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湖區民德路一間老房子里,71歲的戴廷耀從書柜里搬出幾沓厚厚的信紙,輕輕放在茶幾上。紙張已經發黃,但上面密密麻麻的鋼筆字依然清晰——那是采訪340位老紅軍的手稿。
“有上百萬字吧。”
茶幾上還攤著一本關于長征的書,書頁上用筆做了不少記號。“我在做功課,準備系統‘走’一遍長征路。”他嗓音洪亮,語氣里透著一股說干就干的勁頭。
1955年出生的戴廷耀,當過兵,做過自來水廠的干部。你要問他這輩子最看重哪段經歷?他會說:尋訪那些在世的老紅軍,“把他們的故事搶救下來。”
這句話,他用了二十年去兌現。從2001年起,他自費奔走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采訪拍攝了340位江西籍和在江西工作過的老紅軍。留下的,是近百萬字的采訪筆記、300多份膠卷、萬余張底片——一份沉甸甸的長征記憶檔案。
“他們才是真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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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老紅軍的念頭,其實早在幾十年前戴廷耀就在心里埋下了種子。
上世紀70年代初,戴廷耀在贛南當兵。部隊經常邀請老紅軍來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他常常聽得入了迷。“我有次打球扭傷腳住院,醫院邊上正好有一棟老紅軍樓。晚上老紅軍們聚在廣場上聊長征,我常湊過去聽。”那些故事一點一點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下決心去采訪是在2001年。那年戴廷耀跟幾位省攝影家協會的朋友閑聊,一位朋友說起要拍明星的計劃。戴廷耀脫口而出:“咱們江西出了這么多老紅軍,我們為什么不拍他們呢?他們才是真明星!”
在場的人一拍大腿:“小戴,你這個主意好!”
那年春末,他拿到省委老干部局提供的江西籍老紅軍名單,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尋訪老紅軍的漫長征程。瑞金、于都、遵義、延安……他循著這些紅色地標一路奔走,一個干休所一個干休所地敲門。
“吃閉門羹”是常有的事。戴廷耀到了外地,卻常常不被信任。“有的懷疑我是騙子,要核實身份。”
“再不搶救,就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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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廷耀剛開始采訪時,老紅軍們大多七八十歲,有不少人很健談、記憶也好。他原本只想拍一本影集,但很快發現,光有照片不夠。“老人家的神態、語氣、手勢,鏡頭留不住。”他一咬牙,自費7000元買了一臺攝像機,從“拍照”升級到“攝像”。
從此,他一個人背著40多公斤的攝影器材,上東北、下西南、去新疆、跑沿海,風餐露宿。為了省錢,他總是白天采訪完,連夜趕赴下一個地點。
苦不苦?
“走上這條路,就沒想過回頭。”
趕路的苦要扛,采訪本身也困難重重。有些老紅軍臥病在床,起不了身,說話也費勁。甚至有的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認不得人。“我湊到他們跟前,一遍遍說‘紅軍’‘長征’‘江西’這些詞。”在他的耐心引導下,老紅軍的眼睛慢慢亮起來,嘴唇開始翕動。
屋里逼仄,三腳架支不開,戴廷耀就把相機背帶纏在手上,背靠墻,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我把攝像機架好,自己坐在邊上,照相機擱腿上,手拿本子邊聽邊記。”那些珍貴的口述資料,就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點滴積累。
2002年12月,濟南大雪。戴廷耀趕到濟南采訪老紅軍譚啟龍,“我轉過彎,看見87歲的譚啟龍站在雪地里等我。他說:‘你從家鄉來,我不在這里等怎么行?’”戴廷耀說到這里,眼眶紅了。“后來我把采訪的照片寄過去,那邊來電說,譚老沒看到——12月22日晚上就走了,睡下就沒起來。”
戴廷耀采訪的最后一位江西籍老紅軍叫王敬群。為了見他,戴廷耀跑了三趟。“前兩次都被婉拒,第三次我連夜從南昌開車7小時趕到南京。”那次采訪后不到一年,王敬群離世。
“我越采訪越覺得急迫,這些人一走,故事就帶走了。你再不搶救,就來不及了。”
“這些人不可能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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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就是20年,靠什么撐下來?
戴廷耀翻開一本手稿,遞給記者看,上面完整記錄了一則故事:長征過夾金山前,紅軍戰士郭春福搞了一斤多辣椒面御寒。軍團長羅炳輝因軍務繁忙沒弄到,把他叫來商量,讓人拿來半袋麥麩面來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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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訪郭春福的時候,他說,正是那半袋麥麩面,在過草地時救了他的命。”戴廷耀頓了頓,“軍團長跟戰士公平交換,沒有半點官架子。這樣的隊伍,誰能不跟著走?”
在南昌,戴廷耀采訪了老紅軍劉達迎。這位當年帶著300人參加紅軍的鄉蘇維埃主席,住著樸素的房子。他笑著回憶:“我當時開玩笑說,‘劉老,您寫個報告就能住別墅,怎么不申請?’老人擺擺手,‘我那個連出發時120人,解放時只剩兩個人。118個人死在了戰場上、雪山上、草地里。我能活下來,兒孫滿堂,還有什么不滿足?’”
采訪中,戴廷耀分享了許多老紅軍的故事,有將領、有報務員、有炊事員,身份不同,但那種樸素而堅定的品質,卻如此相似。官兵平等、不搞特殊、知足奉獻……紅軍身上這些樸素的品質,一次次擊中他的心。“采訪了這么多老紅軍,我越來越理解一件事:這些人不可能變質。他們經歷了生死考驗,心里裝的不是自己,是那些再也回不來的戰友。”
這些老紅軍身上的精神,就是他堅持走完數萬里尋訪路的理由。
“傳承這份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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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戴廷耀細心整理了手頭的老紅軍圖文資料,在南昌市政協文史委的支持下,編印出版了60多萬字的《紅星耀中華》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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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關于長征歷史的書,不能有一點馬虎。”戴廷耀談起他的編書原則:生動的細節以老紅軍口述為準,大的歷史事件嚴格按照史料核實。“細節聽老紅軍的,大事查史料,兩邊對上了,才落筆。”
有一年,某家欄目要制作節目,借走了他的一批膠卷。臨歸還時,對方支支吾吾說弄丟了。戴廷耀心疼得不行,那些畫面再也找不回來。“好在手頭留有完整的文字記錄,”他說,“不然那些老紅軍的故事就真沒了。”
書出版了,但他沒有讓這些資料塵封在館室里。近年來,戴廷耀受邀走進全省大中小學校、街道社區,宣講老紅軍的故事,已累計完成宣講近500場。
“我在大學講長征,總要講到長征路上文化教員的故事。教員們每天寫一個字貼在背包上讓大家學,晚上宿營時,讓大家用樹枝當筆在地上寫。許多紅軍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學文化,長征就是他們的大學。我想用這個故事告訴學生們,今天有這么明亮的教室,要好好珍惜。”
做了這么多,是為了什么?
“沒別的,就是覺得要傳承偉大的長征精神,要賡續紅色基因。”戴廷耀說,“南昌是軍旗升起的地方,我們南昌人,更應該有這份責任傳承這份薪火。”
說完,他站起身,把那幾沓發黃的手稿小心收攏,對齊邊角,輕輕放回書柜。手指在紙頁上停留了片刻,像在跟老朋友道別。
窗外,四月的南昌,春色正濃。
來源:洪觀新聞記者 黃偉濤 文/圖
編輯:姚西林 二審:胡志文 終審: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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