長

第一財經：《植物學家》拍出了人類與植物、自然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很多人說，能拍好兒童電影的人都有一顆赤子之心。在觀眾反饋中，有哪些讓你覺得不一樣，甚至超出了你拍攝初心的部分？

景一：最讓我意外的是，很多觀眾在看完電影后，真的會去尋找、分享自己和自然、植物相關的生命經驗，長篇大論地分享感受。雖然電影的故事是從小孩的內心世界出發，但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對生命的獨特理解，觀眾會在時間的流動中更充分地調動自己的感受。

我很榮幸一部電影能被看見，大家把自身的生命經驗或對自然的思考注入其中，構成對影片豐富的印象。無論是從未接觸過藝術電影的觀眾還是影評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兒時認識第一棵樹，我們就是觸摸它、感受它，而不是帶著那么多知識和目的。

有觀眾說，看完電影有種“既扎根又流動”的感受。這特別準確地描述了我的成長：我出生在新疆，然后不斷去往城市、世界各地。我像一顆松果，順著河流漂流，可能在某個岸邊停下，重新長成一棵樹。

第一財經：這部電影對部分觀眾可能有挑戰，它的節奏比較慢。在追求快節奏的今天，你覺得“慢電影”的魅力是什么？

景一：對我而言，我的童年就是這樣的節奏。今天的生活，無論是短視頻還是快節奏敘事，都強調效率和強目的性。但拍攝這部電影，我從植物身上得到的啟發是：植物從不強迫人，侵略性少，它就在那里。你觀察或不觀察，它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長。今天在城市中，真正熱愛生活的人，即使在辦公室也會照料一盆植物，進入安靜感受美的時刻。我希望電影能帶給大家這樣的感受和思考。

第一財經：拍這部電影時，你花了大量時間做田野調查，是否重新梳理了自己與童年、與自然的關系？這部電影里有很多人的離開，比如哥哥、美玉，他們都離開寂靜的村莊，去往大城市。這種告別是輕飄飄的，沒有驚天動地，但顯得更加孤獨，是否和你童年的感受有關？

景一：肯定有。電影里不僅有小男孩，也有哥哥、叔叔、老人，他們像植物不同的生長階段，或一個家族在不同時代的境遇。我小時候的家在村頭，坐在房頂能直接看到天山，從小就會想象遠方有什么，有一種莫名的、說不上來的寂寞感，想象力被放置到很遠的地方。所以電影里除了現實，也有想象的部分。比如那匹馬，在哈薩克族的神話傳說中，動物是會說話的，這安放了我從小對遠方和未知事物的想象與好奇。

關于離別，電影里用了一些圓圈的意象：阿爾辛和美玉玩耍時的轉圈、舍不得她離開時的轉圈、夜晚圍著樹轉圈、哥哥從鄉村到城市的漂泊……以及電影結構上開頭和結尾的老者，也是一個圓圈。這像泉水的波紋，映照出人生的不同層次，讓我們的生命得以擴大。這也是電影從一個小孩的視角向下扎根，試圖呈現更完整的感受與思考。

第一財經：看《植物學家》很有伊朗導演阿巴斯的感覺，電影的作曲也來自經常跟阿巴斯合作的伊朗作曲家裴曼·雅茨達尼安。

景一：我們都對人在景觀中的境遇有相似的關注傾向。不僅是阿巴斯，包括土耳其導演錫蘭，以及我很喜歡的印度導演薩蒂亞吉特·雷伊，他們的電影不僅關注人，也關心人在環境、風景中的表達。這些電影史上的杰作是我們年輕創作者創作的源泉和努力方向。

第一財經：是什么啟蒙了你的電影夢？你希望自己是一個帶有新疆印記的導演嗎？

景一：我八九歲時就通過租碟看了大量港片和好萊塢商業片。上初中后，我才發現有些電影能震撼心靈、讓人流淚。那時我覺得，那些在房頂無法安放的感受和情緒，似乎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表達。比如《霸王別姬》、庫斯圖里卡的《地下》等電影，讓我覺得“電影居然能這樣拍”，直擊人心，算是種下了種子。

我比較特殊的一點是，我出生成長在新疆，但父輩是從南方來到這里的。新疆對父輩意味著新的土地，這里有多個世居民族。從某種角度看，我也屬于這里的少數派。我帶著父輩和自身的印記在這里土生土長，與各民族交流，自然會形成一種既是新疆的一部分，又帶有我個人特點的感受。

第一財經：你的電影里有一些超現實的魔幻元素，比如會說話的馬。

景一：這也是一種影響。往上追溯，整個中亞文學都深受《一千零一夜》等傳統的影響。在多民族聚居、文化交織的地方，會產生獨特的思考方式。我相信未來新疆產出的電影，也會有很多這樣的時刻，每個人會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