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教授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倡導廢除漢字，用西文取代

1923年秋，北京大學紅葉正紅。下課鈴聲響起，學生們從文學院三三兩兩走出，仍在熱烈討論：錢玄同剛剛把一張寫滿拉丁字母的黑板拍得山響，說中國若想脫殼重生，非得“把象形的殼子敲碎不可”。這并非他第一次“點炸彈”，卻一次比一次更猛。

追溯到1887年，錢玄同出生在浙江紹興的舊式士大夫家庭。父親錢福已年逾花甲，家學深厚，到小兒子這里卻發生了基因突變。兄長們以《十三經》教他分陰陽，講禮樂，可16歲的他卻悄悄把長辮剪掉，讓全村人驚掉下巴。剪辮那天是1904年農歷三月，鄰里竊竊私語：“這孩子怕不是瘋了。”

火種來自兩本禁書——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的《革命軍》。翻到“推倒專制”，少年血液像被酒精點燃，他合上書，第一句話就是：“清廷完了。”后來的道路由此拐彎。

1906年赴東京，他拜章太炎門下，學問沒落下，脾氣卻學了個十成十。今文經學、音韻學、訓詁學，他樣樣肯鉆，但每鉆一層，就對舊禮教多一份不耐煩。有意思的是，他在日記里寫：“經學如鹽，可佐味，不可當飯。”

1915年《新青年》創刊，錢玄同雖然不是發起人，卻很快成為坐鎮后方的“選鋒”。稿件山一樣堆在他宿舍，他挑剔得很，常隨手圈一句“俗氣”，扔進廢紙簍。某個深夜，他給同窗周樹人寫信：“老兄，你不執筆，誰來吼？”那封信只一句勸，“毀屋也需先鑿窗”。魯迅后來回憶：“若非此言，一支筆或仍埋塵埃。”兩人的對話不到百字，卻敲開了《狂人日記》的門。

1917年至1919年，《新青年》讀者突然陡增，原因之一正是錢玄同、劉半農的“王敬軒雙簧”。一邊假扮守舊老夫子，口口聲聲“白話亡國”；另一邊化身年輕斗士，連珠炮還擊。旁觀者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但罵戰熱度直線上升。《申報》《晨報》乃至茶館里，都跟著起哄。名聲這東西，有時真是邊吵邊長。

1920年代初，錢玄同的“廢漢字”理論成了飯桌上的辣椒。一場語言學討論會上，他指著幻燈片，羅列楔形文字、希臘字母、羅馬字母的演變，結論卻很硬：“漢字停留在半山腰，非拆不可。”臺下噓聲此起彼伏，一位老秀才拍桌子質問：“沒有孔孟，如何為人？”錢玄同微笑反問：“古人也用竹簡，你為何改用紙？”一句話讓秀才噎住，場面熱鬧得像說相聲。

同樣熱鬧的還有他自設的“四十必死”鬧劇。1927年，他40歲，居然在《語絲》策劃“成仁專號”，提前給自己寫訃告，還請友人配挽聯。胡適寫詩取笑他“肥頭不倒”，魯迅更毒辣：“作法不自斃，且待五十。”消息傳開，好些學生買了白花前來吊唁，才發現“死者”正端茶請客，哭笑不得。不得不說，這種自黑方式，在保守年代簡直離經叛道。

錢玄同除了“炸樓式”言論，其學術貢獻也扎實。標點符號體系的定型、由右向左改為由左向右的排版實驗、阿拉伯數字在報刊中的推廣、簡化字草案的手稿，都與他分不開。1930年教育部發布《簡體字表草案》時，有21個字出自他的方案。許多讀者并不知情，只覺得報紙好讀了，看賬本省事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情緒急轉直下，卻仍在課堂上保持幽默。本科生記得最清楚的一幕：講到“平舌音”與“翹舌音”，他忽然模仿紹興土語大喊“舍得舍不得”，教室里瞬間笑翻。笑聲過后，他嘆口氣：“若國難當前，還分不出‘shi’與‘si’，怕是要吃大虧。”這種將時局與學問打包的授課方式，讓學生直呼過癮。

1937年，日軍入侵華北。錢玄同把所有藏書裝箱，寄存友人家，自己卻留在北平，理由簡單：“我走了，這點燈火就滅了。”他體弱多病，仍奔波為被捕進步青年募捐。有人勸他自保，他擺擺手：“命短，書長，總得有人撐著。”

1939年1月17日凌晨，北平德醫院的病房燈光驟暗，52歲的他因肺病并發癥溘然長逝。守在病榻旁的學生回憶，老師最后囑咐四字：“字要簡省。”此言很可能是傳聞，但聽來卻像他會說的話。

噪聲散盡，遺墨留存。1940年，《文獻》雜志發表悼文，稱他“壯年為斗士，中年為學人”，同年，延安自然科學院收到了他生前為李大釗子女捐出的旅費。信封角落，一行小字：“路遠，望達。”風骨可見。

回想舊影，錢玄同確實沖撞、怪誕，也足夠勇敢。廢漢字的設想沒能落地，但他為漢字做的“減負”仍令人受益。至于“幽默教授”這頂帽子，倒像是歷史送給這位倔強書生的一抹亮色，提醒后來人：批判可以鋒利，表達也可風趣，而時代的城墻，總有人敢去鑿第一塊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