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晉冀魯豫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歷史淵源與深遠影響

1945年深秋，太行山里夜風很冷。黎城縣西村的一處土院里，卻亮著一盞昏黃的煤油燈。何穆正伏在簡陋的木桌上，反復推敲一份規章草案。有人勸他歇一會兒，他只是抬頭說了一句：“這不是一所普通醫院，這是劉伯承、鄧小平要的正規后方醫院，也是白求恩和宋慶齡交給我們的事。”

要弄懂晉冀魯豫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來歷，得把時間往前撥好幾年，從香港、從延安、從那些穿梭在封鎖線之間的藥箱講起。

一、“保衛中國同盟”的旗幟：宋慶齡在香港的抉擇

1937年，盧溝橋槍聲響起，全國抗戰開始。戰火很快燒到上海，11月，淞滬會戰失利，日軍攻占上海。身在租界的宋慶齡，已經成了日本軍方重點盯防的政治人物。她身邊的朋友都勸她離開，有的甚至直言：“在這兒呆著，隨時都有危險。”

宋慶齡卻遲遲不動。她清楚，戰爭剛開始，國際援助還沒真正到位，中國既缺槍，也缺藥，更缺通往世界的信任通道。她知道，如果就此退到某個偏遠地方，許多原本可以爭取的力量，可能就再也聯系不上了。

不久，中共中央方面的意見傳到上海，希望她能轉移到香港。香港當時仍在英方統治下，相對自由，又聯通東南亞和歐美世界，是天然的國際聯絡點。宋慶齡思量再三，決定離開已經被日軍包圍的上海，轉往香港繼續活動。1937年底，她悄然抵達香港，開始新的布局。

那時候，海外支持中國抗戰的聲音，一波接著一波。僑團捐款，外國進步人士辦活動，名義五花八門。可有意思的是，大部分捐贈物資，最后都落在國民黨控制下的“正規渠道”里。國民黨設立了各種抗戰救濟組織，名義上統一管理，實則嚴密封鎖中共領導的敵后根據地。很多物資到不了八路軍、新四軍手里。

另一方面，延安那邊情況很緊。1938年初，中共中央指示廖承志在香港設立秘密的八路軍辦事處，想方設法打通外線。廖承志、廖夢醒、鄧文釗甚至試著組織加拿大醫療小組，但苦于號召力不夠，籌資效果有限。更麻煩的是，掩護辦事處的粵華公司被港英警方查封，八路軍辦事處一度陷入被動。

這個節骨眼上，宋慶齡的分量就凸顯出來了。

宋慶齡早年跟隨孫中山奔走革命，在國內外都有極高的聲望。她熟悉海外輿論，也深知華僑社團的脈絡，更與中國共產黨保持長期聯系，對中共在敵后抗戰的路數并不陌生。在不少外國人眼中，她是“最值得信任的中國政界女性之一”。這樣的身份，剛好可以解決一個關鍵問題：誰來代表中國人民，面對世界，接受援助？

延安這邊的想法，很明確：需要一個不隸屬于任何政黨、又有鮮明抗戰立場的國際性組織，作為橋梁。而主持這個組織的人，非宋慶齡莫屬。

1938年春，新西蘭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帶著在晉東南、在前線拍到的影像和記錄，輾轉來到香港。他先去見廖承志，又帶來周恩來的口信——希望能通過宋慶齡，把國際援助集中起來，特別是醫療方面，幫八路軍、新四軍解決傷病員救治難題。

宋慶齡聽完情況，很快作出決定：成立一個面向全世界的救援團體，不受國民黨機構控制，又能公開活動。她當面表示，這個團體不會掛任何黨派招牌，但要旗幟鮮明地援助中國的抗戰，哪支真在打仗，就支援哪支。她還明確提出來，新組織必須敢于沖破國民黨封鎖，不怕壓力。

經過一番商量，“保衛中國同盟”這個名字被最終拍板。1938年6月14日，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正式宣布成立，地點就在宋慶齡的住宅客廳。宋慶齡出任主席，邀請英籍醫生夫人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任名譽書記，香港大學教授諾曼·法朗士任名譽司庫，一批外國記者和香港本地進步人士參與其事。廖承志、廖夢醒、鄧文釗和貝特蘭，則成了組織運轉的骨干。

有意思的是，從組織架構上看，保盟像個松散的民間協會，成員來自各國各界。但在實際運作中，宋慶齡就是這個組織的中樞。后來的記述里，愛潑斯坦說得很直白：“保盟中央，其實就是宋慶齡本人。”這句話一點不夸張——捐款怎么用，物資分配給誰，給多少，都要經她定奪。

保盟的成立宣言寫得不長，卻把使命講得很清楚：一是動員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以醫藥、救濟物資支援中國；二是做好中間橋梁的工作，讓援助能真正有效地送到需要的地方。說白了，就是要打通世界到中國，特別是到敵后根據地的物資通道。

這一點，在后來建設“國際和平醫院”的項目上，體現得尤為突出。

二、國際和平醫院網絡的搭建：白求恩、馬海德與宋慶齡

1938年3月，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帶著一個小型醫療隊，攜帶大批器械和藥品趕到延安，隨后又被派到晉察冀邊區，在五臺山一帶，以軍區后方醫院為基礎，建立了模范醫院。他對八路軍官兵的態度很鮮明，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前線戰士流血，我不能袖手旁觀。”

同年7月，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反侵略大會上，一個提議被提上議程：在中國抗日根據地建立“國際和平醫院”，由各國援華團體共同支持，讓中國的傷病員能得到相對系統的救治。這一提議得到廣泛響應。

宋慶齡迅速抓住了這個機會。她與各國代表商量之后，決定把白求恩在晉察冀建起的模范醫院，命名為中國第一個國際和平醫院。此后，保盟協調用英國援華會的2450英鎊、美國和加拿大中國之友社的捐贈物資，源源不斷運往晉察冀。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手術中感染，英年早逝。1940年1月，這家醫院被正式改名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由印度醫生柯棣華接任院長。這個名字，很快在八路軍系統里傳開，也在國際進步人士之間留下深刻印象。

宋慶齡并不滿足于只建一所醫院。她意識到，要真正改變敵后根據地“有傷無藥”“只有簡單包扎”的困境，需要一個網絡，不是一兩家單位。于是，她專門委托在延安工作的馬海德全權負責國際和平醫院項目，負責與中央軍委衛生部、邊區衛生機構對接，一邊反饋實情，一邊落實資助。

從形式上看，是保盟募集資金、購買器械，再設法送入封鎖嚴密的敵后區域。實際運作中，卻要冒著巨大風險。物資既要躲開日軍封鎖，又要避開國民黨特務的截留。許多醫療器械、藥品都是拆成小件，混在商隊貨物、難民行李里，分批運進根據地。

到抗戰勝利前后，保盟先后幫助八路軍、新四軍援建了八所國際和平醫院：晉察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延安國際和平醫院總院、晉冀魯豫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蘇北國際和平醫院、華東國際和平醫院、晉綏國際和平醫院、冀熱遼國際和平醫院、中原國際和平醫院。還配套建立了四十多所分院，加上流動醫療站，形成一個橫跨多個抗日根據地的醫療網絡。

有些細節，乍看之下很瑣碎，卻很能說明問題。比如，保盟送去的不只是藥品和器械，還包括大量毛毯、被服、奶粉、維生素等生活與營養用品。尤其在陜北、太行山區嚴寒季節，這些物資往往直接關系到傷病員能不能熬過冬天。曾在軍委衛生部任職的沈其震回憶，僅華東軍區一次轉移，就動用五百名民工搬運由保盟援助的醫療物資，整整搬了一天多。

從1941年到1945年，保盟撥給各國際和平醫院的款項，以美元計算的就有六十五萬，再加上法幣一億七千萬，外加各類器械書籍，數量之大，很難用簡單數字說清。不得不說，在敵后根據地極度缺乏外援的條件下，這些支持，確實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宋慶齡始終堅持一個原則：援助不以黨派、地域為界，但要向真正堅持抗戰、處境較艱難的力量傾斜。國民黨方面對保盟很不滿，一度用“專門援助紅色勢力”的說法攻擊，甚至施壓英國當局，對保盟在香港的活動加以限制。但是，宋慶齡沒有退縮，該辦的事照辦，該送的物資照樣送往延安和各大戰略區。

1944年秋，129師師長劉伯承、386旅旅長陳賡等百余名將領在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接受治療后，聯名給宋慶齡寫了一封感謝信，提到：“醫藥頻輸，給抗戰者以物助。”這封信，不只是一句客氣話，而是從前線傷病員親身感受到的事實——國際和平醫院網絡，的確救了成千上萬人的命。

這條線，最后，順理成章地延續到了晉冀魯豫。

三、從太行到邢臺：晉冀魯豫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誕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取得勝利。但局勢并沒有隨之安穩。閻錫山在山西動作頻頻，搶占地盤；國民黨高層對中共控制的華北、華中地區虎視眈眈。就在日本投降后不久，閻錫山急忙向上黨地區發起進攻，上黨戰役迅速打響。

8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在原129師基礎上組建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鄧小平分別擔任司令員和政委。此時，劉鄧二人仍在延安參加七大，面對新形勢，他們很清楚一個老問題——戰斗部隊可以迅速調整，醫療系統卻一時難以跟上，而未來華北戰場的規模，只會比抗戰時期更大，不會更小。

在這樣的判斷下，劉伯承和鄧小平向毛澤東提出：希望從延安抽調一批有經驗的衛生干部，到晉冀魯豫軍區建立一所大型正規后方醫院，同時抓緊培養醫療骨干，否則前線的減員問題難以保證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毛澤東作出批示，很快明確了人選：由延安中央醫院院長何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原院長魯之俊等人，負責這一任務。何穆同時還擔任軍區衛生部第二副部長，也意味著這所醫院從一開始，就被賦予“總院”的定位。

1945年9月上旬，何穆帶著妻子姚冷子（也就是后來醫院的重要醫務骨干之一），以及侯明、何智泉、常宗禮、陳志英等一行六人，從延安出發。他們一路翻山越嶺，白天趕路，晚上投宿在村莊或野外，前后走了半個多月，才抵達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河北涉縣赤岸村。

劉伯承、鄧小平當面向何穆交代任務：一是盡快建立一所較為正規、設備相對齊全的后方醫院；二是以醫院為依托，培養軍區自己的衛生干部隊伍。何穆當場提出方案：先辦醫院，建立基本科室與制度，再逐步擴展為教學與訓練基地。這個建議，很快得到劉鄧同意。

接著，任務鏈條往下延伸。何穆一行離開赤岸，向山西長治方向前進。路過黎城縣，他們與駐扎在西村的129師野戰醫院三所、第十八集團軍野戰預備醫院二所取得聯系。何穆帶來的，不只是中央軍委衛生部的指示，還有一個明確的構想：把現有的野戰醫院力量合并整編，組成晉冀魯豫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預備醫院”。

原計劃是三所、一所、二所合并，但野戰預備醫院一所因帶著大批重傷員，臨時無法機動，只能留在原地執行其他任務。何穆權衡之下，同意先由三所和二所合并，把能動的、基礎較好的力量集中起來，打出一個雛形。

這一合并，人員規模并不算大。除何穆等從延安來的骨干外，總人數只有六七十人，駐在黎城縣東坡地區的霍家大院。條件雖然簡陋，心氣卻不低。何穆當時意識很清楚：要擺脫以往“打一仗、搬一次”的游擊醫療模式，向正規軍隊后方醫院靠攏，必須從規章制度入手。

于是，那份在煤油燈下反復修改的“何穆院規”就這樣誕生了。內容包括作息時間、醫療流程、手術制度、衛生防疫要求、藥品管理等，看上去像一套細致的“家規”，實際卻是正規化醫院建設的藍本。對于當時長期在戰火中打滾的醫護人員來說，這種從“臨時湊合”向“有章可循”的轉變，是一個不小的跳躍。

1945年10月8日，上黨戰役結束，長治解放。戰役打得很艱苦，繳獲雖不少，但傷員更多。為適應新的形勢，晉冀魯豫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預備醫院于1946年初正式遷入長治城區，在西北角靠近上黨門的一處舊日偽軍醫院址上掛牌。這次遷入城市，使醫院第一次擁有了相對集中的建筑和更寬展的空間。

開診前后，軍區衛生部從野戰衛生學校調來一批新畢業生，如王紹儀、黃愛晨、王庚金、林清文等，為醫院輸送了一批年輕技術力量。同時，又從各部隊抽調黨政干部，組建醫院黨委、政治處及行政部門。侯文周任政委，符碧桂任政治處主任，洪明貴任副院長，王仲興負責院務。至此，預備醫院從結構上已經接近一所功能齊全的后方總院。

不過，真正的轉折，還在1946年春天。

四、多次遷徙與改名：一所醫院背后的戰局變幻

1946年初，“雙十協定”看上去似乎給局勢帶來一線緩和，但從戰場調動和軍隊集結的種種跡象來看，新一輪較量已難以避免。晉冀魯豫軍區準備部隊東進，邯鄲戰役隨后打響，根據地范圍隨之擴大。后方醫院也不能“固守長治”，必須配合戰役部署，向更有利的位置轉移。

3月，按照軍區部署，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預備醫院從長治撤出，北上遷往河北邢臺市，在北關師范學校舊址落腳。這處院落原是高德林公館，建筑結構較好，適合作為長期駐地。醫院在這里完成了從“預備”到“總院”的最后一段籌備工作。

經過幾個月緊張籌建，1946年7月1日，“晉冀魯豫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總院”在邢臺正式掛牌。何穆任院長，侯文周任政委兼黨委書記，符碧桂任政治處主任，洪明貴任副院長，王仲興任院辦公室主任。那時，總院擁有兩百張床位，設有內科、外科、眼科、兒科、婦產科、傳染科等，配備化驗室、X光室等輔助科室，醫護人員兩百二十余人。

在當時的解放區條件下，這樣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稱得上是華北戰場上較為正規的綜合性后方醫院之一。開院典禮那天，晉冀魯豫軍區衛生部長錢信忠專程到場講話，對總院的定位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既是前線醫療保障中心，也是戰地衛生人才的訓練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也完成了轉型。1945年12月，保盟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繼續從事國際募捐與物資援助。通過這一渠道，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派出數名外國醫療專家來到晉冀魯豫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總院工作和指導，其中包括美國人艾樂思、加拿大人沙菲爾、德國人李柏以及新西蘭醫生伊斯平等。這些人帶來的，不只是技術，還有一整套醫療管理的觀念。

有一位參與者后來回憶，外國專家在查房時非常仔細，經常會問：“為什么這個傷口不早點清創？為什么不先做基本化驗？”在戰地醫療條件下，這些質疑看似苛刻，卻客觀推動了醫院在診療規范方面的提高。

然而，好景不長。1946年夏，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邢臺地處平漢鐵路要沖，很快成了國民黨軍重點進攻方向之一。總院剛掛牌二十天，就不得不緊急撤離。

7月20日，醫院倉促遷往邢臺縣固坊村。醫療設備、病歷、藥品能帶多少帶多少，帶不走的，只能忍痛舍棄。醫護人員一邊組織傷員后撤，一邊搶時間拆卸機器。X光機、手術燈這些大家伙，成了最難搬運也最難割舍的家當。

在固坊村，醫院僅僅穩定了四十天。戰局繼續惡化，平漢線沿線壓力陡增，醫院又一次奉命轉移，這一次，是沙河縣安河村。接下來的幾個月，局勢仍然緊張，醫療隊伍始終處于“半駐半動”的狀態。手術在村莊里做，傷員在窯洞里住，隨時準備拔營。

直到1947年3月，醫院遷至武安縣西井村，才算找到一個相對安全、便于長期駐扎的地方。在西井村，醫院總算能在不被炮聲打斷的情況下，系統開展業務和培訓工作。那時，許多醫院職工心里都有一種很樸素的念頭：能在一個地方多待一年，病人就多一點康復的機會。

1947年8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和陳毅、粟裕、陳賡、謝富治等部隊一道，在中原展開大戰略。大量部隊和機關隨軍南下，晉冀魯豫根據地的許多單位也面臨“走”還是“留”的選擇。出于對老區人民醫療需求的考慮，時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建議：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總院應留在太行老區，繼續為當地干部戰士和群眾服務。

這一建議得到上級及劉鄧的支持。于是，總院沒有隨大部隊南下，而是就地保留，并改名為“晉冀魯豫邊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這一改名，反映了醫院功能的微妙變化：從一線軍區后方醫院，逐漸轉為兼顧軍民的區域醫療中心。

1948年5月，隨著戰局向有利于人民解放軍方向發展，晉冀魯豫邊區的城市陸續解放，長治再次成為重要據點。根據新的部署，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遷回長治，駐扎在城東南的大營盤舊日軍營地。簡陋的兵營，成了醫院新的院區。

一年以后，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1949年春，華北人民政府作出決定，將晉冀魯豫邊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改名為“長治國際和平醫院”，并移交地方管理。伴隨全國大局基本穩定，這家在戰火中多次遷徙的醫院，終于從軍隊序列“轉身”成為地方醫療機構。

新中國成立后，醫院幾經更名：1950年稱“山西省立長治醫院”，1959年成為“晉東南地區人民醫院”，1984年定名“山西省晉東南地區和平醫院”，翌年起沿用“太行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稱號，1986年成為長治醫學院附屬醫院，1999年定名為“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

名字變了多次，脈絡卻是一條線：從宋慶齡在香港推動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到白求恩、柯棣華等國際主義戰士在前線奔忙，再到馬海德與國內衛生干部在延安協調國際援助，最后落到晉冀魯豫這座在硝煙與奔波中成長起來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

這家醫院的歷史，既折射出抗戰、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革命根據地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軌跡，也讓人看到，在槍林彈雨之外，還有另一條不那么顯眼卻極其關鍵的戰線——用藥箱、手術刀和一車車被服物資，支撐起千軍萬馬的生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