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木茲海峽成終極考驗！達利歐：若失控，美國將重蹈英帝國覆轍

都說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總押著相同的韻腳。

當債務“吸毒式”循環遇上政治極化，當AI奇跡難填財政窟窿，當地緣博弈聚焦于一條海峽的控制權——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警告，美國已站在其“大周期”理論的“第五階段”：秩序崩潰的前夜。

這位頂級宏觀投資者系統拆解了驅動世界劇變的五大力量，并指出，我們正在目睹的國內黨爭、黃金暴漲、中東危機，不過是同一臺歷史機器輸出的不同癥狀。

一、驅動世界劇變的五大核心力量

歷史里有“秩序”，也有“系統”。

首先，存在一個貨幣秩序。

經濟怎么運作？你投入資金，創造信用。擁有信用的人用它來做事情：他們借貸。如果他們能賺到足夠的錢來償還，系統就能良好運轉。

于是生產力提高、機會出現、資本市場發展等等，這就是貨幣體系。

在一個周期里，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是：當沒有債務時，比如1945年，我們開啟一個新的貨幣秩序，那時候沒有債務，然后在一個金融體系中，債務會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累積。

它的機制是：當償債支出相對于收入增加時，就會擠占其他開支，就像企業遇到的一樣——只不過政府可以印鈔。但印鈔也會擠占支出，而這會成為問題。

接著你還會面臨供需失衡：當你擁有一個新的貨幣體系，比如美國建立的新貨幣體系，當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你就能出售更多的債務。

然后這種情況積累起來——一個人的債務是另一個人的資產——大家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債務。當你再出售更多債務時，就會出現供需機制上的變化。

再往后，當政治、世界政治、地緣政治介入時，這套貨幣體系會因此更有風險。但這五種主要主導性因素里，首要因素就是貨幣體系的機制。

第二個因素是國內政治秩序。所有國家都有秩序和體系，而這些秩序會變化，會演進。當然它與經濟體系密切相關。

當社會出現巨大的財富差距、價值觀分裂，人們會覺得現有體系不再為他們服務；再加上政治極化，民粹主義就會興起——就像20世紀30年代左右翼勢力崛起那樣。

圖注：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魏瑪政權同時面對著左翼勢力（共產黨）和右翼勢力（納粹黨）的興起，1933年，納粹黨為栽贓德國共產黨而炮制了“國會縱火案”，并在之后一步步瓦解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

這種民粹主義會發展到不可調和：不愿妥協，不愿接受失敗，不愿失去選票……最后變成“無論付出什么代價，我要斗爭，我要贏”。

這種動態貫穿歷史反復出現。你可以從中國歷代王朝看，也可以看羅馬——凱撒、元老院，以及凱撒在元老院被刺殺。柏拉圖大約公元前350年在《理想國》里論述過這種循環。

民主制度的挑戰在于投票等機制，但隨后會出現貧富差距、財富集中——誰掌握財富？以及出現不愿投票的人群，推動變革的動能就出現了。

所以黨派之爭變成僵局、不可調和，最終就必然演變為專制統治。

當我們不再愿意接受這個體系、接受體系的規則——大家都覺得它被操縱了——那么你會開始質疑：最高法院是不是“被操縱了”，因為某一黨派任命更多大法官？司法系統在定罪時是否公正？等等。

以前你相信體系，即便有缺陷。當這種相信不再存在，當人們支持的議程對他們來說比民主制度本身更重要時，體系就岌岌可危。

第三個主要因素是地緣政治秩序。

國家之間怎么運作？體系是什么？二戰之后我們建立了一套多邊體系，也許它顯得有點天真，但它和以往的任何體系都截然不同：聯合國、世貿組織、世衛組織、國際法院等，以代表性為基礎，在一個特定的、基于規則的體系里做決策。這是我們選擇的道路。

但問題在于，任何體系都需要強制執行的機制。如果一個多邊體系整體與最強大國家的利益不一致，那么強權就會主導，于是秩序就會發生瓦解。

所以我們正在以一種非常經典的方式瓦解：我們在瓦解貨幣秩序，也在瓦解政治秩序，也在瓦解地緣政治秩序。

必須認識到，歷史長河中，這些秩序一直在變化，從來沒有某個時刻不變化、不出現問題。某些方面，它們正在回到過去的模樣。

第四個因素是自然災害。

干旱、洪水、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戰爭，不容忽視。

第五個因素是新技術的發明。尤其是那些驚人的新技術。它們不僅對繁榮重要，對戰爭也重要。

誰贏得科技戰，往往也能贏得經濟戰與地緣政治戰爭。

新興力量挑戰既有力量時，沒有法庭可去，沒有解決機制可訴——力量在經受考驗，我們正處于這種力量動態之中。

二、美國“大周期”第五階段：癥狀、風險與貨幣危機

目前，美國正處于關鍵時刻，比如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很可能失去眾議院，甚至參議院也可能不保。

你要設想沖突會如何演變：是在法治的原則內進行競爭，還是變成“不惜一切代價地贏”？有沒有規則？人們是否還在規則框架內博弈？這種動態會反復上演。

當你理解這種動態隨時間如何運作之后，再看具體癥狀——換句話說，我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里（大概五年前寫的）把這個周期分解為六個階段，也列舉了18項衡量國家健康狀況的指標——教育、軍事、儲備貨幣等等，用來衡量國家實力。

現在美國仍是最強大的國家，但處于相對衰落期，同時在經歷這些沖突：比如，移民潮、黨派紛爭、債務危機、資產分配不均等問題。

如果你看這本書，會發現我們處于我所說的第五階段，這意味著我們處于某種邊緣，但尚未越過邊緣。也就是在一個可能發生貨幣秩序崩潰的大混亂時期之前。

第六階段是這些秩序開始崩潰的時候，我們還沒到那個階段，但已經很接近，并且朝那個方向前進。

比如，從貨幣角度看，就是對儲備貨幣的需求追不上供應的增速。你會看到供需問題：供給大量增加、需求不足；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長期利率會上升，而央行試圖通過降低短期利率、縮短債務期限來壓制長期利率——就是這種動態。

然后這些債務和貨幣相對于黃金之類的非信用貨幣會貶值。你正在看到各國央行與國家持有黃金作為替代儲備資產的趨勢，部分原因正是這種供需狀況，部分原因是他們擔心可能會出現支付困難的問題。

支付問題——就像二戰前日本經歷的那樣——會導致經濟問題。當時美國對日本實施制裁，沒有向日本兌現其購買的債券，這實質上就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支付問題。在類似情況中，俄羅斯能夠掌控局面，是因為它能控制國庫和相關資產。

于是人們更不愿持有那些法幣，而是轉向非信用貨幣——黃金。

我大約不到一年前新出版了一本書，叫《國家如何破產：大周期》，我在其中展示了35個案，目的就是要把債務危機的運作機制展示出來——讓人看到“它到底是怎么運轉的”。

最核心的動力，還是那種對支出、對供需的擠壓動態。

你會開始看到：長期利率上升而短期利率下降，因為央行正在壓低短期利率，然后他們縮短債務的期限，接著央行購入這些債務，于是央行開始持有大量國債。

隨后央行會開始虧損：它持有國債，而資產價格、利率等因素會讓它在賬面上承受損失。

為了維持低利率，它就必須創造貨幣和信貸來把利率壓住；而它虧損的金額會越來越大。這種動態變化并不會阻止資本流向的轉變。

因此在這些案例里，你往往會看到人們轉向“硬通貨”，轉向黃金——我們現在也正在看到這種傾向。

黃金作為貨幣，有兩個職能：作為交換媒介和財富儲存方式。因此，除了黃金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理想的儲備貨幣。

它基本上是一個默認選項。因為通常來講，貨幣儲備是一種債務；而黃金——正如人們所說——是唯一一種不屬于“他人的負債”的資產。

但事實上人們確實會誤解，他們以為黃金只是一種投機性的金屬，卻沒意識到黃金實際上是一種貨幣。

對中央銀行們而言，黃金是第二大貨幣資產。

圖注：2022年以來，中國官方黃金儲備量不斷上漲；2025年12月，中國官方黃金儲備已達約2306.32噸，占總外匯儲備的約10.70%。

當你透過“錢”的視角看世界時，就像戴上了一副濾鏡，你會用那副濾鏡看萬物的價值。人們卻僅僅透過美元的濾鏡觀察，只看到黃金價格上漲，但他們并沒看到問題的本質——如果透過“黃金”的濾鏡看世界，人們就會看到“法幣”紛紛貶值。

鑒于人們的經歷和實際情況，這對很多人來說難以置信，就像讓他們去相信牙仙或圣誕老人一樣。但當你理解經濟循環，你就會明白“驚喜”為什么會發生：因為大家以為不可能，但它其實是合乎邏輯的。

試圖通過經濟增長來擺脫債務困境，即刺激經濟——使用財政和貨幣刺激，寄希望于新技術帶來足夠的收入增長，讓赤字比例向3%靠攏。在我看來，這不太可能發生。

人工智能和技術奇跡當然是偉大的奇跡，非常有益。我研究過很多偉大的奇跡，比如電的發明——想想如果沒有它我們會在哪里。

但問題在于：在我們當下討論的時間尺度內，把AI轉化為“足夠顯著的生產力奇跡”，這件事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債務問題那種動態仍然存在，它仍然不容易解決。

而且這里還有另一個關鍵問題：繁榮與生產力進步如何能被人們所共享？生產力的進步會造成巨大的財富差距，我們正在看到某些人群的財富急劇增長——“萬億富翁”之類的現象。

還有60%的美國人的閱讀水平低于六年級。你必須考慮這些人群的生存狀態與福利。

于是問題變成：有多少生產力能夠轉化為大眾的收入？政府如何獲得收入來處理債務，從而讓債務持有者獲得有效的實際回報，而不引發更大問題？如果要采用政治上可接受的方式，會有很多因素讓這一切變得非常、非常困難。

說到債務，就不得不談財產和財產稅——這值得我們去理解。

“財產”和“金錢”之間有很大的區別。財產很容易“創造”，幾乎像會計操作：我可以籌集5000萬美元，或者以10億美元估值獲得融資。

人們就會說“那個人是億萬富翁，財富又增加了十億美元”。但這不意味著你真的有一堆現金能花。財產本身并不值多少錢，除非你把它轉換成錢。

換句話說，你擁有很多財產，但你不能直接花費財產，除非賣掉一部分才能獲得金錢來支付。

所以當資產相對于貨幣大幅增長時，你就面臨風險。因為一旦有風吹草動，泡沫就會破裂。當市場發生變化、你需要現金時——很多時候這筆現金需求來自債務償付——你就不得不想辦法把“資產”換成“錢”。

而通常的情況是：人們會借貸來購買資產。借貸行為非常普遍，不僅個人買股票如此，企業自身也會通過借貸來創造資產。在所有股市泡沫時期都一樣：大量借貸以購買資產；當現金需求出現時，就不得不賣掉部分資產來換取現金，于是就催生出那種動態。

這正是戳破泡沫的原因。

還有一個關于資產的政治議題：要不要對資產征稅？比如，加利福尼亞會發生什么？對資產征稅會給其他地方帶來什么影響？如果你對資產征稅，人們就必須出售資產來繳稅，這會產生一個“降低資產價值”的動態過程。

我認為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是：我們在世界各地以多種不同方式看到，人們——特別是加州的人——正在搬離。并不是因為有什么事“正在發生”，而是人們擔心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發生。

但這會造成另一個問題：流出地會空心化。因為當他們離開時，稅基會下降。粗略講，一個地區前10%的人支付了大約80%的稅收。如果你失去這些人中的一半，你會損失大量稅收收入，然后又形成新的動態。

所以技術問題也是資產問題，而資產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是市場問題，這也是一個必須理解的重要問題。

三、地緣博弈與技術幻象：霍爾木茲海峽的終極考驗

當前，中東局勢日趨緊張。在我看來，中東這場潛在的“最終之戰”，不僅關乎一場戰爭的勝負，更關乎全球金融體系、美元地位以及世界秩序的未來走向。

在這場與伊朗有關的戰爭中，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并且幾乎得到了普遍共識：一切都取決于誰控制霍爾木茲海峽。

如果伊朗仍然掌握決定誰能夠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權力，甚至僅僅保留用此作為談判籌碼的能力，那么：美國將被認為輸掉了戰爭，而伊朗將被認為贏得了戰爭。

原因在于，如果伊朗能夠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并將其作為武器使用，這將清楚地表明美國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局勢。

如果允許伊朗關閉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峽——一個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必須確保航行自由的海峽——其后果將對美國、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尤其是海灣盟友）、那些高度依賴該海峽石油運輸的國家、世界經濟以及全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

如果唐納德·特朗普和美國沒有贏得這場戰爭——而勝負的衡量標準其實很簡單：是否能夠確保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通行——那么他們也會被視為制造了一場自己無法解決的災難性局面。

如果美國失去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對美國而言，很可能就像：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之于英國；18世紀荷蘭帝國的類似挫敗；以及17世紀西班牙帝國的類似失敗。

帝國崩潰之前的事件模式幾乎總是相同的。這場決定勝負的“最終決戰”往往會重塑歷史，因為人和資本總是迅速而自然地從失敗者那里流向勝利者。

這些轉變會影響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黃金市場——以及地緣政治力量的格局。

當一個擁有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主導強國在財政上過度擴張，并在軍事與金融控制上同時顯露出弱點時，就要警惕其盟友和債權人信心的喪失、儲備貨幣地位的動搖、債務資產被拋售以及本國貨幣的貶值——尤其是相對于黃金。

由于人、國家以及資本流動總是迅速地向勝利者聚集，如果美國和特朗普總統無法控制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流量，這將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力以及現有的世界秩序。

這場“最終之戰”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將擴散到世界各地，影響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以及與相關國家的地緣政治發展。

當前戰爭以及近期的其他戰爭，實際上只是更大規模“大周期”（Big Cycle）進程的一部分，這一進程同時包含金融、政治和技術層面的影響。理解這些影響的最好方式，是研究歷史上類似戰爭，并將經驗教訓應用于當前環境。

四、穿越動蕩周期：普通人的資產保護與機遇選擇

基于此，我有一些建議：

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掙得比你花得多；盡量存錢；分散投資組合，包括關于錢的配置。這些事情至關重要。

同時要想想這個國家、想想機遇：機遇在哪里？人們一直在遷移，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以尋找機遇，跟著機遇走。

那你把這些事情做好了嗎？我的意思是，只要把這些事情做好，幾乎其他所有事情都會自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