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后，因試卷紙張短缺最終如何應對解決？

1977年11月的一個清晨，華北不少縣城里還飄著霜氣，街道卻異常熱鬧。有人披著舊軍大衣趕往考點，有人揣著已經翻皺的復習資料一路小跑，有的甚至是帶著孩子、拎著干糧來的中年人。有人在考場門口忍不住小聲嘀咕：“要是這次再錯過，不知道還等不等得起了?！边@一年，高考重新回到中國人的生活里，距離上一次全國統一高考，已經過去整整十年。

也正是在這一年，教育部門在緊鑼密鼓籌備高考時，突然發現了一個誰也沒想到的問題：考卷紙張不夠了。全國有幾百萬人要考試，光是試卷印刷就是個天文數字，而當時的造紙、印刷能力遠遠跟不上這么大的需求。這個看似“技術性”的小問題，最后卻驚動了中央最高層，牽扯到的，是正在印刷中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有意思的是，很多后來被稱為“77級”“78級”的大學生，回憶起那年的冬天時，更多記住的是寒氣、黑夜和緊張，而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坐在考場里伏案答題時，背后有過這樣一場紙張去向的抉擇。

一、從摸索到中斷：高考制度的曲折前史

追根溯源，高考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其實并沒有后來人印象中那樣“統一、嚴整”的模樣。1949年之后，百廢待興，國家急需各類建設人才，教育部門提出“維護原校，逐步改善”的方針，高校招生更多延續原有做法。那時，各大學擁有很大的自主權，招生形式多樣，有的單獨命題，有的幾所學校聯合招考，中央政府的統一安排并不多。

這種狀態有其現實背景：一方面，新中國剛剛建立，各地教育基礎極不平衡；另一方面，新制度待建，經驗有限，短期內很難立刻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招生體系。結果就是，不同地區、不同高校之間，錄取標準差距很大，有的人憑運氣進了好學校，有的人則因為地方資源薄弱，機會要少得多。

隨著國家經濟逐步恢復，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如何更系統、更公平地選拔高等教育人才，成了一個不得不認真回答的問題。到了1950年代中期，中央開始更有意識地介入高校招生，統一命題、統一考試、統一錄取的框架逐漸成形，“高考”這兩個字，也才真正變成全國性選拔的代名詞。

然而，教育政策并非一成不變。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對當時的教育狀況提出批評，指出“教育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政治、忽視黨的領導”的問題，強調要“多快好省地發展教育事業”。從此，高校招生中政治條件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考試”不再是唯一的通行證。

在這一背景下，保送、推薦開始大行其道，強調政治表現、勞動實踐、群眾基礎。不得不說，在當時的環境里，這樣的調整有其邏輯：一切都圍繞建設和政治任務展開，學校則被要求更直接地為現實服務。只不過，實踐下來問題也很快暴露出來——一味強調“出身”和“表現”，很容易把真正有學問、有潛力的人擋在校門外。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對這一傾向并非毫無警覺。1959年起，統一高考制度又被重新強調并逐步恢復，直到1966年，這一制度基本穩定下來。短短幾年，高考在千家萬戶心中逐漸扎下根，一些青年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故事，也開始在社會上流傳。

二、教育爭論與推薦制度的興起

時間來到1965年底，局勢再次發生變化。那年12月，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談到當時的教育，他提出了一個直白而尖銳的問題：從小學到大學，十六七年，甚至二十多年，學生幾乎看不到“稻、粱、菽、麥、黍、稷”，看不到工廠、農田，看不到真實的商品交換，“不接觸社會實際，這樣培養出來的人夠用嗎？”

這番話折射出一個現實困惑。新中國成立十多年，確實培養出一大批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但在實際工作中，很多人既覺得自己科研能力有限，又不愿意下基層做具體勞動，出現了一種“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局面。教育和現實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明顯。

在這種思路下，“知行合一”“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被反復強調。根據這一方向，中央批轉了《關于改進1966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對招生制度進行重大調整：一方面，保留考試；另一方面，更突出“推薦”，尤其重視有重大社會實踐經歷的高中畢業生。報告還對大學畢業生今后的去向提出明確要求——畢業后到基層勞動、做工農干部，或從事技術工作，要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

實質上，當時的考慮是想打破所謂“舊的教育制度”，重新建立一種更“接地氣”的培養方式。1966年7月24日，中央正式決定廢止自1952年以來實施的全國統一高考，用“推薦和選拔相結合”的辦法取而代之。這一決定，直接改變了成千上萬青年的人生軌跡。

不得不說，這套新制度在一開始并非全無成效。一些有實踐經驗的青年，通過推薦進入高校，確實表現出吃苦耐勞、貼近實際的優勢。但在具體操作中，權力、人情、出身等因素一步步擠占了舞臺，專業能力、學習潛質反而常常靠后了。時間一長，嚴重偏離了最初的設想。

到了1970年代中期，“讀書無用”的觀念在不少地方悄然蔓延，反而成了一個越來越明顯的難題。等到1976年時，這種制度已經被證明嚴重影響人才培養和社會發展，推薦機制不但讓很多有能力的青年失去深造機會，也讓高校選拔失去了統一公認的標尺。

在這樣的背景下，恢復高考的呼聲其實早已在社會底層積聚，只是缺乏一個真正下決心的人。

三、鄧小平復出與“今年就改”的決斷

1977年，鄧小平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一年，對中國的教育和科技界來說，有一種明顯的“壓抑后蓄勢”的氣氛。很多教育工作者、知識分子，借著各種座談會、調研會，陸續把心里壓抑多年的想法說了出來。

在一次關于科學和教育問題的座談會上，有人提出建議：能不能把當年的高校招生暫時推遲，利用這段時間，重新設計招生制度？這個提議擺出來時，現場氣氛有些凝重，大家都在等中央領導的反應。

鄧小平當時并未馬上表態，他在思考。這時另一位與會者干脆說了句更直接的話，大意是：如果不恢復統一考試，今年依然要按推薦的辦法招二十萬學生，其中肯定有很多并不合適的人選，國家浪費太大。這樣一說，現場許多人點頭應和，討論一下子熱烈起來。

這番爭論顯然觸動了鄧小平。他轉頭問坐在一旁的時任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稍作計算，回答說：“如果推遲一段時間招生，還是來得及的?！编囆∑铰犃T，當場作出決定：“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

這句話，說得并不長，卻意味深長。等一年、兩年再改，可能更從容，但幾百萬等待機會的青年，還要在不確定中熬多久？在這一點上，鄧小平的態度格外鮮明——寧可組織上更緊張，也要盡快為他們打開一條明確而相對公平的道路。

8月8日，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边@幾句話，為高考恢復定下了原則，也給了教育部門一個清晰的動作方向。

根據這一講話，教育部很快向中央呈報了《關于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建議將當年的招生時間推遲到第四季度舉行，用統一考試的方式錄取新生；被錄取者則安排在1978年2月底前入學，開學時間比原計劃推遲約三個月。這種做法，既保證了制度的重建，又爭取到寶貴的籌備時間。

緊接著，另一個極其現實卻不大好處理的問題擺到了桌面上：招生對象怎么辦？從1966年高考廢止到1977年恢復，整整十年，許多本該讀大學的年齡段，已經走向農田、工廠、部隊或者機關。有的人早已成家立業，有的人還在農村插隊，有的則依然沒有穩定工作，但都對學習、深造心存期待。

如果只允許應屆高中畢業生參加考試，那十年的“斷層”如何彌補？如果一股腦全部放開，又怎么兼顧年齡、工作和現實承載力？這顯然不能簡單拍腦袋決定。

為此，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持續時間不短的工作會議，各省、市、自治區的教育負責人齊聚一堂，足足討論了四十多天。經過反復權衡，會議形成一致意見：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招生條件必須適當放寬。

最終的規定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但尚未分配工作的）、復員軍人、干部以及應屆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報名參加考試，一般以二十歲左右、不超過二十五歲為宜，要求未婚；對實踐經驗豐富、鉆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以放寬到三十歲，婚否不限。其中特別強調，要注意招收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這兩屆人被稱為“失學時間最長的一批”，政策上必須給予格外關注。

這些規定后來被寫入《國務院、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自1977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制度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全國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再次成為鐵打不動的基本原則。

四、紙張難題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讓路”

制度上的架構搭起來了，接下來就是千頭萬緒的具體工作。招生辦法要細化，試卷要命題，考點要設置，監考要培訓，錄取流程要設計，檔案管理要改造……每個環節都需要時間，人手有限，經費也緊張。就在各地教育部門忙得團團轉時，一個原本沒人當回事的小問題，突然冒出來擋住了去路——紙不夠用。

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開以后，報考人數出乎很多人預想。最終報名統計，大約有570萬名考生。這在當時的世界教育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規模。每個考生要用多少試卷？每門課幾張紙？加上答題卡、草稿紙、備用卷、保密運輸損耗，這一算，數字嚇人。

當時的造紙和印刷能力有限，再加上各行各業都需要紙張，已經在滿負荷運轉。如果臨時擴產，時間根本來不及。于是，教育部把這一情況層層上報，最后提交到中央。問題實在非常具體：要保證高考順利進行，就必須短期內調出大量適合印卷的紙張，而這些紙從哪里來？

經相關部門核查，發現正在大規模印刷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占用了相當數量的優質紙張和印刷能力。第五卷內容涉及的是1949年以后的一些重要文稿，對于當時的理論學習而言，意義不言而喻。按原定計劃，這套書需要按部就班印出來，供應全國各級干部、學校和單位學習使用。

也正因為如此，是否要動這一部分紙張，成了一道頗有象征意味的選擇題。教育部門的意見是非常明確的：如果能臨時停一停第五卷的印刷，把紙騰出來印高考試卷，當年的考試組織就有保障了。但這個意見能不能被采納，需要中央拍板。

會議討論中，有人提出顧慮：這可是《毛澤東選集》，影響很大，暫停印刷會不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也有人直言，現在幾百萬青年正在翹首以盼，如果試卷印不出來，高考就無從談起，那才是真正說不過去。

在權衡利弊之后，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領導人作出決定：暫時停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印刷工作，將紙張和印刷力量優先用于高考試卷。很快，有關部門按照這項決定進行調配，將原本準備用于第五卷的紙張，源源不斷地送往負責印制試卷的單位。

這一決定，從操作層面看，其實是一種資源重新安排；從象征意義上看，卻顯得分外醒目。教育、公平、人才培養，被擺在一個極為突出的優先位置。紙張有限，只能二選一，那么就讓位于那些急切等待改變命運機會的年輕人。

11月28日，全國恢復高考后的首場考試拉開帷幕，考試持續到12月25日結束。試卷如期送達全國各地考點，沒有出現因為紙張短缺而導致的混亂。對考生而言，看到的是分發到手中的試卷；對決策層而言，背后是一系列緊湊而沉穩的安排。

最終，約570萬報名者中，錄取新生27.3萬人。這批學生的年齡跨度很大，有剛離開課堂不久的應屆生，也有在鄉村插隊多年的知青，還有復員軍人和基層干部。十年光陰的沉淀，使得這批人身上有一種很強的現實感和緊迫感。很多人甚至是在煤油燈下扒著舊書復習，咬著牙頂著生活壓力走進考場的。

有位參加過1977年高考的中年人曾回憶，考試那天清晨，他對身邊的老同學低聲說：“這張卷子要是做不好，回去還得繼續扛麻袋。”對話簡短，卻把當時許多人的心氣道得很透。對于他們來說，高考不是單純的一次考試，而是十年人生的一次重新選擇。

經歷1977年、1978年的連續恢復和完善，統一高考制度重新穩定下來，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成為中國選拔高等教育人才的關鍵通道。許多后來在各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無論是科學家、工程師，還是管理者、企業家——都出自當年那幾屆考生?？梢哉f，那一批人，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儲備了極為關鍵的智力資源。

從某種意義上看，當年那批被中止印刷、暫時“讓路”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紙張，最終變成了一張張寫滿答案的試卷。而握筆的人，在此后幾十年的時間里，把自己的經歷、知識和本事，一點點寫進中國發展的進程中。紙張本身會被消耗，但被打開的人生道路，卻一直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