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語道破中國千年的管理精神

導讀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每當讀到這句話時，很多人都會被范仲淹這種博大的情懷所動容，為其視天下為己任的豪情所感慨。細觀范仲淹，深入品析其思想世界，隱約間，你會看到儒家管理思想正蜿蜒曲折地向你移來。

01

傳承千年的士大夫精神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因秉公直言屢遭貶斥，曾出任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針鞏固西北邊防。慶歷三年（1043年），出任參知政事，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措施。兩年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貶出京。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改知潁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與世長辭，享年64歲，謚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范仲淹政績卓著，文學成就突出，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后世影響深遠。

后人論及范仲淹，往往稱道他的操守和事功。但從管理思想角度看，范仲淹的重要性并非在直言進諫、抗擊西夏、主持新政這些方面，而是在他確立的士大夫精神方面。

所謂士大夫精神，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與治理天下之志的結合。孟子曾經強調，普通人的思想與態度與其物質產業相匹配，“有恒產者有恒心”；只有那些德行修煉達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賴于產業支撐而成為社會中堅。范仲淹則把這種思想推演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強調士大夫以憂患意識為主導，“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要胸懷天下；“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這段話，說明了士大夫的擔當和責任，所以膾炙人口，千古傳誦。可以說，范仲淹是儒者從政的提倡者。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是儒者個人意義上的大丈夫，而范仲淹則把其變成了社會意義上的大丈夫，由此打通了從修身到治國、由內圣到外王的踐履通道。這種從政已經不再是從四書五經中尋求答案，而是要追求士大夫的自我實現。這種自我實現不再局限于儒者個人，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擔當。所謂從政，不僅在廟堂，而且在江湖。也就是說，以天下為己任，不僅僅是一種職責，更重要的是一種人生使命。

02

用人大權獨攬，庶務小權分散

范仲淹治理國家的基本思路，見于他的“四論”。在《帝王好尚論》中，他并不贊成老子主張的“無為”，認為帝王是天下的表率，所以，其“好尚”（即喜歡什么崇尚什么）關系到政風民俗。“圣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意為：圣明君主哪能沒有個人喜好呢，只要是正當的就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為正，故能天下歸心；桀紂秦隋，所為不正，故招喪亂之禍。

在《選任賢能論》中，他強調“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選人之道應當遵循孔子的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重俊義，斥柔訥，勿使英雄失望于時。

在《近名論》中，他反對老莊的養生保身，主張弘揚儒家名教，以激勵天下之忠臣烈士。在《推委臣下論》中，他主張強化君權，委政大臣。

關于君主與大臣的關系，是范仲淹最上心的問題。他認為，君主離不開大臣輔佐，然而，重用大臣又可能導致君權旁落，所以，在君臣關系上必須做到“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

凡是治理國家的內政外交、文治武功、蒞民治事、上下庶務，都屬于人臣之職，均可委任臣下辦理；凡是“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都屬于人君之權，必須由帝王親掌，絕不能委給臣下。

按照范仲淹的這種思想，執行權乃至決策權均可委之大臣，但事關政權根本的用人權、組織制衡的職能配置權，以及組織運行的監控權，一概歸之君主。

皇帝之下的國家治理系統，以宰輔（文）和將帥（武）為主體，以御史監控整個系統，以京尹管控核心區域，以有司分理金谷刑法，以州縣教化黎民百姓。而君主則掌握不同類型的人才儲備，區分宰輔人才、顧問人才、諫諍人才、將帥人才，然后恰當使用。總體上而言，就是用人大權獨攬，庶務小權分散。

03

諫諍與朋黨

范仲淹和歐陽修，在儒家強調的諫諍方面是出色的代表，他們二位為人的正派，意志的堅定，儒學修養的深厚，加上宋朝對臺諫的重視，政治環境的寬松，使他們的諫諍行為垂范史冊。

如果說，唐代魏征的進諫和唐太宗的納諫，還屬于小心翼翼的政治改良，那么，宋代范仲淹和歐陽修等人的強諫，則已經形成大張旗鼓的習慣性制度。此時的諫諍，已經成為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歐陽修就稱，為官“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

在儒家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有可能存在障礙。從邏輯上講，立人達人，必須以立人者和被立者、達人者和被達者在“立”與“達”上認知一致為前提。如果“立”的標準不同，“達”的方向各異，那就很有可能甲認為是立人，乙認為是害人；甲認為做出社會貢獻才是達人，乙認為自己榮華富貴才是達人。一旦“立人”和“達人”的認知對立，那么，行為沖突就在所難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朋黨問題才在宋朝頻頻出現。

平心而論，宋仁宗在古代算是比較開明的皇帝，然而，當仁宗拒諫時，按照儒家學說，他就被貼上了“昏君”的標簽。

在宋朝，出于對皇帝權威的維護，大臣同皇帝的沖突不難解決，儒學的熏陶使大臣做好了自我犧牲的準備。但是，大臣之間的沖突就不一樣，較為極端的儒者，會把與自己價值觀念不同的其他大臣都歸入奸佞而加以排斥；即便不是奸佞，起碼會歸入小人，而決不會把他們當作君子。

以先后同范仲淹、歐陽修發生沖突的大臣為例，宰相呂夷簡盡管有種種不足，但是相比較而言，把他歸入奸佞或者小人，并不恰當，但是，在范仲淹、歐陽修的言諫中，無疑是把呂夷簡劃入了敵對一方。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這種沖突往往最后被小人所利用，旁生枝節，造成嚴重的內耗。即便是公認的正人君子之間，行為矛盾和認知不一也普遍存在。范歐二人與其他正人君子，如范與梅堯臣、歐與富弼，都有過不和與沖突。

言諫之外政務處理中的矛盾，何為可容忍的分歧，何為不能容忍的分歧，儒學并未給出確切標準和尺度。范仲淹試圖用先憂后樂、歐陽修試圖用同心共濟，以取得最大公約數。他們未能從理論上回答這一難題，而是在實踐中摸索解決辦法，代表性事例就是范呂和解，范仲淹和呂夷簡死磕一輩子，但最終，兩人和解。

據《價值中國》 劉文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