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慶育：法大22年，我的學術進階之路

朱慶育，1973年8月出生，江西瑞金人，法學博士，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法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法典評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法學、法學方法論及德國近現代民法史與法律哲學。

1990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系，先后獲法學學士（1994）、民商法學碩士（1999）與博士學位（2002）。2008年赴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國際私法與外國私法研究所訪學。2002年起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2013年晉升教授，2014年轉入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2019年入職南京大學法學院。出版《民法總論》《意思表示解釋理論》等專著，主編《中德私法研究》集刊，主持教育部科研項目，曾獲中國政法大學優秀教師特別獎及“最受本科生歡迎教師”稱號。長期參與法典評注工作，2016年起主持《中國民法典評注》系列編纂。

很高興又回來。

每年都要回來好幾次，感覺很親切。我系統教過的學生已經畢業，在座諸位很多都是第一次見，但好像沒有任何陌生感?？吹綆讉€熟面孔，應該是去年應翟遠見老師或前年應陳景輝老師之邀，回來教過幾節課的班上同學。

一般來說，調離的老師即使有點影響，影響力也會終結于教過的學生畢業。此后，這個老師會成為陌生的名字，或者是「別人家的老師」。我非常感動，同學們還記掛著我，這大概跟我的授課錄音還在法大流傳有關。民法所的同事說：「你人是走了，可余毒未消?！拐f得我很不好意思。

弘毅跟我聯系，說希望來跟大家交流一下。我非常樂意。協調好時間，今天就回來了。

交流什么呢？弘毅說不是以前那種學術講座式的交流，同學們希望聽聽其他內容，用弘毅的話說，聽聽我的「心路歷程」。提綱弘毅事先已經發我，上面輯錄了同學們提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分兩類：一是怎么學的？二是怎么教的？

那我就趁這個機會，簡單梳理一下我在法大22年的學習與教學，希望對在座諸位有點參考意義。有什么特別感興趣的問題，也歡迎隨時提出。大家像聊天一樣自由交流。

不要期待過高，我的「心路歷程」無趣之極。

文學青年的民國風

每個人，尤其是文科生，在一定的年齡段，或多或少都會有點文學青年的情結。我也不例外。大學里看了不少文學類的書。

不過，我看的文學書有點不一樣?？赡苁且驗檎s上興起民國風，對民國作品特別有興趣。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學校圖書館有一套《語絲》雜志，這是以魯迅、周作人周氏兄弟為核心的文學與政論刊物。「語絲派」文筆都非常犀利，一劍封喉，過癮得不行。

民國一堆文豪里，很奇怪，我特別迷周作人，跟著了魔一樣，逮著他的書猛看。直到今天，看到周先生或者有關周先生的作品，我還會盡量買回來，包括這兩年止庵編輯整理周先生文集，雖然大部分都有了，還是買了一套。

周氏兄弟并為文壇領袖，影響之大，無人能比。弟弟周作人不僅培養出享譽文壇的廢名、俞平伯等「四大弟子」，也對梁實秋、林語堂這些大文豪有著深刻的影響。

周先生早期作品，論戰風格明顯，讀來酣暢淋漓。中年以后，文風大變，變得波瀾不驚沖淡平和而略帶苦味，寓所也因此取名苦茶庵。

日侵時期，周先生曾出任偽職?？箲饎倮慌袧h奸罪入獄。雖受新政府特赦，但從此處境窘迫。幾十年來，各界人士一直對他諱莫如深，門生故舊形同陌路。最困頓落寞的五零年代，只有昔日弟子張中行不時登門看望。直到1990年，北大錢理群教授出版《周作人傳》，周先生才算重新走入視野。

周先生還有個學生叫曹聚仁，新聞人，國學功底很好，49年后留在香港。周先生生活拮據，曹聚仁經常接濟他，也在香港發表他的作品，還勸說他寫回憶錄，并幫助在香港出版?；貞涗浗小吨没叵脘洝?，咱們學校圖書館曾經有一本，我借出來讀過。

很多同學對我的文風感到好奇，現在知道了，是受到民國作品的影響。當然，也受到金庸先生的影響。

學術青年的民國風

大學的專業學習剛開始不太愉快。

一年級的課無一例外都特別無聊。開了點法學課，味同嚼蠟；也開了點經濟學的課，不知所云。至于其他課程，那就更不用說了。填志愿時「又是經濟又是法」的憧憬遭到重創。特別不理解的是，明明不能自圓其說甚至相互矛盾，為什么還說得那么振振有詞？

轉折點出現在二年級上學期。

大二上學期開民法課，正趕上張俊浩老師——就是香香老師的博士生導師——主編的《民法學原理》出版。有些同學可能知道這本書，最后一次修訂出版是在2000年，現在早已脫銷。我們是第一屆使用這本教科書的，很幸運。

讀這本教科書才知道，原來法學教科書可以寫得如此文采斐然，原來民法是如此邏輯如此思辨。

從此，我喜歡上了民法。

后來我了解到，當初編寫教科書時，主編張俊浩老師，副主編姚新華老師、劉心穩老師和其他作者，集體住到昌平校區招待所，夙夜不懈，立志寫出十年內不會被超越的教科書。

據我判斷，這部教科書在出版后的二十年里，一直代表著大陸民法教科書的最高水準。

《民法學原理》受民國影響比較大。我按圖索驥，四處踅摸民國的臺灣的書。圖書館有少量民國臺灣的官方盜印書出借，寫著「內部交流」「供批判使用」字樣。圖書館書店也偶爾會賣民國臺灣盜印書，比一般的書貴得多。只要見到，哪怕借錢，我都要想辦法買下來，以便「批判使用」。

通過各種「批判使用」，我結識了民法學家史尚寬、王澤鑒，結識了刑法學家陳樸生、蔡墩銘。

影印書都是繁體豎排，剛開始讀起來很費勁，慢慢也就習慣了。我現在讀繁體讀豎排沒什么問題，就是那時候讀民國文學作品和法學著作打下的基礎。

專業閱讀對頹廢病有神奇療效。從此，我逐漸平靜下來，不再光顧著后悔。以后的這幾年，也基本就在讀書中度過。

我的讀書習慣比較獨特。如果讀教科書，喜歡以一本書為主，同時挑選有代表性的另外幾本，擺在一起同步看。讀到任何一部分，都對照其他幾本。比如關于法人，讀完為主那本的法人部分后，再看另外幾本的相應部分。這樣，讀完一本書，也就同時讀完幾本書。

好處之一是，不用老師告訴我，說一個問題可能有多種不同的看法，因為我看書很容易發現這一點。這樣，自然而然也就不會覺得法律問題只有一個標準答案。這點體會，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樣。我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尋求唯一標準答案的困擾。

所閱讀的書，作者對我來說當然都是高不可攀的大家，所以不會輕易認定，說這本書跟那本書不一樣，那肯定是這本書的作者不行。

作為一名還吭哧吭哧處于初學階段的本科生，既沒有動因也沒有能力去懷疑任何一位心目中的學術大家，這反倒讓我意識到，存在不同的提問方式，不同的提問方式指示不同的回答路徑，即使提問方式相同，回答方式也未必一致。進而，促使自己去思考評判，哪種提問方式更切中要害，哪種回答方式更直擊關鍵。

當時沒有意識到，獨立思考能力以及提出獨立見解的能力，其實就在這時候開始生根發芽。

這樣的讀書經歷也讓我在以后的教學中一直強調，最好對照著讀若干相同主題的書，即使不能做到，至少體系化看完某一套或者某一本書。法學知識體系環環相扣，如果不把某個知識點放在體系中，很難談得上真正的理解。我對自己的學術觀點一般都沒什么自信，但是對這個讀書體會，非常自信。

一定要多接觸各家學說，一定要體系化讀書，這兩點我深信不疑。

我大學讀書時間好像比較多，除了基本不參與文娛活動社團活動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經常逃課。這也是為什么我對逃課非常寬容，從不點名。

不過，單純的放任也有問題。有些同學可能會把可以逃課理解為可以不學習，甚至有同學理解為，允許逃課即意味著許諾考試通過。所以近年來，我逐漸會強調：逃課的條件是，同樣的時間里，自學效率比課堂效率高。

條件提得有點奇怪，因為這顯然是不可驗證的，只能逃課者自己把握。而且我相信，即使反復強調，絕大多數逃課，仍不是基于更高效學習的考慮，因為目前為止的經驗告訴我，不及格的學生，考卷上通常既看不到上課的印記，更看不到其他渠道學習的痕跡。

這個看起來沒有任何可操作性的條件，其實是我自己的逃課經驗。

早期逃課，我的基本原則是：逃課時間必須用來學習，并且保證自學所得高于課堂。后期原則有所調整，變成：一旦判斷課堂所得低于自學，就選擇逃課。調整后，我逃課量大增，同時釋放出大量時間用來讀書。

讀書稍微多一點，開始會有寫作的欲望，也就會動手寫點東西。

大四那年，我在《江西法學》發表了一篇所謂的學術論文。本科生，沒有任何人指導，沒有任何人推薦，寫完直接投過去，居然就發表了，所以當時還是有點小得意的，覺得對學術還算有感覺。

當然，這種學習方法也不是沒有代價。最直接的代價是，考試成績一直不太好，因為考題基本都從課上或者指定教材中來，而且設定唯一標準答案。

本來也有補救辦法，考前狂背重點一般比較有效，但這種事情好像跟我的身份不太符——雖然我也沒什么身份。不僅如此，少年心性的毛病還老犯?？吹酱蠹叶荚趶U寢忘食背重點，我偏偏要去錄像廳看錄像，每考一門去看一場。

不過，成績雖然不是很好，也不至于特別差，至少沒補考過，還莫名其妙得過一次三等獎學金。

讀書諸法

同學們讀書方面疑惑比較多，咱們接著說說讀書的事吧。

雖然是法學專業，可大學時候，我讀的非法學類書比法學類多，部分原因是，可讀的法學書實在不多。除了文史類，高年級快畢業的時候，我開始找一些政治、哲學類的經典著作來看。

記得讀過的第一本政治哲學經典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硬著頭皮啃完，只有一個感覺：大家不愧是大家，寫的東西我基本沒看懂。也曾經試圖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但剛開始就放棄了，實在是沒辦法讀下去。

等到研究生階段再拿起《社會契約論》，才感覺這本書其實如此淺白。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也在碩士期間讀完了。

經常有同學問我，書讀不懂怎么辦？

我的體會是，只要認定是經典著作，讀不懂就硬讀。讀不懂，通常說明不具備理解文本所需知識，但這些知識也只能靠閱讀獲得。

如果讀不懂就輕易放棄，也許永遠都不會有讀懂的機會。反之，一本一本的啃過去，知識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理解能力會越來越強，所積累的知識也會越來越豐富。這種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稱之為「解釋學循環」。

讀書過程中，往往只見循環而不見上升，所以很容易自我懷疑：讀了這么多，怎么好像沒什么長進？

知識的積累比較緩慢，很難明顯覺察出來，所以要有耐心；而且，知識增長，有時候不是讓人產生充溢感，沾沾自喜于無所不知，反倒可能讓人感覺虛空，惶恐于一無所知。

檢驗有沒有長進，有一個簡單方法：一兩年后，回過頭去讀之前讀過的書，如果感覺和當初一樣難，那大概說明確實沒什么長進；如果感覺容易了，說明知識有增長。

經常還有同學問我：讀書記不住怎么辦？

沒有人可以記住全部讀過的書。如果總是糾結于能不能記住，也許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以記憶為讀書目標，這可能是多年應試形成的下意識；二是讀書太少。

記憶力有好有壞，好的可以做到過目不忘。但無論好壞，記憶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淡。讀書越少，會越珍惜所讀的書，也就越想記住。有點悖論的是，讀書越少，知識越少，記憶維持的時間會越短。

辦法有兩個。

第一個辦法，先忘掉記憶的事情，找類似主題的文獻，一本接一本去讀。讀到足夠多后，能不能記住某一文獻的內容就不再重要，因為你已經掌握這個主題或這門學科的知識體系。

從學生時代開始，我花了很多年，粗線條系統閱讀過功利主義、實證主義、自由主義、詮釋學及新制度經濟學這幾個主題的經典文獻。我的治學路數，正是在梳理這些主題的過程中慢慢成型。

這個辦法告訴我們：比記住文獻具體內容更重要的，是掌握知識體系。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多讀，同時，勤做讀書筆記。

如果覺得這本書太經典，一定要記住，那就試試第二個辦法。這個辦法其實還是多讀，只不過是就某一本書一遍又一遍地讀。

聽過我的課或者授課錄音的同學應該知道，我特別喜歡約翰·密爾，課堂上經常提及這個人。我有一個偶像排行榜，他長期高居榜首。約翰·密爾的書尤其是《論自由》和《自傳》這兩本，我已經記不清讀過多少遍了，到現在也還要反復閱讀。

反復閱讀可以維續記憶，更重要的是，經典之作，必定是常讀常新的，不同時期閱讀，會有不同收獲，順便也可以檢驗自己有沒有長進。

經典常讀常新，對此我深有體會，包括金庸，從初中讀到現在，百讀不厭。所以，對于學術經典，不要指望讀一遍就完全理解，最好隔一段時間閱讀一遍。

黃侃黃季剛先生小學天下第一，名列章門「五大天王」之首，天資之高，世所罕有。但他的自我認知是：「汝見有辛勤治學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資高，徒恃天資無益也?！?/p>

怎么「辛勤治學」？還是用黃先生自己的話說：「余觀書之捷，不讓老師劉君。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亦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燦然。《新唐書》先讀，后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記遍數。」

天才尚且如此，何況常人？

可問題是，那么多書，既要反復閱讀，又要不斷拓寬閱讀面，怎么辦呢？

我的建議是：第一，盡量選擇高質量的書。讀書時間非常有限，要讀的書無限多。要把有限的時間投入到無限的讀書中，就盡量不要讓垃圾書占用過多時間。如果垃圾書提供的知識或觀念是錯誤的，那就不僅僅是浪費時間這么簡單。第二，選擇一些特別能打動自己、特別能影響自己思想路向的書，反復閱讀。

一言以蔽之，讀最好的書，在最好的書里，選擇最具共鳴的書反復閱讀。

越是初學者，越有必要閱讀高質量的書，因為踏入新領域，第一次接觸的知識印象最深，而初學者又不具備鑒別能力，往往受誤導而不自知。等到泥足深陷，那就回天無力了。

可是，不具備鑒別能力，也就意味著沒有能力判斷書的好壞。這又怎么辦呢？

辦法有三個。

第一，看作者名望。在成熟的學科領域，最具名望的，往往也是最杰出的學者，他的作品也最值得信賴。不過，這只是成熟學科領域的特點。中國法學，這個標準還不太靠譜。

所以需要結合第二個辦法，借助老師尤其是授課老師的推薦。老師對于授課專業的文獻通常比較熟悉，所作推薦一般也都經過篩選，比初學者全憑名氣的莽撞靠譜一些，但也取決于老師的鑒別力與用心程度。

我自己主要用第三個辦法，即是利用靠譜的書評類文獻，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就是《讀書》，包括對我治學理念形成重大影響的哈耶克、以賽亞·伯林這些人，都是先在《讀書》上接觸到，然后按圖索驥找他們的著作來讀。

不過，書評類文獻對選擇法學著作意義不大，因為此類文獻很少涉及法學、尤其是純法學著作。

對法學初學者來說，第二個辦法比較常規，所以遇到什么樣的老師非常重要。當然，多數法科學生沒有機會選擇老師，進入大學后，會碰見什么樣的老師，多少有點宿命的意味。法大還好，每門課都有很多老師可以選擇。

我之所以主要用第三個辦法，是因為讀書經歷里，自學成分比較大。不僅僅大學階段，碩士階段也是如此。

碩士入學，分配給我的導師人非常好，也原本打算根據我的特點做有針對性的指導，但見過兩次面后，很不幸，她乳腺癌復發，不能再帶學生。我請求導師組重新分配導師。導師組答復說：我們是導師組負責制，你有學習上的問題想找哪位老師都可以，為什么非得要個名義上的導師呢？所以碩士三年，我沒有名義上的導師。

我可能是法大歷史上唯一沒有導師的碩士生。碩士畢業論文要填寫指導老師，我很費了一番躊躇，最后決定填將來的博士生導師。答辯時，一位老師還專門提出疑問：楊老師不是你的指導老師，為什么填他？我只好說：因為我不知道該填誰。

平常還好，反正我本來就習慣于自學，沒人管，自由自在看書，倒也愜意。一年中有一天會覺得比較落寞，就是教師節那天。等到這天，大家都有人認領，只有我像孤魂野鬼，沒人要。但一年也就這么一天，問題也不是太大。

讀博后，楊老師也不管我，繼續放任我隨心所欲讀書。每次跟楊老師見面，他只是問：最近又讀了什么書？有什么心得？從來不會說：你應該讀什么什么書。

這個經歷對我培養學生有點影響。我經常跟學生說，不要太依賴老師，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至關重要。

我知道學生都比較怕我，其中一個原因是，問問題的時候，我態度通常都不太好。

必須承認，我的確不是循循善誘春風拂面式的老師。

每年民總第一課，我都會引用約翰·密爾的兩句話，以表達自己認同的教學思路。一句話是：「如果不要求學生做不會做的事情，他就永遠不會去做能做的事情?！?/strong>另外一句是：「凡是能運用自己思考得出的東西父親從不教我，只有盡我努力還不能解決的問題才給指點。」

兩千年前，孔子說過類似狠話：「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p>

從這幾句話里，可以理解我為什么總喜歡「折磨」學生。

課堂上，我會強調：歡迎問問題，可是最好對問題先有自己的思考，自己查閱過資料。所以學生問我問題，我經常會反問一句：你覺得呢？多數情況下，學生會覺得尷尬，心里可能在想：我要知道還問你？其實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思考是什么？

我的基本態度是：大量的問題，可以通過自己查閱資料獲得解答，如果還無法解惑，歡迎帶著困惑跟我討論；如果對于一個疑問，自己沒有思考過，沒有動手去查閱資料，說明只是想要一個輕松確定的答案，但如果只得到一個答案，知識不會增長。

更重要的是，吝嗇自己的思考，說明不用心。

張中行先生一生隨順，少有執念，但他「一直堅信」：「文學事業，有成就，要生死以之，至少也要多半個心貫注，半心半意必不成?！埂肝膶W」二字，換成「法學」，同樣成立。

法科學生還會面臨一個問題：怎么處理法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尤其近年來，法律教義學的呼聲迅速高漲，相應的，質疑法律教義學的聲音也不絕于縷。

什么是法律教義學？簡單說，就是依據實證法規范解決法律糾紛。這顯然是法律人的基本技能，是法律人區別于其他專業的標志。但如果因此認為，其他學科知識對于法律適用沒有或者不宜產生影響，又未免走得太遠。

沒有任何學科知識是自足的，法學也不例外。所謂學科，不過是基于研究所需的人為劃分而已，完全沒必要固守藩籬自縛手腳。

當然，如果以為社會科學或者哲學的研究可以替代法律教義學，則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同樣不足取，甚至更不足取，因為這意味著，法學不必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

以前法大課堂上，我用過《笑傲江湖》里華山派劍宗氣宗之爭說明這個問題。二宗相爭，表面上爭的是劍氣主從，但其實誰都清楚，真正的高手，必然是二者兼通的。所以，這種爭論，不過是假動作而已，隱藏其后的，是領地、權力和利益。

劍氣之爭意義不大，有意義的是，如果想要二者兼通，如何修習？

這個問題說簡單也簡單，還是「解釋學循環」。

常規方式是，以法學也即法律教義學為出發點，先盡量掌握法學本門功夫，當感覺法律教義學帶來的挑戰已經無法讓你滿足時，或者感覺法學修習進入瓶頸時，或者感覺視野正在變得狹窄時，就可能意味著，需要暫時離開一下，轉而閱讀諸如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乃至于文學藝術等相鄰學科文獻。進入其他學科后，當感覺思維越來越飄時，或者感覺思維方式越來越不那么法律人時，提醒自己轉回法學。這就完成一圈小循環。如此周而復始，法學與相鄰學科的素養交替增長。

直到有一天，你突然發現，之前所接觸的各學科知識開始融匯，這是完成一大循環的標志。

循環是螺旋式的，沒有終點沒有閉合點，但不會讓人因此感到絕望，相反，每完成一圈，無論圈大圈小，都會發現，每往前跨進一步，總能看到新的知識風景。

永遠都不知道下一步會看到什么樣的知識風景，這種感覺非常奇妙，也正是知識魅力之所在。

當然，起點也可以是比如哲學這樣的抽象知識，然后具體化至法律教義學。理論上，沒有天然正確的起點。練劍練氣，乃至于刀槍劍戟斧鉞鉤叉，沒有固定的順序，孰先孰后，修習者根據自身特點確定。

我之所以會說以法學為起點是常規方式，是因為這是對「法科學生」描述的景象。

被貼上「法科」標簽，有時候會讓志存高遠者感到委屈——說好的君子不器呢？

沒錯，學科是人為劃分的結果，不必自陷牢籠。但知識畢竟越來越豐富多樣，因而越來越趨于專門化與精密化。最聰明最勤奮的人窮其一生，也無法獲得全部的知識。即便頭戴「百科全書」桂冠的學者，在知識汪洋里，也不過是幾片浪花而已。

這告訴我們，知識必然存在分工。知識分工帶來的后果是，每個人的知識都是片面的，追求全面無標簽的知識，往往一無所獲。

如果不想丟掉「法律人」這個標簽，在知識增長的螺旋循環中，就最好守住法學這根中軸，讓其他學科知識為法學服務。

*2018年5月26日，朱慶育教授和法大吳香香副教授應邀與法大法律評論社同學座談，主題為「學術的進路」。本文根據朱慶育教授發言部分的錄音實錄刪改增補而成，改以「法大二十二年」為題發表于“中政法律評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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