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家券商接連被罰，監管劍指何方？

3月以來，券商行業迎來新一輪監管風暴。天風證券、國元證券、華西證券等9家券商相繼收到罰單，投行與經紀業務成為“重災區”。

記者注意到，此次處罰多為對前幾年存量項目的回溯追責，且普遍采取“機構+責任人”雙重問責模式，傳遞出監管“零容忍”的鮮明態度。

受訪人士分析，監管對存量項目回溯追責，體現“穿透式問責”升級。高壓態勢既形成實質性約束，更產生強烈合規震懾，迫使券商重新審視業務擴張與合規管理的權重配比。

投行經紀為“重災區”

記者梳理獲悉，今年3月以來，天風證券、國元證券、華西證券、浙商證券、聯儲證券、廣發證券、中德證券、東方證券、國泰海通等9家券商收到罰單，處罰類型包括責令改正、公開譴責、出具警示函等。

其中，投行與經紀業務成為違規“重災區”。在經紀業務方面，國元證券青島四流中路證券營業部因未及時報送內部懲戒信息被出具警示函；廣發證券蘇州大道東證券營業部同樣被警示，原因包括：對從業人員職業行為規范監督不到位，部分不具有期貨從業資格的人員從事期貨IB業務并領取獎勵，營業部負責人在晨會中公開發表不當言論，對基金銷售實施短期激勵等。

海通證券（現已吸收合并至國泰海通證券）、東方花旗證券（后更名為東方證券承銷保薦，現已吸收合并至東方證券）、華西證券、中德證券等券商則在投行業務上“失足”。值得注意的是，被罰項目多為前幾年存量業務，而非近期新增項目，且呈現“機構+責任人”雙重問責的特點。

以海通證券為例，其作為海南普利制藥2020年非公開發行股票項目和2021年向不特定對象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項目的保薦機構，在持續督導工作中存在多項問題：對部分應予以關注的異常情況或問題的核查不到位；項目組工作人員執業行為存在不規范；內部質量控制和內核機制不完善；出具的相關持續督導報告及專項核查意見結論不準確。

東方花旗證券作為廣譽遠中藥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并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的獨立財務顧問，在持續督導工作中存在以下問題：未對銷售業務真實性、銷售費用準確性等保持合理的職業懷疑；對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專業意見未進行必要的審慎核查；對業績承諾完成情況的持續督導核查不到位；出具的相關持續督導報告及專項核查意見結論不準確。

華西證券被指在承銷和受托管理個別債券項目中存在多項問題：對抵押物信息等重大事項盡職調查不到位，募集資金使用情況核查不充分，相關工作制度不健全。

此外，中德證券在太原重工2020年非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項目，以及2022年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項目中，存在盡職調查不充分、底稿歸檔不及時等問題。

傳遞“零容忍”決心

如何理解當前密集罰單背后釋放的監管信號？

“今年以來，券商罰單密集落地，投行與經紀業務成為風暴眼，這絕非簡單的監管收緊，而是一場深刻的行業生態重塑。”黑崎資本首席戰略官陳興文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從三方面進行解析：

第一，存量項目倒查體現“穿透式問責”升級。過去幾年注冊制放閘期積累的項目瑕疵正在集中出清，這既是風險暴露的必然結果，更是監管層向市場傳遞“零容忍”底線的決心。

第二，“機構+個人”雙罰機制打破以往“罰機構不罰人”的慣例，將合規壓力直接傳導至業務一線，倒逼從業人員敬畏市場規則。

第三，全球金融監管趨同共振，金融中介必須回歸服務實體本源，而非監管套利。

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熊文律師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罰單密集披露的背后反映出深層的監管邏輯轉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監管理念從“重發展、輕規范”向“合規前置、長牙帶刺”實質性轉變。當前監管機構對投行、經紀等傳統業務領域的存量項目進行回溯追責，打破了“一過性”的僥幸心理。這表明監管不再僅僅關注業務的增量與創新，而是將合規風控作為行業發展的剛性基石。

二是監管模式從“對機構的單一監管”向“機構+個人”雙罰模式穿透。處罰對象同時覆蓋機構主體與負有直接責任的從業人員（包括管理層與項目經辦人），顯著提高違規成本，體現監管壓實中介機構“看門人”責任的堅定決心。

三是監管視角從“前端準入”向“全鏈條、全周期”延伸。當前對前幾年存量項目的處罰，意味著監管已從單純的事前審批，延伸至存續期持續督導與后端核查，強化全鏈條問責機制。券商需在項目全生命周期中始終保持執業標準，不存在“項目結束即責任豁免”的時間盲區。

“罰單密集落地與監管持續趨嚴密切相關，金融行業合規性將變得越來越重要。”獨立財經評論員郭施亮告訴記者，未來金融機構與從業人員將更加強調合規性與專業性。嚴格處罰將起到警示作用，有利于規范行業健康發展；券商規范管理有助于提升競爭力與合規水平，推動行業長遠健康發展。

券商發展路徑

監管趨嚴背景下，券商在追求規模效應“跑馬圈地”的同時，更需注重執業質量。具體而言，業務發展應有何新思考？

“從目前高頻次、廣覆蓋的處罰態勢來看，監管的警示效應已然形成——防風險、強監管是高質量發展的前提。”熊文律師表示，這種高壓態勢不僅對涉事機構形成了聲譽與業務上的實質性約束，更在整個行業內產生強烈震懾，迫使各家券商重新審視業務擴張與合規管理的權重配比。

對于券商未來發展路徑，熊文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從“規模導向”轉向“質量與合規導向”。券商應將執業質量作為核心競爭力和生存底線，建立與監管標準同頻共振的內控體系，確保在項目篩選、盡職調查、持續督導等環節勤勉盡責。

第二，從“被動合規”轉向“主動合規、嵌入式合規”。券商需構建前中后臺協同的風險防控體系，將合規風控要求深度嵌入業務流程每一節點，建立財務造假綜合懲防機制。

站在資產配置的十字路口，陳興文將此次監管風暴視為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催化劑。短期陣痛難免，但長期有助于打破“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讓真正具備定價能力、研究實力和客戶黏性的券商脫穎而出。

在陳興文看來，處罰的警示效能正在顯現，但更深層的啟示在于券商發展路徑的戰略重構：

第一，輕資本轉型已從“選擇題”變為“生存題”。傳統通道業務利潤空間被合規成本急劇壓縮，迫使券商向財富管理、機構服務等高附加值領域遷徙，這恰與海外投行從交易型向顧問型演進的軌跡吻合。

第二，合規能力本身正在異化為核心競爭力。頭部券商憑借更完善的風控體系和數字化合規工具，有望在行業洗牌中收割市場份額，形成“馬太效應”下的格局優化。

第三，逆向布局窗口期已然開啟。從資金流動維度觀察，罰單密集期往往伴隨板塊估值承壓，但歷史數據顯示，監管出清后優質券商的ROE修復彈性顯著。當市場情緒過度反應時，這恰恰是甄別真成長與偽成長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