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被捕后，同監獄的偷牛賊忽然小聲問他：你想不想逃出去？

1928年11月初，皖南大雨連綿，河水暴漲。城西那座臨時看守所的矮墻外已是一片泥濘，墻內卻更難熬——酷刑、濕氣、霉味混雜在一起。就在這樣的夜色里，梅大棟被拖進最角落的牢格，身后“哐啷”一聲鐵鎖合攏。

梅大棟當時32歲，早已摸透敵人的審訊套路。頭三天，他被輪番鞭打、電刑，昏死過去又被冷水激醒，始終不發一語。獄警惱羞成怒，索性把他同一名“偷牛賊”關在一起，想借臟亂環境摧垮他的意志。

對面靠墻蹲著的灰衣漢子，蓬頭垢面，眼睛卻透著精明。他緩緩挪到鐵柵跟前，壓低嗓子：“梅先生，認得我嗎？”寥寥十個字，卻把梅大棟聽懵了。借著微弱燈光，他確實看出些熟悉——那人正是兩年前夜校里經常坐最后一排、只讀過三月便匆匆輟學的老曹。

老曹被扣上“偷牛”罪名，原因不復雜：地主逼債，把他家唯一的耕牛牽走，他便趁夜去牽回，半路被巡丁抓住。獄卒笑他“刁民”，，卻沒想到這名農民在夜校多少聽過階級覺悟一課。

幾天閑談下來，兩人摸清了牢房結構。磚縫里滿是沙土，墻體其實是摻了稻草的土坯。他們手里唯一像樣的工具，是老曹在送飯時順到的一雙竹筷。梅大棟原本做好就義準備，此刻卻看到另一條路。

夜里子時交班最松散。兩個人商量好，梅大棟演“重傷”，躺在草席上呻吟；老曹佯裝替獄卒倒尿桶，實際用筷尖一點點刮松墻腳。白天有腳步聲便停手，隨手把稀爛泥巴抹回縫隙，再擺上破盆遮擋。

有意思的是，獄方一心以為這間關押“偷牛賊”，并未上重鎖鏈，只派年輕士兵輪流看守。士兵們時常躲到角落抽旱煙，聽老曹自嘲“偷牛是為了孝敬祖宗”。漫不經心的笑聲，正給地道爭取時間。

挖到第十二夜，牢房外突然調來兩名憲兵。消息靈通的典獄長得到密令，要將梅大棟連夜押往省城“別審”。再拖下去怕是來不及。老曹遞來一句簡短的話：

“今晚動身。”

天色擦黑，哨兵換崗間隙，地面被掏出半人高的洞口，兩人先后鉆進潮濕土道。出口設在柴房后，離外墻只差七步。沿途狗吠聲此起彼伏，梅大棟心臟幾乎撞破胸腔，卻還是穩住呼吸。沖出圍墻那刻，雨又落下，他們順著水溝撲向稻田深處。

逃出虎口只是第一段。三天后，梅大棟靠著記憶，繞過崗哨，抵達涇縣一戶黨的聯絡戶。門剛敲三聲，屋內舉起油燈，他才算真脫險。立即寫信向上級報告，并提出設法營救仍在獄中的同志——包括弟弟梅大梁。

組織旋即部署突圍，可惜計劃未趕上行刑令。12月下旬，梅大梁犧牲在寧國城北空地，年僅25歲。消息傳來，老曹當晚把帽檐壓得極低，只說一句“總要有人先流血”，再無多言。

次年，梅大棟被派往武漢《紅旗日報》編輯部，負責整理皖南敵后情報與工運稿件。他利用報社身份，暗中輸送機要，三度往返長江中下游，協助恢復被破壞的地下交通線。1931年春，安源舊友蕭勁光經上海轉道武漢，兩人深夜商議新的工人夜校計劃，桌上還擺著那尊“馬克思銀像”的照片翻印件——真正的銀像仍藏在梅家祠堂夾壁。

不得不說，皖南山區的游擊網絡并非天生牢固，而是靠一位位像梅大棟、老曹這樣的人，用生命和機敏一點點織成。偷牛賊的身份，在檔案里永遠只是注腳；可若沒有那雙竹筷，梅大棟很可能倒在1928年的冬雨里，后續的情報、夜校乃至銀像保護都將缺位。

梅大棟1949年隨軍南下廣州，1952年調入中央某部史料室，整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工運資料，直至1980年病逝，享年84歲。那兩根磨短的竹筷，被他用紙包好，放在最下層抽屜，標簽寫著五個字：生死分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