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教員，中國就南北分裂了

赤壁一戰乾坤轉，東風送我第一船

1949年絕對是中國非常危險的一年，因為美國、蘇聯、國民黨都想以長江為界，把中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國家。但，偉大的教員和他的同志們，帶領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打了一場全方位的總體戰，成功沖破封鎖一統山河，締造了現在的新中國。

在這個過程中，國內外敵人的謀劃是什么，教員又是如何見招拆招打破僵局的，我們用一篇文來梳理清楚。

1

向中國捅出第一刀的，不是別人，正是老大哥蘇聯。

因為在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為了換取斯大林對日宣戰，私自把大量中國利益割讓給蘇聯，包括外蒙古獨立、蘇聯優先使用大連港和旅順港、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合辦公司經營等等。

隨后，美國又逼迫國民黨，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將以上的利益勾兌落到實處。

做為回報，斯大林承諾——

戰爭結束以后，中國應由蔣介石繼續領導，并盡力促進蔣介石統一中國。

而美國通過和國民黨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得到了優先開發中國礦產資源、進出口不受限制且享受最惠國稅率、船舶軍艦自由進出中國領海和內河等一系列特權。

這兩個條約，共同指向一個特征，那就是美國和蘇聯以長城為界，把中國分成南北兩半，長城以北是蘇聯的勢力范圍，長城以南是美國的勢力范圍。

這就是二戰結束以后，中國面臨的惡劣國際環境。

一條沒有劃出但事實上存在的“三八線”，如泰山壓頂一般，橫在中國的頭頂上。

然而，時間進入1948年8月，盡管蔣介石得到美國的11億美元援助，但經過兩年的解放戰爭，解放軍仍然消滅了264萬國軍，并將剩余的190萬國軍擠壓在沈陽、長春、北平、天津、太原、濟南、西安等大城市周圍。

只要再進一步，解放軍就能攻占長江以北，解放中國的半壁江山。

這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可在斯大林看來，中國革命的勝利削弱了美國在華利益，會直接影響蘇聯和美國的外交關系，甚至有可能引起美國武力干涉，威脅蘇聯的國防安全。

更為重要的是，一旦解放戰爭取得完全勝利，那么中國便結束了軍閥混戰、一盤散沙的局面，中國的方方面面都會被高度整合起來，雄踞東亞。

到那個時候，蘇聯就不能對中國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剛剛得到的在華利益，也有可能還回去。

斯大林的這個顧慮，被蔣介石清晰的捕捉到了。

那時，蔣介石見到國軍屢戰屢敗，便想停止戰爭開啟談判，于是他利用斯大林想謀取在華利益的心理，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請求蘇聯出面，調停國共兩黨的戰爭，并促使兩黨共商國是。

這件事，正是斯大林想做的，這封信，也是斯大林迫切需要的。

于是，斯大林把蔣介石的信轉發到西柏坡，以老大哥的身份，請教員認真考慮停止戰爭、停止革命、保護蘇聯和美國在華利益等事情。

這就是阻止中國統一的第一刀。

2

中國長江以北逐漸脫離掌控，美國的在華利益受到損害，美國自然不可能無動于衷。故而在斯大林極力勸阻教員停戰議和的同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行動起來。

一方面，司徒雷登向美國政府發出報告，說蔣介石已經眾叛親離，建議美國政府勸蔣介石退休，讓位給李宗仁或其他政治領袖，并組建一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共和政府，保住長江以南。

另一方面，司徒雷登親自約見李宗仁，暗示他應該承擔起中國的責任。

美國政府，隨即開始在輿論場營造“國共和談”的氛圍，試圖切斷解放戰爭的進程，將中國鎖死在殖民地的定位上。

美國下場插手中國內政，成為阻止中國統一的第二刀。

自“蔣桂戰爭”開始，李宗仁和蔣介石已經爭斗了近20年，現在蔣介石遭遇軍事失敗、美國又流露出支持的意愿，李宗仁自然沒有理由拒絕。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宗仁便和司徒雷登說：

“如果能得到美國毫不含糊的支持，我就能得到中國西南地區的有力支持，將解放軍遏制在長江以北。”

而蔣介石見美國的風向有變，為了保住地位，立即向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信，請求美國公開發表一個支持 國民黨 的聲明，并派宋美齡前往美國請求援助，幫他解決軍事和經濟困境。

可以說，國民黨各派系爭相向美國邀寵，甚至不惜提出劃江而治，把中國分裂成南北朝，就是阻止中國統一的第三刀。

司徒雷登提出的組建新的共和政府，其潛在成員覆蓋了共產黨以外的所有政治力量，這個信號，也被一些中間勢力給捕捉到了。

于是，大量的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開始打著“和平”的旗號積極奔走，建議解放戰爭立即停止，不要再傷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他們的目的，其實就是想在國共兩黨的縫隙中，擴大中間勢力的影響，在政治上造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這些渾水摸魚的中間勢力，捅出了阻止中國統一的第四刀。

3

所有人都在阻止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所有人都在勸阻解放軍停下腳步，如果是你，能否扛住全世界施加的壓力，又能否找到破局的對策？

教員做為中國革命的總指揮，不僅扛住了壓力，他的破局對策也堪稱教科書級別。

早在1948年6月，歐洲便爆發“柏林危機”，出現了第一次美蘇冷戰高潮，美國和蘇聯的大部分精力，都被吸引到這里，難以真正抽調兵力進入中國，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

這，就是中國革命改變命運的絕佳機會。

認清了這一點，教員便在蘇聯、美國、國民黨、中間勢力提出“停戰”的提議以后，調動解放軍各部，相繼發起遼沈、淮海、平津戰役，目的只有一個——

消滅國軍的有生力量，抽掉國民黨的談判基礎，讓停戰或不停戰都變得沒有意義。等中國的土地上只有解放軍的時候，解放戰爭要打到哪里、中國革命向何處去，旁人就沒有指手畫腳的余地了。

抗日戰爭快不得，是拖垮日本需要時間、等待國際援助也需要時間。

解放戰爭拖不得，是因為決戰的最佳時機已經到了，一旦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決定性勝利，等到柏林危機結束，美國和蘇聯重回東亞，解放戰爭就進行不下去了。

到了1948年11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全境解放，三大戰役取得階段性勝利，解放戰爭終于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而有了軍事勝利做背書，教員便有了施展政治、外交、輿論攻勢的底氣。

同月，教員在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刊物上，發表《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文，明確表示：“中國人民是勇敢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勇敢的，他們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這篇文章就是給美國和蘇聯看的。

你們要分裂中國、你們要阻止中國解放，現在我告訴你們，辦不到，中國，我們解放定了。

12月30日，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也即將結束，解放戰爭的局勢更加明朗，教員隨即為新華社寫了一篇新年獻詞，標題就叫《將革命進行到底》。

在這篇文章中，教員不僅明確指出，美國和國民黨正在利用“和平”二字搞陰謀，所謂的停戰與和平，都是分裂中國的手段，并且還發出一句深層次的叩問——

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

如果要將革命進行到底，那就要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使中華民族徹底翻身、解放。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接受外國侵略者分裂中國的意志，便是給國民黨送去養傷的機會，等到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卷土重來，將中國拉回黑暗世界。

這篇文章是寫給中國人民看的。

教員要讓全國人民都明白，要想改變中國的命運，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誰要是膽敢分裂中國、阻止中國人民奔向美好的生活，我們就不惜一切代價，干死他。

可以說，《將革命進行到底》就是教員在中國發起的最廣泛、最深層次、最大限度的人民動員，是教員向四萬萬五千萬人吹響的沖鋒號角。

4

見到國軍在戰場上損兵折將，國民黨在輿論場上也節節敗退，蔣介石急了，不得不做出最后一搏——

借助外國侵略者的力量，向教員施壓。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新年獻詞，大言不慚的宣布，只要能停止戰爭恢復和談，他就不計較個人進退，并在8天后向美蘇英法提交照會，請他們調停解放戰爭，對中國恢復和平提出建議。

如果這件事成了，國民黨確實能保住半壁江山，但美蘇英法在長江以北損失的利益，必然要在長江以南彌補回來。

一生抱外國大腿的蔣介石，估計已經做好了讓利的準備，但志在解放全中國的教員，豈是甘愿出賣主權的人？

四國調停，斯大林一馬當先。

1月10日，斯大林就給教員發電報，明確表示，蘇聯要充當解放戰爭的調停人，并建議教員停止戰爭，以長江為界，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教員收到電報，非常憤怒，直接給斯大林回電：

“如何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和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如果誰接受國民黨的建議，就是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作對，對國民黨不滿和指望人民解放軍迅速勝利的廣大人民群眾就會失望。”

一句話，你斯大林沒資格干預中國內政，不要再來自討沒趣了。

緊接著，教員施展了一手精妙的外交手段。

他知道，四國調停的關鍵在于，蘇聯能否說服我黨停止解放戰爭，參加和平談判，如果蘇聯和我黨無法達成一致，那么調停和談判就不可能進行下去。

于是，教員在反駁斯大林以后，便通過秘密渠道給美國放風，說“蘇聯和中共都不參加和平談判”，極力向美國營造一種“蘇聯站在我黨一邊、調停和談判無法開啟”的氛圍。

這是一場心理博弈。

但，教員的策略很快奏效，1月13日，司徒雷登就接受美國政府的委托，向蔣介石做出答復：“在目前形勢下，試圖扮演調停人的角色，不會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

至此，蔣介石最后的幻想破滅，被迫退居浙江奉化，教員又一次扛住美蘇的壓力，阻止了中國的分裂，并順勢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一文，給接替蔣介石的代總統李宗仁，開出八項和談條件：

懲辦戰爭罪犯。

廢除偽憲法。

廢除偽法統。

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沒收官僚資本。

改革土地制度。

廢除賣國條約。

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你看看，這是和談條件嗎？

不，這是教員代表中國人民，給出賣國家利益的國民黨以及妄圖分裂中國的外國侵略者、渾水摸魚的中間勢力下達的最后通牒——

死還是降，或者合作，你們自己選。

5

面對教員開出的和談條件，李宗仁確實派人去談了，但他的真正目的不是接受，而是拖延時間，準備等美國的援助到位，再阻止解放軍渡過長江，實現劃江而治。

到那時，他就能做美蘇英法在中國的代理人，取代蔣介石的地位。

而蔣介石退居浙江奉化以后，仍然以國民黨總裁的名義，通過電臺操縱軍政系統，準備用三到六個月的時間，在江南編練200萬新兵，再度卷土重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和平談判必然是沒有結果的。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的代表團最終拒絕在和談條件上簽字。

次日，教員和朱老總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組成的東、中、西三個突擊集團，在江蘇江陰到江西九江的遼闊江面上，發起渡江戰役，“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

截止到4月24日清晨，解放軍就摧毀了國民黨的長江防線，將紅旗插在南京總統府的門樓上。

紅旗獵獵飄揚，一個即將統一的新中國，如同那冉冉升起的紅日一般，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

美國、蘇聯、國民黨寄予厚望的劃江而治，至此成為夢幻泡影。

教員說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被證明是亙古不破的真理。

那段時間，教員經常看京劇名篇《霸王別姬》，每次看完都感慨萬千，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要學西楚霸王。

等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傳到北平，教員隨即提筆揮毫，寫下一首《七律》：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