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賢帶去188張照片問毛主席，秘書透露主席喜歡哪些照片？

1975年深秋的一個傍晚，中南海里已經點上了昏黃的燈。毛主席的書房里，放大鏡下緩慢移動的，不再是密密麻麻的文件，而是一張張發黃的黑白照片。屋里很安靜，只能聽見翻動相紙的輕響。站在一旁的小張，突然聽見毛主席低聲說了一句：“這張，好。”

這句“好”，說的是哪一張照片？又勾起了他怎樣的回憶？故事，要從幾年前杜修賢接到的一道特殊任務講起。

一、從周總理身邊，到“點名”的新任務

1970年元月，杜修賢接到新華社通知，要他兼任毛主席的專職攝影記者。那一年，毛主席七十六歲，已經步入晚年，而杜修賢，早就以反應快、抓瞬間的能力，在新華社攝影部出了名。

那時杜修賢的工作，已經夠忙了。他既是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又是周總理的專職攝影師，經常跟著總理奔波在各種國事活動現場?，F在再加一個“毛主席專職攝影”，在當時的中南海，可不是誰都擔得起的活。

他心里有顧慮，卻不好多說，只能悶頭準備。直到后來從毛主席身邊的秘書口中，他才知道緣由——毛主席點名要他：

“主席?？淠?，說你手快，動作敏捷，攝影技術好?！?/p>

這話說得簡單，分量卻不輕。對一個攝影記者來說，這不只是信任，也是一種壓力。因為在那個年代，給毛主席拍照，往往意味著“記錄歷史”。

幾天后，杜修賢第一次單獨去毛主席書房執行拍攝任務。他在中南海已經工作了十多年，熟悉這里的道路和門崗，卻從沒真正走進毛主席書房。過去他最多在泳池邊按動過快門，如今要面對的是領袖生活起居的內景，他心里說不緊張，那是不可能的。

推門而入，映入眼簾的是密密麻麻的書。一人高的書架幾乎占滿整面墻，上面擺著線裝書、外文書，還有卷起的字畫軸，其他擺設顯得很素凈。毛主席的生活，似乎就這樣被厚厚的紙頁包圍著。

不久，毛主席準備會見外賓，會場布置簡單務實。杜修賢不斷調整角度，試圖抓住那些最有代表性的瞬間——握手、微笑、交談、揮手。這些動作，后來許多人成了從報紙、畫冊上認識毛主席的“固定形象”。

會見結束后，杜修賢以為任務已經完成，正松口氣卸膠卷，卻突然聽到身旁一個渾厚的聲音：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

他抬頭一看，毛主席已經慢慢踱到身邊。這個問題問得太家常，他愣了一下，連忙起身：“陜北米脂人?！?/p>

毛主席像是早有準備，笑著接上去：“陜北的婆姨米脂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瓦窯堡的炭。米脂出皇帝嘛，李自成就是米脂人。”

這幾句順口溜，帶著陜北特有的味道，現場的人都笑了。氣氛一下子輕松下來。杜修賢這才真正感到，鏡頭里那位領袖，與面前這個愛說俏皮話的老人，是同一個人。

毛主席看他忙著收器材，又從茶幾上的煙盒里抽出一支雪茄遞過去：“這個煙好，有勁兒！吸這個才叫會抽煙，來，抽一支?！?/p>

杜修賢有些慌，趕緊從兜里掏出自己的香煙晃了晃：“我吸這個。”

毛主席笑笑：“不習慣?！闭Z氣里帶著點調侃。那支雪茄，杜修賢最終還是接了，卻一直舍不得抽，把它當成紀念收了起來。

從那以后，他才真正走進了毛主席的日常，開始用鏡頭記錄這個老人晚年的形象。

一、三分鐘的“命令”：為健康而改變的鏡頭

杜修賢剛調到毛主席身邊的幾年，有不少機會拍照。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與首都數十萬群眾參加集會；1971年7月，會見基辛格；1972年2月，接待尼克松；1973年，又一次會見基辛格……

這些場合，往往都要開閃光燈，抓表情、抓動作、抓互動，一般記者都覺得時間不夠用，恨不得多按幾下快門。

有意思的是，杜修賢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時間”對拍攝的限制，并不是來自場面，而是來自醫囑。

1972年1月10日，陳毅元帥追悼會在北京舉行。毛主席原本不準備前往，臨到中午，卻突然決定要去送老戰友最后一程。那時毛主席剛大病初愈，身體虛弱，臉色蒼白，眉宇之間帶著病容。

按安排，這天并沒有給杜修賢下達拍攝毛主席的任務，他是作為陳毅生前朋友去參加追悼會的。但在現場，他抓住機會，拍下了那次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出席。

追悼會之后，毛主席身體再次惡化。到了當年下半年，周總理不得不出面，對攝影記者做出一種近乎“苛刻”的規定。

那天，杜修賢剛準備去游泳池邊拍攝一次外賓會見，臨出發時卻接到通知，說總理要在人民大會堂單獨見他們。等他帶著攝影組趕到，總理開門見山：

“最近主席身體不好，這你們知道。醫生建議，以后少用閃光燈拍攝。找你們來，給你們下道命令，從今天開始，給你們三分鐘的拍攝時間，一分鐘不能延長，時間一到馬上關燈?！?/p>

說到最后一句，他又特意點名：“你——老杜，負責好?！?/p>

對于一個搞攝影的來說，這相當于戴上了緊箍咒。一個簡單的握手、一個動作，從構圖到按快門，本來就要搶節奏、搶表情。三分鐘聽起來不短，放在外交場合的全程，卻是“一閃就過去”。

杜修賢當時心里其實想爭取：“總理，再寬一點行不行？”話到了嘴邊，又還是咽了回去。因為站在他對面的，是兩鬢已經大半花白、日夜操勞的周總理。

“千難萬難，不能再給周總理添堵了?！彼髞碓诨貞浝镞@樣說過。

從那以后，毛主席會見外賓的現場，攝影記者在場的時間，嚴格控制在三分鐘之內。攝影師們不得不把以前分散在幾十分鐘里的觀察和等待，壓縮到短短幾分鐘里去完成。對外賓來說，這只是閃光燈少了幾道；對攝影記者來說，這是要在極短時間里，把領袖最有精神的一面記錄下來，容不得一絲疏忽。

不得不說，這種“苛刻”，背后其實藏著一個事實——毛主席的身體，確實每況愈下，而他仍然要面對外賓、面對工作。攝影，只能為健康讓路。

二、找回“年輕的自己”：188張照片與一聲長嘆

時間來到1975年。毛主席已經八十二歲，疾病纏身，視力也大不如前，看文件要借助放大鏡。就在這一年秋天，發生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那天，毛主席在書房里接見南斯拉夫客人。會見結束時，他沒有像早年那樣送客到門口，而是笑著自嘲：“我的雙腿不讓我走了，要我和上帝去見面。再見！不能送你到門口了。”

客人客氣地祝福：“祝毛主席身體健康?！?/p>

毛主席卻擺擺手：“生老病死，自然規律?！闭Z氣很平淡，聽起來，更像是對自己現狀的一種冷靜接受。

會見一結束，杜修賢習慣性地在過廳收拾器材。剛站直身子，就發現身后站著秘書小張，一聲不吭。

“怎么啦？”他隨口問了一句。

小張忍不住笑了一下，順勢打趣：“讓你多喘兩口氣，還倒打一釘耙，姓豬??？”玩笑歸玩笑，很快他壓低聲音，說起了正事。

“主席身體不好，這你知道。他的眼睛糟透了，幾乎看不見什么，看字用放大鏡都很吃力。昨天我進他的房間，看見他在看照片，問他，他不說。我瞄了一眼，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愛看。我想著，能不能找些主席年輕時的照片，給他看看?！?/p>

說到這兒，小張停了一下，輕輕嘆了口氣：“唉，人老了……”

這聲嘆息，從一個年輕人口中說出，讓人聽著別扭，卻又莫名沉重。因為站在他面前的那位老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幾十年來走在風口浪尖的毛主席。

照片，成了他在晚年愿意“多看幾眼”的東西。也許，是因為照片里有過去的自己，有奔走在延安窯洞之間的身影，有在江邊暢游的身影，有在會場上揮手致意的身影。

杜修賢一邊聽，一邊思索。他知道新華社攝影部正在整理毛主席各個時期的照片，準備結集出版。于是對小張說：“正好我們有人在收集整理主席的照片，可能要出個集子。我把選好的照片拿來給主席看看，讓他選一選?！?/p>

小張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可要快點拿來?！?/p>

過了幾天，杜修賢抱著一大紙盒照片送到中南海。紙盒里，是從1936年到1975年的照片，共188張，每年都有，時間線相當完整。

他故意板起臉，半開玩笑地說：“要不要？不要我拿走了?！?/p>

“要，當然要?！毙堃话呀舆^，抱在懷里，杜修賢趕緊提醒：“小心點，里面全是照片。”

照片交出去后，杜修賢心里一直惦記。他不知道毛主席會不會認真看，也不知道他會對哪些照片特別在意。

直到那年冬天的一天，他在辦公室整理近期拍攝的照片時，接到通知，讓他到毛主席住宅開個碰頭會。他趕到時，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和小張已經在那兒。

張耀祠開門見山：“照片主席看過了，這兩張要換換?！?/p>

杜修賢接過來看，一張是毛主席游泳時的照片，一張是書房里的照片。他看了看，點頭說：“不錯，這兩張確實不太好，我們也準備換。”然后又從包里拿出幾張備用照片：“我這里又帶了幾張主席的照片，再給主席選選。”

事情交代完，張耀祠先離開。屋子里只剩下杜修賢和小張，他忍不住壓低聲音追問：“主席看了照片，都說什么了？他喜歡哪幾張？”

小張顯然心情不錯：“當然是很高興了。主席有時候連飯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張張看，一張張地給我們講。他老人家的記憶可真行，連很久以前的年月日都記得清清楚楚?！?/p>

說到“喜歡哪張”時，小張低頭在那一大疊照片里翻找，終于抽出了兩張遞過來。

“主席最喜歡這一張，連說這張好?！彼e著其中一張，語氣里帶著一點興奮，“他看見年輕時的照片就高興，人一老，就懷念過去的歲月?！?/p>

這張照片，是吳印咸在延安時期拍攝的。

三、“這張最好”：補丁軍裝里的“時代精神”

要說毛主席晚年最喜歡的那張照片，就繞不開吳印咸這個名字。

吳印咸，出身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攝影行當，既拍過新聞照片，也拍過電影。1938年，他從武漢奔赴延安，當時延安正籌拍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親自掛帥，吳印咸擔任攝影隊長。

環境艱苦，設備簡陋，卻正是那樣的歲月，留下了許多后來被定義為“經典”的畫面。

1942年春天，毛主席在晉綏邊區為一二〇師和晉綏干部作報告。那一天，他穿著灰布棉軍服，腳上一雙家制布棉鞋，褲子上打著兩大塊補丁。場地很簡陋，只是在窯洞前的空地搭了個臨時會場。

毛主席站在那塊空地上，講話時雙手不斷比劃，神情十分投入。戰爭還在繼續，形勢并不輕松，可從他臉上，看不出半點沮喪，倒是一股說不出的樂觀勁兒。

吳印咸帶著兩名助手，緊盯著他的每一個動作，從不同角度按下快門。那次他一共拍了四張照片，其中一張，毛主席正講到興頭上，手勢自然，目光堅毅，嘴角帶著一點微笑，背景是粗糙的窯洞墻壁和稀疏的人群。

后來，毛主席看過這張照片，評價很明確：“這張照片表現時代精神是最好的?！?/p>

“時代精神”四個字，說起來抽象，落在那張照片上，卻很具體——補丁軍裝，簡陋會場，戰時歲月，卻透著一種相信未來的底氣。

多年以后，當這套從1936年到1975年的照片，被裝進紙盒送到中南海時，這張延安時期的照片，安靜地躺在其中。毛主席在昏黃燈光下，一張張翻到它時，顯然停頓了更久。

小張后來回憶，毛主席看這張照片時，連說了幾次“好”。對一個整天與戰爭、政務打交道的人來說，“喜歡”兩個字并不常掛在嘴邊，而他偏偏對這張延安時期的照片格外偏愛。

與這張并列的，還有一張毛主席騎馬的照片，同樣攝于延安時期。畫面略顯灰暗，影像不算十分清晰，卻記錄了他的另一面——一個在黃土地上馳騁的年輕指揮員。照片里，他騎在馬上，身材挺拔，身后是起伏的山坡和樸素的窯洞，那是屬于年輕毛主席的、頗有氣勢的一面。

杜修賢拿著這兩張照片，心里有些說不上來的滋味。因為對他來說，鏡頭里的毛主席，多半是晚年的形象：病后出席活動的臉色，會見外賓時略顯疲憊的眼神，還有那一次次短暫的、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的握手場景。

他能拍到的，是暮年；毛主席想多看幾眼的，卻是青年與壯年。這種對比，在不經意間，透出一種讓人難受的落差。

值得一提的是，這套188張照片，后來被整理成影集送審。毛主席親自看過一遍，在每張照片名字后面都畫了一個圈。那一個個圈，看起來只是簡單符號，實際上等于他在為自己走過的那些年蓋章——這是要留下來的，這是可以讓后人看到的。

杜修賢后來回憶，說：“這個圈，劃在他光輝燦爛而又艱苦卓絕漫長歲月的盡頭，像個人生句號。”

這個說法，也許略帶文學色彩，不過意思很明白——領袖的一生，用文字記錄，也用影像記錄，照片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檔案”。

遺憾的是，毛主席最終沒有看到這本影集正式出版。那套匯集了他幾十年形象的照片，等影印成冊時，那位曾經拿著放大鏡認真圈選的老人，已經不在人世。

四、最后的握手：鏡頭里的終點與堅持

在杜修賢的相機里，毛主席晚年的軌跡，隱約能看出一些變化。

1975年春天，毛主席結束南方休養回到北京。那時他身體虛弱，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走到門口迎接外賓。按慣例，會見外賓的握手照片，通常都是在門口拍的，場面簡潔、構圖也方便。現在人只能在屋里沙發邊起身握手，而攝影記者又不能進屋，這下，門口握手的“標準照片”，突然沒處拍了。

攝影組急得直冒汗，外事報道又不能沒有畫面，許多中辦領導也為難，卻一時拿不出好辦法。為了保護毛主席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態，規矩一條條地擺在那兒，誰也不敢輕易破。

毛主席得知這一情況后，做了一個折中決定——允許攝影記者在客廳門口拍握手的照片。換句話說，他主動為攝影工作“挪了一步”。

再往后，他看見杜修賢在客廳舉著相機，也不再揮手“趕人”，默許成了新的常態。從某種角度說，這是一種互相理解：攝影記者知道他的辛苦，他也理解別人工作的不易。

1976年5月12日，毛主席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這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說長話，會見時間很短，只有幾分鐘。對外事禮賓來說，這也是一個信號——領袖的精力，已經十分有限。

到了5月下旬，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訪華，提出想見毛主席。按正常安排，考慮到健康狀況，這樣的請求，本可以婉拒。但布托臨離京前的5月27日，再次提出見面的愿望。工作人員把這個請求轉達上去時，毛主席已經服下安眠藥，準備休息。

在這種情況下，他沒有猶豫，答應見面。

會見地點仍在中南海，時間很短，過程很簡單。攝影師原本都覺得，能不能拍出像樣的照片，很難說?？墒钱斆飨谏嘲l上，露出招牌式微笑，伸出手去時，他們知道那個關鍵瞬間終于來了。

布托握住他的手，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閃光燈在那一刻亮起，杜修賢成功按下了快門。

這一張握手照片，成為毛主席留給世人的最后一張照片。

會見時，毛主席問布托：“你好嗎？”

布托回答：“我很好，謝謝您。”

毛主席接著說：“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講話也不大好?！?/p>

布托隨即回應：“主席創造了偉大的歷史，你高舉著人民革命的斗爭旗幟?！?/p>

毛主席沒有順著這個褒獎往下說，只淡淡回了一句：“沒有做出多少成績?！?/p>

這一問一答，說話的人一個病重晚年，一個正值壯年；一個經歷過漫長革命歲月，一個代表著第三世界的新興力量。鏡頭外的政治意義，自有后人去分析。但就這幾句話本身，能聽出來的，是一種把功勞輕描淡寫的態度，也是對自己一生的一種平靜概括。

從熒幕、畫冊上看，毛主席總是以精神飽滿的形象出現。其實在醫生眼里，他早已飽受疾病折磨多年。大病之后仍要會見外賓，仍要拍宣傳需要的照片，對一般人來說，完全可以拒絕，可在他的工作節奏里，這些仍在不斷發生。

攝影記者們，站在不遠處，用鏡頭記錄下這些場面。外界看到的是一次次微笑握手，他們心里清楚的，是那之后的疲憊、藥物、休息，還有那些不為人知的病痛細節。照片拍好了，會刊登在報紙上、掛在展覽廳里，而照片之外的那些情形，只能留在少數人的記憶里。

回頭看杜修賢在毛主席身邊的這些年，他所經歷的，是一個從高峰走向終點的階段。前面的延安、長征、抗戰歲月，他只從前輩攝影師的膠片里看到；輪到他舉起相機時，毛主席已是遲暮之年。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那188張從1936年到1975年的照片，對毛主席，對杜修賢，對那個時代，都有了特別的意義。

對于毛主席來說，那是一次回望——從窯洞到天安門，從馬背到會場，從青年到晚年，自己的一生，被壓縮在一張張方寸之間；

對于杜修賢來說，那是一種交接——前輩留下的影像，與自己拍攝的晚年照片拼在一起，構成了一條完整的時間線；

對于后來翻看這些照片的人來說，那則是一種真實——領袖并非總是站在城樓上揮手的高大形象，他也穿過打補丁的褲子，也在病中堅持工作，也會對著一張年輕時的照片露出笑容。

毛主席在送審單上，把每張照片的名字后面都畫上了圈。那些圈，本身并不復雜，卻把一個人的一生經驗，牢牢套在歷史的影像里。影集出版時，他已經離開。留在人間的，是那些被定格的瞬間，以及當年按下快門的人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