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02年初春，云南哀牢山深處來了一位特殊的“農民”。這位74歲的老人頭發花白，身材瘦削，眼神卻銳利如鷹。他承包了2400畝荒山，帶著幾個工人搭起簡易工棚，開始種植橙樹。
偶然有眼尖的村民認出，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竟是三年前還被關押在監獄里的前“亞洲煙王”褚時健。
從階下囚到果園主人的身份轉變本就令人稱奇，大多數人在74歲高齡早已安享晚年，而剛剛經歷喪女之痛、身患嚴重糖尿病的褚時健，為何要在這片貧瘠的山坡上開始人生的又一次豪賭？
他是否在試圖證明什么？抑或想通過這種方式洗刷過去的恥辱？答案或許隱藏在褚時健跌宕起伏的前半生中，那段從“糖王”、“煙王”到囚徒的傳奇經歷……
1928年1月，褚時健出生于云南玉溪華寧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期遭遇家庭變故，15歲時父親被日軍飛機炸死，作為家中長子，他被迫輟學，接手了家里廢棄的小酒坊。
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少年展現出超乎尋常的商業天賦。別人需要3斤苞谷釀1斤酒，他僅用2斤半就能釀出更香醇的酒，秘訣在于對發酵時間和柴火溫度的精準把控。這種對細節的極致追求和對效率的敏銳意識，成為貫穿褚時健一生的特質。
新中國成立后，褚時健迎來人生第一次重大轉折。他參加云南武裝邊縱游擊隊，任邊縱游擊隊2支隊14團9連指導員，這段軍旅生涯磨煉了他堅韌不拔的意志。1955年，27歲的褚時健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正式進入體制內。好景不長，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下放紅光農場改造。
命運的轉機出現在1963年，35歲的褚時健被任命為新平縣曼蚌糖廠副廠長。當時的糖廠每年虧損20多萬元，縣財政不堪重負。褚時健到任后，對每道生產工序進行精細化管理，改造老舊設備，僅用一年就扭虧為盈，實現盈利8萬元，第二年盈利20萬，第三年達到40萬。
在糖廠的16年間，他將一個掙扎在生存邊緣的小廠變成玉溪地區效益最好的企業，贏得了人生第一個商業稱號——“糖王”。
1979年10月，51歲的褚時健迎來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出任玉溪卷煙廠廠長。當時的玉溪卷煙廠設備陳舊，員工士氣低落，年產量不足30萬箱，欠債高達500多萬元，連工資都發不出來。
面對這個“爛攤子”，大多數人認為褚時健的政治生命將在此終結，沒人能預料，他竟在這里創造了中國工業史上的奇跡。
破釜沉舟的改革從改善員工生活開始。褚時健新修宿舍樓解決住房問題，為員工提供火腿、電器等福利，迅速凝聚了人心。隨后，他力排眾議，貸款從英國和日本引進先進生產線，并做出一個大膽決定：將煙田作為“第一車間”，親自深入田間指導煙農改良品種，從源頭提升煙葉質量。
這種“逆向整合產業鏈”的做法在當時堪稱創舉，為玉溪卷煙廠提供了穩定優質的原料來源。
1986年，褚時健推行更具爭議性的“三合一”管理模式，將玉溪卷煙廠、煙草專賣局和市煙草公司合并管理，打破了體制壁壘，效率大幅提升。到1987年，玉溪卷煙廠產量和利潤躍居全國第一；1988年，“紅塔山”橫空出世，迅速成為中國高檔香煙的代名詞，市場份額一度占據80%。
90年代初期，玉溪卷煙廠已發展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煙草集團，固定資產達70億元，年創利稅200億元，“紅塔山”品牌估值332億元。
在褚時健執掌紅塔的18年間，企業累計為國家創造利稅991億元，加上品牌價值，貢獻超過1400億元。他本人也因此榮獲全國優秀企業家、十大改革風云人物等稱號，“亞洲煙王”的美譽不脛而走。
據說，玉溪卷煙廠的利稅一度占到云南財政收入的60%，帶動了當地經濟的飛速發展，褚時健可以說僅憑一己之力，就讓玉溪成為當時云南省最富裕的城市。
然而，命運的翻覆，往往在最猝不及防的時刻露出獠牙。1995年的風，毫無征兆地將褚時健卷向風暴中心。
那時的他，怕是做夢也不會料到，這場突如其來的漩渦里，等待他的何止是一手打造的煙草帝國搖搖欲墜，更有一場足以將整個家庭拖入深淵的滅頂之災，正悄然醞釀……
90年代，煙草行業的暴利和計劃與市場并行的“雙軌制”，創造了巨大的利潤空間。當時最為熱門的紅塔山香煙出廠價僅40-50元（一條），轉手就能賣到150元，批條背后的權力成為各方圍獵的對象。
褚時健的妻子馬靜芬被稱為“煙草皇后”，女兒褚映群也卷入其中，家族成員開始收受金條、現金等賄賂。
1995年，一封來自河南的匿名舉報信徹底改變了褚時健的命運。舉報稱河南煙販林政志通過賄賂褚時健的妻妹馬靜芳和小舅子馬建華，獲取低價卷煙指標，非法獲利800多萬元。
中央紀委介入調查后，褚時健的女兒褚映群和老伴馬靜芬被關押在洛陽監獄。同年12月1日，褚映群在獄中自殺身亡。女兒的離世給褚時健造成毀滅性打擊，也成為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隨著調查深入，更嚴重的經濟問題浮出水面。1993-1994年間，玉溪卷煙廠在香港的華玉公司截留2857萬美元銷售收入存入賬外小金庫。1995年6月，褚時健與副廠長喬發科、總會計師羅以軍私分其中300萬美元，褚時健個人獲得174萬美元。此外，他還涉嫌將1156萬美元以“支付設備配件款”為名轉移至新加坡商人鐘照欣賬戶。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院以貪污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71歲的褚時健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書長達8000字，被稱為“現代法律文書的典范”。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褚時健的繼任者年薪高達百萬，而他18年的總收入不足百萬，巨大的心理落差被認為是其犯罪的重要原因。
表面看來，褚時健案是一起證據確鑿的貪污案件，但深入分析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案件細節，卻能發現諸多耐人尋味的疑點。
據專案組核心成員Z先生透露，褚時健案的查處過程中，中央紀委與云南省委態度迥異。中紀委副書記侯宗賓態度強硬，而云南省委書記令狐安則多次表示“不能自毀長城，紅塔山不能搞倒”。
案件導火索或許隱藏在地域商業競爭中。據知情人士透露，褚時健曾拒絕向河南調撥煙葉，得罪了當地利益集團，而舉報人正是通過河南方面的關系將材料遞交給曾任河南省委書記的侯宗賓。
在法庭最后陳述時，褚時健突然爆料：“我給了這位中紀委副書記的兒子100萬美元”，引起全場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