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反詐新規未落地，民眾損失超20億

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澳大利亞民眾因詐騙遭受的經濟損失已超過20億澳元。

與2024年相比，這一數字上升了7.8%。值得注意的是，聯邦政府已于2025年2月通過相關立法，強制要求銀行、電信運營商以及社交媒體平臺承擔嚴格的反詐義務。

這些強制性義務至今尚未生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政策的延宕？在此期間，澳大利亞民眾又該如何保護自己免受詐騙侵害？

澳大利亞國家反詐中心總結了目前最猖獗的五大詐騙類型：

投資詐騙：受害者被誘導將資金投入虛假項目。這是詐騙分子最常使用的手段，去年共造成超過8.37億澳元的經濟損失。

支付重定向詐騙：詐騙分子偽裝成供應商或企業主，通知受害者更改銀行賬戶信息，從而截獲發票款項。

殺豬盤與情感詐騙：受害者被虛假的社交網絡個人資料所蒙蔽，在情感操縱下向對方匯款。

網絡釣魚：詐騙分子通過電話、短信或電子郵件冒充合法機構，企圖竊取用戶的敏感個人信息。

遠程訪問詐騙：受害者被誘導開放權限，使詐騙分子能夠通過網絡遠程控制其智能設備。

上述各類詐騙手段的共通之處在于人為因素——詐騙分子之所以能夠得手，正是因為其中牽涉了人際互動。

被利用的不僅是日益翻新的詐騙技術，更是人性的弱點。分析人士指出，詐騙分子往往利用受害者的情緒、信任、貪婪、急迫感和恐懼心理，誘導他們做出不理智的舉動。

《防詐騙框架》于2025年2月在澳大利亞議會獲得通過。該框架再次強調了銀行、電信運營商以及包括Meta公司在內的數字平臺所應承擔的責任。

該框架旨在通過要求受監管企業采取合理措施來應對詐騙危機。具體要求包括：阻止詐騙信息觸達受害者；在詐騙發生時或發生后及時進行偵測；以及阻斷可疑活動以避免潛在的經濟損失。

外界認為，所謂的“合理措施”需要結合具體情境以及機構和詐騙類型的特征來界定。

例如，銀行可以引入先進技術來識別高風險支付行為。Meta等社交媒體公司則能夠運用算法，精準識別并攔截虛假的投資信息。電信運營商也應當采取措施，從源頭阻斷詐騙電話或短信觸達用戶。

此外，相關企業還必須建立透明的內部爭議解決機制，以處理客戶投訴。如果內部機制無法妥善解決問題，受害者可以向澳大利亞金融投訴局等外部爭議解決機構尋求幫助。盡管該框架已在聯邦議會獲得通過，但目前尚未正式生效。

究其原因，聯邦政府仍在制定具有強制性的行業行為準則，這些準則將詳細規定各個行業的具體義務。目前，這些行業準則正處于與業界和消費者協商制定的階段。

關于內部和外部爭議解決機制的更多細節，也有望在后續的立法中得到進一步明確。此外，黑客攻擊與網絡詐騙之間微妙的界限，使得界定該框架的適用范圍變得異常困難，這可能會導致后續的執法工作進一步延誤。

根據《防詐騙框架》的規定，通過數據泄露或黑客攻擊獲取個人信息等網絡犯罪行為，并不被認定為詐騙。

然而在現實中，詐騙與黑客攻擊均屬于網絡犯罪或科技犯罪的范疇。

黑客完全可以通過數據泄露事件竊取用戶的手機號碼。隨后，他們便能利用這些信息，通過短信或電話發起精心策劃的詐騙活動。

以一個假設的投資詐騙場景為例。如果一群黑客入侵了甲銀行的服務器，并竊取了該銀行某位前客戶的個人信息。隨后，他們利用這些信息成功實施了投資詐騙，導致受害者在乙銀行的新賬戶中損失了數千澳元。

在這種情況下，究竟誰負有保護受害者的義務？是甲銀行，還是乙銀行？

這種復雜性可能會導致《防詐騙框架》在正式立法和落地執行的過程中面臨嚴重延誤。

由于詐騙分子不斷翻新其作案手法，想要徹底杜絕詐騙行為幾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使得詐騙分子更容易編織出令人信服的謊言。

在《防詐騙框架》真正落地之前，普通民眾提升自身的防騙意識和甄別能力同樣至關重要。

參與“防騙知識測試”便是提升甄別能力的一種有效途徑，這類測試能夠直觀地檢驗人們識別騙局的能力。

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也可以借鑒駕駛執照理論考試的模式，推出反詐能力測試項目，幫助公眾了解更多防騙知識，從而提升全社會的反詐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