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點多,我正在廚房擇豆角,手機突然響了。
是鄰居王嫂發來的語音,聲音又急又尖:"翠花,你快回來!你家那毛坯房里鬧起來了,你公公胳膊上全是血,120都叫了!"
我手一抖,豆角散了一地。顧不上關火,抓起鑰匙就往外跑。
我叫趙翠花,今年四十七歲,是河南駐馬店一個普通農村婦女。要說我這大半輩子,什么苦沒吃過?可這一出,真把我嚇得腿都軟了。
從我家到那棟毛坯房,騎電動車也就五分鐘的路。遠遠地,我就看見幾個人圍在樓下,救護車的紅燈一閃一閃的。我擠進去,看見公公趙德厚坐在地上,左小臂上一個月牙形的牙印,血肉模糊,旁邊站著我兒媳婦小穎,披頭散發,眼眶通紅,嘴角還沾著血。
"你瘋了!"我沖過去扶住公公,手碰到他胳膊上的傷口,黏糊糊的血沾了一手。
小穎看見我,"撲通"一聲跪下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媽,你去看看二樓,你去看看!那個房間里裝了監控,對著我和浩浩睡覺的床!"
我腦子"嗡"的一聲。
這棟毛坯房是我丈夫趙建國三年前買的,說是給兒子趙浩結婚用。可房子買了之后一直沒裝修,水泥地、紅磚墻,連個像樣的門都沒有。趙浩和小穎結婚后嫌縣城租房貴,就先搬進來湊合住了。
而趙建國這個人——說起來就是一把辛酸淚。
他九年前跟著一個老鄉去了廣東的工地,說是掙大錢。頭兩年還往家里匯錢,后來錢越來越少,電話也越來越少。到后來,一年到頭見不著人影,過年都不一定回來。我一個人拉扯著趙浩長大,伺候著七十多歲的公公,地里的活、家里的事,全壓在我一個人身上。
村里人背后說什么的都有。有人說趙建國在外面有了人,有人說他欠了賭債不敢回來。我不信,也不敢信。每次打電話問他,他就一句話:"我在掙錢,你別管。"
三年前他突然回來了一趟,二話不說買了這棟毛坯房,然后又走了。臨走前,他在二樓的臥室里鼓搗了半天,我當時沒在意。
誰知道,他裝的是監控。
我跟著小穎上了二樓。
推開那扇用三合板臨時釘的門,臥室里一股潮濕的水泥味撲面而來。床是用磚頭墊起來的木板床,上面鋪著小穎從娘家帶來的碎花被褥。墻角有個簡易衣柜,是我在集市上花八十塊錢買的。
小穎指著天花板的角落:"媽,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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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順著她手指的方向抬頭,看見一個小小的、黑色的東西嵌在墻縫里,要不是外面那根細細的電線,根本發現不了。
"今天上午浩浩出門干活,我在屋里換衣服,抬頭一看……"小穎聲音發抖,"我打電話問浩浩,浩浩說不知道。后來我試著連了一下家里的WiFi,發現那個監控綁定的手機號,是爸的。"
她說的"爸",是趙建國。
我渾身的血一下子涼了。
公公趙德厚聽到動靜趕過來,進門就罵小穎大驚小怪:"建國是怕你們住毛坯房不安全,裝個監控看著點,有啥大不了的?"
小穎當場就炸了。
"安全?對著床裝監控是為了安全?這房子二樓就我跟浩浩住,裝在臥室里是什么意思?"
公公梗著脖子,伸手就要去拽監控的線:"我拆了不就完了,一個女人家嚷嚷什么!"
小穎攔住他,公公推了她一把。小穎踉蹌了一下撞到墻上,后腦勺磕在磚頭上,當時就急了眼——一口咬在了公公的胳膊上。
事情就是這么來的。
我站在那間潮濕陰冷的臥室里,看著天花板上那個黑色的小東西,手腳冰涼。九年了,趙建國不著家、不管老不管小,突然買了個房,還在兒子兒媳的臥室里裝了監控,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當場撥了趙建國的電話。
響了八聲,接了。
"監控是你裝的?"我的聲音在發抖。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是趙建國的聲音,沙啞、疲憊:"翠花,你聽我說——"
"你先回答我,對著床裝的,是不是你干的?"
又是沉默。
"……是我裝的。"
我沒再說話,直接掛了電話。
那天晚上,公公在衛生所包扎了傷口,小穎在房間里哭了一整夜,趙浩從工地趕回來,臉色鐵青地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煙。
我坐在灶臺前,一個人對著那口熬了二十多年飯的鐵鍋,愣了很久。灶膛里的火早滅了,只有一點灰燼還泛著微紅,像快要斷氣的人最后一口喘息。
第二天一早,趙建國的電話打過來了。這一次,他說了實話。
他說這些年在外面欠了十幾萬的債,不敢回來。買房的錢是借的,想著好歹給兒子留個窩。裝監控是因為他聽說小穎娘家那邊有親戚不太正經,他不放心,想看著點。
"你看著點?"我攥著手機,指節發白,"你九年不回家,你有什么資格看著點?你連你兒子長什么樣都快不記得了,你看什么?"
趙建國在電話那頭哭了。一個快五十歲的男人,嗚嗚咽咽地哭,像個做錯事的孩子。
可我心里一點都不軟。
那天下午,我做了一個決定。我讓趙浩把監控拆了,把那根線從墻縫里扯出來。然后我騎著電動車去了鎮上的法律服務所,問了問離婚的手續。
小穎跟我說:"媽,我不怪你,我知道你這些年不容易。"
公公趙德厚坐在堂屋里,一句話不說,端著那個缺了口的搪瓷杯,喝了一口又一口涼茶。他老了,背駝了,胳膊上的紗布滲出淡淡的血跡。
我看著他,心里說不上來是什么滋味。他也是可憐人,一輩子種地供出來的兒子,跑到外面掙錢,掙著掙著就沒了影。他護著兒子,說到底不過是個老父親最后的倔強。
可倔強救不了這個家。
趙建國后來發了一條很長的微信,說他過完年就回來,把債還清,好好過日子。我看了很久,沒有回復。
灶臺上的水壺又燒開了,咕嘟咕嘟地響。窗外的天灰蒙蒙的,遠處有人在燒秸稈,空氣里一股子焦苦的味道。
我把手機扣在桌上,起身去給公公熬藥。
不管怎樣,日子還是要過的。只是有些裂縫,不是一句"回來"就能補上的。九年,夠一個孩子從出生長到上三年級,夠一個女人從年輕熬到頭發花白。
有些東西,碎了就是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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