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之死

一、

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到達他國外流亡的最后一站——墨西哥。托洛茨基的生活剛安頓下來，莫斯科的第二次審判就開始了。這次的被告有12人，缺席的托洛茨基仍是主要被告，其罪名是與德國希特勒、日本天皇簽訂了反蘇反共的正式協議。盡管托洛茨基極度疲勞，發著高燒，仍不知疲倦地投入“戰斗”。他向斯大林提出引渡自己到蘇聯去出庭申辯。他和秘書們日夜加班，整理批駁文件，回答外界和報刊的疑問，工作繁瑣惱人，使他在這段時間里常常發脾氣。

“紅軍之父”托洛茨基

不久，一個噩耗傳來，托洛茨基的兒子廖瓦由于術后感染，在巴黎逝世，年僅32歲。廖瓦的死，對托洛茨基夫婦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女兒都已逝去，使托洛茨基加速衰老。

1939年初，托洛茨基在科約阿坎的遠郊偏僻地段租下一棟房屋。但不久聽說，格伯烏(當時蘇聯國家情報安全部門的簡稱)有可能買下這座房產，以迫使房客離開，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將這座房屋買了下來，并整體加以改造，增高圍墻，建起一座瞭望塔，安裝報警器。有消息傳來，蘇聯格伯烏已決心用一切手段從肉體上除掉托洛茨基。此外，托洛茨基攜帶的檔案安全也是他的一樁心事。他開始與美國的大學聯系出售這批檔案。1940年初，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以1.5萬美元買下檔案。其中一個條件是，40年后才能公開，使與他曾有通信來往的人“免受迫害”。

二 、

1940年初，也許出于對年老體衰的憂慮，或許出于對自己生命安全的某種擔心，2月27日，托洛茨基立下自己的遺囑。

在遺囑中，托洛茨基反駁了斯大林對他的種種指控，又說：

“在我43年的自覺生命中，我始終是一個革命者；其中我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戰斗了整整42年。倘若生命能夠從頭開始，我……會盡量避免重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我的基本生活目標不會改變。我將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因而也是不妥協的無神論者而死去。與我的青年時代相比，我對人類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念同樣熾烈，而且更加堅定。”

三 、

托洛茨基的遺囑似乎是一種預兆。危險正步步逼近。

5月23日凌晨四點，一伙武裝人員闖入托洛茨基的“城堡”，并對托洛茨基夫婦和外孫的房間用機槍猛掃，所幸未有人員傷亡。幾天以后，有美國朋友來訪，允諾幫他潛入美國，但被他拒絕，他要公開地面對自己的仇敵和朋友。朋友送給他一件防彈背心，他不愿穿。有人建議今后對來訪者一律搜身，他也不贊成。接待客人時，他也不喜歡警衛人員站在旁邊。

這時，托洛茨基住所出現一個神秘人物，此人名叫拉蒙?梅爾卡德爾（化名雅克松），與托洛茨基的秘書西爾維婭正在戀愛。此人自稱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擁護者，但并不輕易打聽和接近托洛茨基，從不冒昧進入院子。8月17日，雅克松曾請托洛茨基對他的一篇手稿提出修改意見。但托洛茨基懷疑“雅克松”是個騙子，他與娜塔麗婭和秘書漢森說，希望查一下“雅克松”的背景。可是，殺人兇手比托洛茨基的反應更快，8月20日就下了毒手。

這一天是星期二，下午剛過5點，托洛茨基放下筆，來到兔籠旁喂兔子。這時，“雅克松”又來了。他帶來幾頁修改好的打印稿請托洛茨基再看一遍。托洛茨基很不情愿地同他一起走進書房。當托洛茨基還沒有讀完第一頁時，就感到頭上挨了可怕的一擊。“雅克松”后來在供詞中說:“我把雨衣放在一件家具上，掏出冰鎬，閉上眼睛，用盡全身氣力打在他的頭上。”兇手本來指望這一擊會使受害者連哼也不哼一聲就死去，他可以從容地溜掉。可是，受害者發出一聲“可怕的、尖銳的叫喊”，并抓起一切能抓到的東西——墨水瓶、書籍、甚至錄音機擲向兇手，盡管此時托洛茨基的頭蓋骨已被打碎，血流滿面。此刻警衛人員已撲向兇手，嚎叫和呻吟響成一片，托洛茨基掙扎著說:“告訴孩子們不要殺了他。”“不，不，絕不能殺死他——必須讓他招供。”

晚上7點多鐘，醫生給托洛茨基做了開顱手術。他已陷入昏迷，再也沒有清醒。8月22日晚7時25分，托洛茨基的心臟停止跳動。時年61歲。

四 、

蘇聯解體的后的一篇回憶錄披露：“雅克松”的真名叫拉蒙。1960年，在墨西哥坐了20年牢的拉蒙刑滿出獄，帶妻子到莫斯科定居。“大約在1975年，拉蒙離開莫斯科去古巴，當了卡斯特羅的顧問。他死于1978年，遺體被秘密運往莫斯科。他的墓碑上鐫刻著:‘蘇聯英雄:拉蒙?伊萬諾維奇?羅佩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