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死因，自古以來眾說紛紜，為何說他是為法制事業而獻身？

屈原死因，自古以來眾說紛紜。近讀童洪錫先生《法解文史——文史作品中法律縱橫談》（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一書，感覺或可再添一說：屈原是為法制事業而獻身的改革家。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意思是，楚懷王讓屈原修訂法令，上官大夫要將屈原擬定的法令草案占為己有，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就對楚懷王說，你讓屈原修訂法令，屈原到處炫耀，弄得盡人皆知。每當一個法令頒布，屈原就把功勞都攬在自己身上。楚懷王聽了當然生氣。上官大夫的讒言起了作用，楚懷王由此對屈原產生了反感、戒備之心，冷落直至將其流放，最后導致屈原自殺。

《楚辭講座》，湯炳正著，湯序波、湯文瑞整理，北京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知，屈原的死因是上官大夫為爭奪屈原的立法權、立法成果，然后到楚懷王那里誹謗屈原，導致懷王怨恨、流放屈原，屈原憂憤自殺。

那么，屈原所立法令的內容是什么呢？湯炳正先生《楚辭講座》一書（北京出版社出版）作了如下內容的梳理。

第一，勵耕戰。屈原在《九章·惜往日》里回憶與楚懷王合作時的情況寫道：“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這正是從“勵耕”“勵戰”角度來說的。值得注意的是，屈原說“國富強而法立”，是強調用“法”來確立這種“勵耕戰”政策的。這可以使我們體會到屈原所草“憲令”是一定有“國富強”“勵耕戰”的條文精神的。

第二，舉賢能。《離騷》里說：“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在《離騷》和屈原其他作品中，“舉賢授能”這方面的句子還有很多。《管子·君臣下》里說道：“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于上矣。”意思是，頒布了法律憲令，賢才能人就都來為國君效力了。可見《管子》明確說出了“舉賢能”并寫進當時法令之中的，那么，屈原“舉賢授能”的詩句，自然是他所草“憲令”中這方面內容的流露。

第三，反雍蔽。什么叫“雍蔽”？在周秦諸子中的解釋是，在上下、君臣之間，有一個東西壅塞隔開，使下情不能上達，君臣不能溝通。這大致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有壞人或者有不好的制度，使下情不能上達，二是上面的政策法律不能貫徹下去，中間有人擱著，有阻塞。縱觀歷史，這種“雍蔽”現象往往是因為朝廷中有壞人、有奸臣在有意識地干壞事。所以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指出：“獨障雍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等。即是說楚懷王被朝中壞人雍蔽，不明是非。所以那諂諛的小人越來越得志，青云直上，越來越得勢。因此，屈原的政治主張不能上達于君，受到阻礙和破壞。“反雍蔽”在周秦古書中是多次出現的內容。《管子》中多次講“反雍蔽”，《戰國策》里所說“郭偃之法”也有“反雍蔽”的內容。

第四，禁朋黨。屈原在《離騷》中有“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等詩句，尖銳地揭露了黨人朋比為奸的本性。《離騷》里還揭露了這批黨人競進貪婪，“馮不厭乎求索”，漁利百姓，聚斂財富，作惡多端的本性。對楚國這批貴族的本性，《國語·楚語》《戰國策》都有揭露。管子、商鞅、吳起、韓非等人對朋黨狼狽為奸、危害國家的行為都進行了大膽揭露，屈原禁朋黨思想與他們是相通的。屈原的前輩吳起變法，即明文規定“禁朋黨以勵百姓”。

第五，明賞罰。屈原在《九章·惜誦》中說：“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意思是，我忠心耿耿為何遭罪呢？這是我想不通的事情。《哀郢》中又說：“信非無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惜往日》里也說：“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總之，屈原是堅決反對賞罰不明的。在先秦革新政治家的著作中，都反復強調“明賞罰”這一問題，并將它以成文法的形式在“憲令”中體現出來。《韓非子》里說：“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所以屈原在自己起草的《憲令》中應會寫上“明賞罰”的內容。

第六，變民俗。《離騷》中有“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委厥美以從俗兮，茍得列乎眾芳”等詩句，屈原這里所說的“世俗”，固然是指懷王左右的讒佞之臣而言，但作為革新政治家來說，它所謂的“世俗”，當然也包括上行下效而形成的社會風氣在內。屈原改變“民俗”的思想，也應當是他所寫“憲令”的內容之一。戰國時的不少改革家皆重視“一民俗”，如商鞅“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吳起“損不急及之官，塞私門之情，一楚國之俗”。《離騷》中那些對世俗的反感，是屈原政治上“變民俗”“一民俗”的思想流露。

屈原雖然沒有留下“憲令”的基本內容，卻留下了《離騷》《九章》等詩篇，我們完全可以從這些詩篇出發，結合先秦諸子的論述，去探討其“憲令”的基本內容，大致勾勒出它的輪廓。

湯炳正前輩以他對屈原精深而淵博的研究，給我們展示了屈原一個變法改革的政治家形象，使我們不再停留在他僅僅是一個詩人的認識上。童洪錫先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但仍未引起法史研究者的重視。因此，筆者草成此文，再作呼吁。

（作者為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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