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一直認為，學者的命就是替人讀書

這是一本教材，用以記錄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講授。

我的課，在注冊表上，本來是叫“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出土文獻”這個詞，學界的用法比較寬，既指古文字研究（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也指古文書研究（如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還指出土古書的研究（即這里說的“簡帛古書”）。比如，中國文物研究所出的《出土文獻研究》，就是三種文章都收，和中華書局出的《古文字研究》差不多。而且從事古文字研究的人，也理所當然地把這一概念當他們的世襲領地。至少到目前，一直是這樣。

但我的課，從一開始就不是這樣。它的討論范圍只是上述三種的最后一種。說起這門課的講授，我要感謝前不久剛去世的倪其心教授，我們中文系古文獻專業的領導。這個教研室分兩攤，古文字研究室是一攤，其他從事古文獻研究的是另一攤。自1985年，裘錫圭先生調我來北大，有十年多的時間，我一直是在他領導下的古文字研究室工作。1996年，為了躲避是非，我主動提出離開古文字研究室，轉到古文獻方面來工作。當時，倪先生是教研室的領導，他批準了我的申請，并為我做了新的安排。他的課程規劃，其中有一條，是要我開設這門新課，幫古文獻專業的研究生開闊視野，開拓領域。而且他說，這應該是古文獻專業的基礎課。我們這個專業，包括我們的研究所，雖然有古文字這一攤，但我的同事，絕大多數都是從事傳世古書的研究，其他高校的有關專業和研究所也是如此。學科調整時，古文字雖然還在我們專業，但作為學科，卻被劃歸漢語專業，很多人都是把它當語言專業的學問，而不是當歷史、文獻方面的學問。我們的古文獻研究和上面說的出土文獻研究，雖然都有“文獻”二字，但含義卻根本不同，誰也包括不了誰。有時，為了印名片，我的同事會來問我，“古文獻”翻成英文應該是什么，這是個麻煩問題，因為英文里的“古書”，就我所知，好像可以有很多譯法，冊頁類，他們叫book；手卷類，他們叫manuscript。此外，還有text、document和literature等許多隨上下文可以選擇的翻譯，好像沒有十分貼切的詞匯。有趣的是，近年來，我們專業成立基地（在教委開大船的鼓舞下，我們都成了“基地分子”），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其金字招牌，下面的翻譯，經教委指定，是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 of Peking University，直譯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經典和檔案中心”，其中還包括檔案。所以，為了避免誤會，本書要花兩講的篇幅，講本書的主題和討論范圍，整本書的題目，也改了一下，叫“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材料是“簡帛古書”，不是所有古文字，不是文書檔案，也不是傳世古書；內容則側重于“學術源流”，不是個別詞句的文字考證，不是某種文本的糾謬訂錯，也不是漢代那樣的今古文互校，而是像章學誠所說，屬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我更關心的是古書承載的學術發展，以及其中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古文字學，對我只是工具性的東西。

1998年，我開這門課，學生來得太多，滿滿坐了一大教室，讓我有點緊張，因為我的設想是把這門課變成一門討論課，邊教邊寫，邊寫邊教，逐步完善，自己也是學生。但人這么多，根本無法討論，大家來了，只是仰而受之，由我兩個小時，唇焦口燥滿堂灌，讓我很難受。當時，課是臨時上馬，很多書還來不及細讀，很多材料還來不及消化。我覺得，自己都沒把自己教好，何以教人，慚愧呀。1999年，我改變授課方式，找了間小屋，只能容十個人，上討論課。結果，又是來了很多人，在我勸說下離去。最近一次是去年，我還想開討論課，來的人仍很多，除本校的學生，還有外校的學生，勸也勸不走，仍然討論不成。但滿堂灌，沒有書在手，總是心里發慌。學生聽這門課，不知從哪兒找材料，也難以下手。它逼迫我，還是早點拿出講義好。因為，對于講課，對于口頭的東西，我越來越不自信，這里面有學與思的矛盾，有寫與講的矛盾，很難掌握。思而不學，求之太深，浮想聯翩，東拉西扯，會表達不清，我是北京長大，說話短平快，容易語無倫次，滿嘴跑舌頭。學而不思，什么都掉書袋，一張嘴，就照本宣科，或者板書，一堂課抄不了幾個字，還滿頭大汗，學生提不起神，我也鼓不起勁。有些擅長此道者，他們總結說，沒有講義，學生愛聽，有了書，他們就自己看書，不聽你講，好像是沒書更好。但我覺得，課堂講授，容量太小，聽者甭管多過癮，都留不下什么記憶，就像從電影院走出來，剛才轟轟烈烈，現在空空蕩蕩。所以，我反復考慮，還是得有本講義，給他們提供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材料。只不過寫時，盡量保持口語風格，讓聽者易于接受。我的講授都是再三斟酌，反復推敲，控制講課時間，避免重復啰唆，在電腦上炮制的假口語。我更相信我的筆。這門課，到現在為止，只講過三次，成熟自然是談不上了，但寫作卻拖了差不多五年的時間。我聽說，有尊貴長者曰，你們年輕人，千萬別急著寫書，最好少寫或不寫，寫書可是白紙黑字，一旦出錯，那是活著有人罵，死了也有人罵，這是講慎言的道理。但我比較欣賞，還是孫子的兩句話，叫“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對我來說，寫作是日常生活，有如呼吸吐納，只是盡量多學，小心下筆，知道什么說什么而已。我不是烈女，活著比牌坊更重要。為求謹嚴，什么都不寫，對我來說，身體輕松，心理緊張。

這里，我想說明的是，我這本書，它的結構是分上下兩部分， 上編是簡帛古書的基礎知識，分六講。下編是簡帛古書的分類導讀，也分六講。每一講，又分兩部分，一部分是講授本身，側重的是思想脈絡和發凡起例，以及有關發現本身；另一部分是參考資料，包括參考書目，補充說明的概念，有關的研究背景，以及某些閱讀材料。我希望讀者能注意，出土發現和傳世文獻，兩者各有各的作用，都很重要。第一，我并不因為出土材料古老，就貶低傳世文獻的價值，認為出土發現的作用只是推翻和代替它們，相反，倒是以傳世文獻做討論框架和理解背景。第二，我也并不因為出土材料的數量和覆蓋面遠不如傳世文獻，就以為出土發現沒有重讀和改寫學術史的價值，相反，總是以這些發現做理解線索，重新考慮傳世文獻中很多被忽略和曲解的地方。第三，我認為，出土發現和傳世文獻，兩者都是管中窺豹，全局還在兩者之外，無論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學術史的框架，虛實結合，才能發揮兩方面的作用。

另外，還應說明的是，我這樣做，是有一點模仿王力先生的教材。他的教材，每節前面是正面講授，后面是參考資料。比如他的《漢語音韻學》（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和《漢語詩律學》（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都是這樣（當然，它們的篇幅要大得多）。說到教材的編寫，有時我會想起某些舊教材，1949年以前的教材。我所見有限，并不知道當時的情景和發展脈絡。但我有個印象，這些教材，很多都是資料長編，抄書，大段地抄書。它和解放后的教科書相比，系統性好像差了點，但比后者做條塊切割，平均分配，完全是概念化的寫法還是要好。我希望講道理，就要把道理講清楚，不疙疙瘩瘩；擺事實，就要把材料和盤托出，不遮遮掩掩。兩個方面都要有，但分成兩塊。學生上課聽講，用前一半；下課看書，用后一半。

最后，應當說明的是，本書的寫成，還同我參與竹簡帛書的整理工作和投入大量時間跟蹤最新發現的研究直接有關。比如1993年以來，我參加了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楚帛書整理；1994年以來，又參加了上博楚簡的整理工作。1998年和2001年，我還花了不少時間校讀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這些工作都透支了我的很多精力，耽擱了本書的寫作，有些還是無謂的消耗，不值得（我這一輩子，當過好幾次“楊白勞”）。但它們對我的研究確實提供了幫助，甚至可以說，是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對本書來說，這都是基礎性的工作?，F在，簡帛研究是時髦，不斷掀起新高潮，寫這個題目的書，最近出版很多。我沒有想去湊熱鬧。因為忙、懶，拖了很久，現在才寫出，這只是巧合。

很多年前，當老師曾經是我的一個夢，不是當大學老師，而是中小學老師。后來，生活教育了我。插隊農村，當“孩子王”，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是當老師的料，特別是教中小學。1966年，我到北京大學看第一張大字報，圍著未名湖轉過一圈，曾驚嘆天下還有這等美麗所在。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后來我竟跑到這里教書，而且是教大學生。

古人云：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我根本不信這種話（余嘉錫先生說“此語亦談何容易”）。我一直認為，學者的命就是替人讀書，因而常常無法享受閱讀的愉快。如果他受畢生之苦，甘之如飴，非要別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勞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所以，我更欣賞的還是老子的話：少則得，多則惑。以古書通例讀古書，由博返約，執簡馭繁（精讀的書總是有限，很多書都是靠查），是余嘉錫先生教我們的法則。他寫《四庫提要辨證》有四大本，提煉出來的東西，卻只有一小冊，就是本書經常引用的《古書通例》。我很懷念五六十年代的書籍篇幅，慚愧自己做不到。

本書的遺漏一定很多，錯誤也一定很多，還要慢慢發現?，F在的寫作只是告一段落，希望以后還有機會修正，通過講授，通過讀書，也通過聽取別人的意見。

2003年6月6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本文轉自“高校人文講座”，為《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前言。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