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歐洲突然冒出一個老組織，猶太勞工總同盟復活，反對以色列

莫莉·克拉巴普爾的新書《我們居住的地方即是我們的國家》重新發掘了猶太勞工總同盟的故事。這是一個曾經反對同化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其關于族群民族主義的警示在今天依然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今天總同盟確實正在成長。美國與歐洲的多個城市成立了新的分部。隨著新一代“總同盟主義者”沉浸在祖輩的語言與家族史中，意第緒語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復興。

那些長期被視為過時且禁忌的政治價值觀，正以前所未有的共鳴回歸，尤其是在現代世界的各種境況引發了關于身份與階級的新思考之際。長期被視為歷史陳跡的總同盟，如今正作為一種鮮活的傳統重新確立其地位。

這本書最終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深入了解總同盟、其意識形態愿景、對猶太自治的追求，以及現代世界對總同盟主義者近一個世紀前所奮斗目標的渴望的窗口。這是一個精彩且日益緊迫的故事。

最關鍵的是，他們既反對同化主義，也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他們認為自己的位置在于居住國所有信仰與種族的工人階級之中，當時即是帝國允許猶太人居住的西部定居區。自治是必要的，針對歧視與隔離的保護也是如此，但該運動整體上聚焦于建立基于階級的政治。很快，這種階級意識與抵抗的訊息在整個定居區燃起了燎原之火。

從維爾紐斯小組中走出了最初的總同盟，并由此涌現出無數投身于20世紀大動蕩的杰出人物。本世紀初，總同盟常處于流亡革命的環境中，弗拉基米爾·梅德姆與帕蒂·克雷默等領導人試圖適應各種新興的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競爭。

族群民族主義正處于上升期，而逐漸帶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色彩的思潮也隨之興起。朱塞佩·馬志尼、西奧多·赫茨爾、弗拉基米爾·列寧、列夫·托洛茨基等歷史巨頭都曾與總同盟有過接觸與往來。

總同盟在很大程度上不愿與新興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產生關聯，甚至禁止猶太復國主義者加入該組織。至于列寧，梅德姆和其他有影響力的總同盟成員將其視為可能走向高度集權的領導者。列寧的派系好斗且不妥協，習慣于將意識形態伙伴貼上敵人的標簽。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總同盟成員與列寧派之間不平衡的分裂，最終導致列寧將其派系稱為“多數派”，而將總同盟成員稱為“少數派”，這兩個昵稱在俄語中即為更為人熟知的“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

在俄國，沙皇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處理為革命鋪平了道路。數百萬俄國人死亡，應征入伍者發現自己身處裝備嚴重不足且士氣低落的前線。

不滿情緒在全國蔓延，最終迫使沙皇退位，新的臨時政府隨之產生?？偼顺蓡T與其他左翼團體利用這一機會進行反抗與組織，很快便通過在工人委員會與臨時領導機構中任職，在這一新體系中發揮了作用。

終于獲得合法地位并公開活動的成員們，現在有機會塑造他們的國家與家園。他們奉行“此地主義”的價值觀，即拒絕將自己視為局外人，將居住國視為家園，并將自己的命運與鄰居緊密相連。他們開始構想建設夢想中的俄國。自治與民主似乎指日可待。

在這一短暫時期，總同盟成員并未主張激進的變革或再分配，而是遵循卡爾·馬克思關于俄國尚不具備條件的觀點。他們優先考慮溫和路線并在持續的戰爭中尋求穩固地位，盡管普通俄國人對漸進主義感到厭倦。

隨著戰爭代價日益高昂，數十萬士兵喪生，物資短缺席卷全國，總同盟成員很快發現自己在左翼立場上被列寧超越。俄國人民要求結束戰爭、獲得充足的面包與土地，而這正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演講中所承諾的。

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起事并控制了臨時政府。幾個月內，總同盟成員再次陷入威脅，秘密警察與政府的壓制措施接踵而至。反猶主義依然存在，革命在民主自治方面收效甚微。

一些總同盟成員選擇加入列寧以換取暫時的安寧。持異議者則面臨監禁或流亡。許多人再次逃亡，成為定居區的難民。

逃往美國的總同盟成員正值第一次“紅色恐慌”時期，當時政府嚴厲打擊左翼運動及其海外聯系。反猶主義與反斯拉夫情緒助長了新的排外立法，并加劇了對歐洲局勢的不安。當戰后歐洲的矛盾顯現時，美國卻保持冷漠，追逐著威脅的虛幻幽靈，卻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毫無準備。在一段時間內，美國總同盟成員的行動受到了限制。

波蘭是他們的家園，因為他們生活在那里，任何一方的暴力或族群民族主義都無法動搖他們的信念。

歐洲的總同盟在波蘭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盡管面臨持續的暴力沖突與右翼運動，該黨在地方選舉中表現出色。

民主波蘭逐漸走向衰落，隨著“血緣與土地”民族主義控制了權力的制度性機構，內部壓力日益增大。準軍事組織犯下了肆無忌憚的暴力行徑。激進學生組織攻擊試圖上課的猶太與左翼學生。政黨為了安撫國內新興的法西斯分子，立場不斷向右偏移。而在此期間，總同盟始終立場堅定。

除了參與選舉，總同盟還利用其在自衛行動與互助方面的深厚根基來支持社區。武裝的總同盟成員抵御嚴重暴力事件、恐嚇、不公平的勞動實踐與鄰里糾紛。通過伯納德·戈爾德斯坦等激進工會組織者的組織與溝通能力，總同盟得以持續保護投票站、集會團體以及各種重要人物，免受國家支持的暴力與民族主義狂熱的侵害。

通過互助行動，總同盟運營著食品分發處、學校、養老院、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種合作社，為當地居民提供了社會安全網與經濟機會。

對總同盟成員而言，波蘭是他們的家園，因為他們生活在那里，任何一方的暴力或族群民族主義都無法動搖他們的信念。

在波蘭各地，總同盟成員拒絕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合作，也不允許他們加入自己的行列。他們日益發現，在巴勒斯坦同樣存在著那種在故土威脅他們生命的“血緣與土地”民族主義。

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工會、合作社與社區禁止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加入，從而制造了基于種族的等級與準則，這必然會滋生沖突與怨恨。許多總同盟成員還認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與右翼勢力的合作——特別是在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問題上——是在承認猶太人不屬于歐洲的邏輯，并為族群國家這一政治模式提供了合法性。

作為對總同盟反對意見的回應，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抨擊總同盟軟弱，是錫安或以色列的敵人。他們聲稱，總同盟成員是自恨的猶太人，希望自己的毀滅，必須切斷他們與地區及國際的聯系。

總同盟成員與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斗毆十分常見，學術謾罵與新聞戰也不絕于耳。雙方的分歧并不友好，隨著波蘭局勢的惡化，緊張關系愈演愈烈。克拉巴普爾從總同盟的視角有效地描述了這種緊張關系，且幾乎沒有回旋余地：

當總同盟為猶太人在波蘭的地位而戰時，猶太復國主義者卻站在了試圖將猶太人趕出家園的政府一邊。當總同盟發起抗議暴力迫害的罷工時，大衛·本－古里安與澤夫·雅博廷斯基卻在波蘭的舞臺上招搖過市，發表支持施害者要求猶太人離開的演講。在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聲稱必須驅逐300萬猶太人后，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微笑著與他握手。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納粹迫害全面展開，總同盟成員擱置了派系分歧，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其他抵抗組織聯手，對占領者發動了襲擊。在華沙，猶太隔離區的戰士發動了大規模起義，殺死了數百名納粹分子。

但盡管有這些有組織的行動，地下運動仍無法維持其對抗納粹猛攻的行動。起義結束時，大部分隔離區在炮火、空投彈藥與火焰噴射器營的恐怖組合下被夷為平地。超過5萬名猶太人因此喪生，其余幸存者大多被送往集中營。

戰爭結束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破壞與混亂。波蘭90％的猶太人在大規模迫害中喪生。回到社區的幸存者發現，他們的公寓、企業與社區已被那些從納粹手中獲得所有權的波蘭人占據。

大多數波蘭人拒絕歸還被沒收的財產，隨著緊張局勢加劇，嚴重暴力事件與針對性襲擊再次出現。惡毒的族群民族主義依然存在。被戰爭摧毀的總同盟盡其所能應對這些挑戰，但最終還是被淹沒了。

自二戰結束與以色列建國以來，許多人帶著蔑視與批評回顧總同盟，將該運動貼上天真、不妥協與軟弱的標簽。但雖然總同盟輸了，它并非失敗。正如克拉巴普爾所寫：“失敗是那些被自身的過錯與錯誤所征服的人的結局。輸，則是屈服于更強大的力量。”

總同盟有其缺點與內部問題，正如任何組織一樣。但從根本上說，它并非因為內部矛盾或機能失調而崩潰。它失敗是因為它無法抗衡歐洲法西斯主義那龐大的力量。法西斯主義如同干草堆上的火焰，在歐洲迅速且猛烈地蔓延。它摧毀了阻擋其前進的一切，并點燃了一場基于領土吞并與族群民族主義至上的大火。

600萬猶太人死于這場大火，數千萬非猶太裔東歐人亦然。總同盟的失敗并非因為缺乏力量、承諾或戰略，而是輸給了那場吞噬并摧毀了整個地區的歷史力量。

這種失敗的事實并不意味著總同盟已無關緊要。相反，正如克拉巴普爾所展示的那樣，舊思想正被重新注入活力，以應對一個迫切需要它們的世界。

總同盟對猶太復國主義與族群民族主義的預測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現實，并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以色列境內的猶太復國主義并未迎來數十年的和平與和解，反而因不安全感與地區敵意而日益右傾。正如克拉巴普爾所指出的：

這種永恒反動的氣候導致數百萬巴勒斯坦人被囚禁在種族隔離墻后。在加沙，大部分地帶在炮火、空投彈藥與以色列國防軍營的恐怖組合下被夷為平地。

超過7萬人因此喪生，其余幸存者大多被送往難民營與帳篷城。該地帶正被系統性地耗盡，醫院、學校、重要基礎設施與能源來源遭到摧毀。在西約旦河岸，巴勒斯坦人被安置在當地的隔離區，其行動與言論自由受到全面限制。

部分激進定居者的流竄準軍事團伙襲擊并恐嚇巴勒斯坦隔離區，卻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非法定居點不斷被允許并追溯合法化，巴勒斯坦的自治權正在被一塊磚、一塊田地地蠶食。

進一步的吞并幾乎沒有阻礙，隨著每一個新定居點的建立，巴勒斯坦建國變得愈發難以想象。以色列社會不會允許一個自治的巴勒斯坦國，任何后續的以色列政府也不會允許拆除定居點。該計劃已定，巴勒斯坦問題幾乎已成定局，唯一阻礙其最終完成的只有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自由民主國家未能解決物質不平等并滑向法西斯主義，釋放了暴力與種族仇恨，吞噬了數百萬生命并摧毀了階級團結的任何可能性。

這正是總同盟日益具有現實意義之處?？偼顺蓡T批評族群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妥協，因為它們有能力邊緣化整個群體并摧毀階級意識。

總同盟成員在俄國、波蘭以及幾乎整個歐洲，看到了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失敗可能演變成什么樣子并釋放出何種力量。自由民主國家未能解決物質不平等并滑向法西斯主義，釋放了暴力與種族仇恨，吞噬了數百萬生命并摧毀了階級團結的任何可能性。

我們的世界雖然與戰間期不盡相同，但正面臨著由不平等、經濟恐慌以及全球舞臺上公然帝國力量重現所驅動的多層危機。階級、種族與宗教的分歧正被煽動以獲取政治與軍事利益，而自由主義再次發現自己面對著妥協與折中的麻醉劑。我們世界的結構不同了，但總同盟為之奮斗的原則與理想，以及塑造了它們數代的條件，依然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