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性交織的世界，更需要中國的“穩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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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交織的世界，更需要中國的“穩定”答案

崔傳剛

新經濟學家智庫特約研究員

觀察當前全球經濟格局，一種愈發清晰的分裂態勢正在顯現：一端是沖突、債務與政策搖擺交織疊加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另一端，則是少數仍能按自身節奏穩健運轉的經濟體。中國無疑屬于后者。

誠然，中國經濟并非毫無壓力。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在外部沖擊頻繁擾動、全球環境動蕩不安的背景下，中國始終保持戰略定力，守住了相對平穩的發展脈絡。進入2026年，多家國際權威機構相繼上調或確認對中國經濟的增長預測，“增速穩定且高于多數主要經濟體”的判斷已經成為國際金融機構的普遍共識。

更關鍵的是另一項更具結構性意義的數據。根據IMF測算，中國仍將貢獻全球近30%的新增經濟增長。在全球增長動能普遍趨弱的今天，這一指標的意義早已超越數字本身：經濟增長正日益成為稀缺資源，而中國所提供的穩定、可持續的增長動力，本身就是一項難得的全球性公共品。

一個“失去協同”的世界

要理解中國經濟的穩定，首先需要讀懂當下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但這種不穩定已不能簡單的用周期波動來解釋。更準確地說，全球經濟正處于一種越發嚴峻的結構性失衡之中，尤其是供給、金融與需求這三大系統，原本應相互協同、彼此支撐，如今卻在同時承壓，越發協同運轉失能。

首先是供給端的不確定性持續上升。能源作為現代經濟體系的底層支撐，其波動已從單純的價格問題演變為系統性風險。霍爾木茲海峽承擔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這一地理事實在過去只是背景性變量，如今卻成為了左右市場預期的關鍵節點。2026年初，隨著伊朗相關局勢再度緊張，國際油價中樞明顯上移。過去一年間，布倫特原油價格頻繁劇烈波動，短時間內的漲跌幅度動輒超過兩成。這樣的波動，早已超出了傳統供需邏輯的解釋范疇，更像是市場對潛在風險的本能反應。

但能源沖擊的影響從來不止于能源領域本身。油價上漲會迅速傳導至整個工業體系，推高制造成本；運輸費用的增加則會壓縮貿易利潤空間；最終，這些壓力會沿著產業鏈層層傳導至消費端，具體表現為企業利潤收縮、居民支出趨緊。對許多經濟體而言，輸入型通脹正在侵蝕實際購買力，如何在成本上漲與需求萎縮之間找到平衡，正成為各國共同面臨的難題。

與此同時，供應鏈自身的運行邏輯也在悄然發生轉變。紅海危機導致蘇伊士運河航運受阻，2026年2月爆發的伊朗戰爭則讓霍爾木茲海峽這一“世界能源咽喉”陷入停擺。地緣沖突的頻發使得集裝箱運力階段性收緊，企業被迫繞行更遠航線。這一變化帶來的不僅是運輸時間和成本的增加，更標志著全球貿易體系的深層轉向：從過去的“效率優先”逐步轉向“安全優先”。而這種轉變的代價，是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以及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收縮。

如果說供給端的問題尚且直觀可見，那么金融體系的變化則更為隱蔽，卻同樣影響深遠。目前，美國債務規模已突破39萬億美元，占GDP比重超過125%。這些數字本身已足夠龐大，但更具決定性意義的是其結構困境：每年約1-1.2萬億美元的利息支出，正吞噬著美國政府接近四成的財政收入。這意味著，美國越來越多的財政資源將不再用于支撐未來的經濟增長，而是用于償還歷史債務的利息。

這種變化或許不會立即引發危機，卻會逐步改變經濟增長的內在邏輯。當增長越來越依賴債務擴張，而債務本身又在不斷侵蝕財政能力與市場信心時，整個經濟體系便會進入一種“自我消耗”的向下螺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多次警示，美國債務路徑存在不可持續的風險，其外溢效應可能通過利率上行、資本流動波動等方式，影響全球金融穩定。

事實上，這種外溢效應已經開始顯現。美聯儲此前的加息周期推動美元指數一度突破110，導致新興市場資本流入明顯放緩。國際金融協會（IIF）的數據顯示，新興市場非居民資本凈流入較峰值出現顯著下降。在這樣的環境下，經濟穩定不再是一種默認狀態，而是一種需要主動爭取和全力守護的目標。

需求端的問題則更為直接。主要經濟體的增長動力普遍偏弱：美國經濟雖能維持一定擴張態勢，卻高度依賴科技投資與財政支出；歐元區在能源成本高企與內需疲弱的雙重壓力下增長持續乏力；日本長期陷入低增長均衡；印度雖保持較高增速，但經濟體量尚不足以承擔全球需求引擎的角色。這種尷尬的局面意味著，全球經濟并非完全缺乏增長動能，而是缺少體量足夠、穩定可靠的核心增長極。

當供給不穩、金融承壓與需求乏力三者同時出現，全球經濟所呈現的，就不再是簡單的周期性起伏了，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失去協同”。

更穩的增長，來自更優的結構

正是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中國經濟的表現才顯得尤為突出。這份突出，固然來自自身的結構與韌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一個無奈的現實：當多數經濟體在動蕩中舉步維艱時，能夠保持平穩運行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一種難得的優勢。

2026年開年，中國經濟延續回升向好態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3%，較上年12月加快1.1個百分點；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5.2%。單看數據，這只是穩健的中高速增長；但放在全球坐標系中審視，它們便意味著中國不僅實現了增長，更保持著相對平穩、可控的發展節奏。

更關鍵的是，這一增長并非依賴單一引擎，而是形成了多點支撐、協同發力的結構性特征。

工業穩步恢復，結構持續優化。1-2月，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3%，高技術制造業增長13.1%，對整體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1.5%。從具體產品來看，3D打印設備產量增長54.1%，鋰離子電池增長42.6%，工業機器人增長31.1%。這些數字背后，反映的不是簡單的產量擴張，而是增長動能從傳統產業向高附加值領域的穩步遷移。

外貿逐步回暖，結構加快升級。同期，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7.73萬億元，同比增長18.3%。其中機電產品出口增長24.3%，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24.2%。更具結構性意義的是中間品出口占比持續提升，從2017年的41.9%提高至2025年的47.4%。這意味著，中國正從“向世界提供商品”，逐步轉向深度嵌入全球生產體系，而這種嵌入一旦形成，其所帶來的穩定性將遠高于終端消費品貿易。

消費穩步復蘇，結構同樣在發生積極變化。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8%，較此前明顯回升；服務消費表現更為亮眼，服務零售額增長5.6%。餐飲收入突破萬億元規模，線上娛樂、短劇平臺交易額增長超過30%，綠色消費與健康消費持續擴容。這些變化表明，消費正從恢復性反彈逐步轉向結構性升級。

將工業、外貿與消費三條線索結合起來，我們就能看到一種更深層次的變化：中國經濟正在形成一個由多個變量共同支撐的增長結構。在不確定性上升的時代，這種結構的價值尤為凸顯，因為這意味著當某一個增長變量受到外部沖擊時，其他變量能夠及時提供緩沖，從而降低經濟整體的波動幅度。

與此同時，宏觀環境也保持在相對理想的區間。1-2月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為5.3%，與上年同期持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0.8%。這一水平既避免了高通脹帶來的政策約束，也未陷入通縮困境，為宏觀調控預留了充足空間。這種“不過熱、也不過冷”的穩定狀態，在當下全球經濟中已屬難得。

決定未來的不只是宏觀，更是產業

如果說宏觀數據是當下經濟態勢的“晴雨表”，那么產業結構決定的則是增長潛力，是未來的“定盤星”。

在全球經濟逐步從需求驅動轉向供給驅動的過程中，增長的來源正在發生一場深刻變革：增長的競爭，正從誰的需求更旺盛轉向誰能夠提供更高效率、更高質量、更具不可替代性的供給。而在這一變革中，中國的產業優勢正愈發清晰地凸顯，成為穿越不確定性和錨定未來增長的關鍵支撐。

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為此提供了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觀察窗口。根據最新公開信息，中國已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數量最多的國家，核心產業規模超過1.2萬億元，相關企業數量超過6200家。數量上的領先，標志著一個完整、龐大的產業體系已然成型，但真正決定其長期價值的，從來不是規模本身，而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真正和有效的規模化應用。

在中國，人工智能正在從展示與試點階段逐步滲透到生產系統的核心深處。在制造業領域，從智能質檢到工藝優化，從供應鏈調度到產品設計，人工智能開始直接作用于生產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結構的優化，成為產業升級的“加速器”。今年前兩個月，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10.1%，明顯高于整體經濟水平，這一差距本身就說明，新技術正在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更關鍵的是，這種技術應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賦能千行百業”的過程中持續擴散，從制造業到服務業，從傳統產業到新興領域，逐步推動整個經濟體系生產率的系統性提升。

如果說人工智能代表的是一場“效率革命”，那么新能源汽車與動力電池產業，則正在掀起一場全球范圍內的“產業重構”。近年來，中國在這一領域的領先優勢，已從國內市場的絕對主導，延伸至全球產業體系的核心位置。盡管2026年初，新能源汽車產量受成本波動與政策調整影響出現階段性起伏，但在產業鏈關鍵環節，中國企業的主導地位不僅從未動搖，而且正在持續鞏固。

根據SNEResearch數據，僅2026年1月，中國企業在全球動力電池市場的合計占有率就達到73.3%，較去年同期的68.3%再次提升。這種市場集中度的提升，意味著產業競爭已跳出簡單的規模比拼，進入技術路徑與成本結構的深層較量。依托磷酸鐵鋰（LFP）技術路線，中國企業在電池安全性與成本控制上形成了難以逾越的優勢，既滿足了全球市場對性價比的需求，也構筑了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為其全球擴張奠定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更深層次的變化在于，中國汽車產業的競爭邊界正不斷外移，實現了從“產品出口”向“體系輸出”的跨越式升級。如今，中國出口的不僅是整車產品，更包括完整的供應鏈體系、領先的技術標準、成熟的制造經驗，甚至是覆蓋電池、整車、軟件、充電基礎設施的全鏈條產業生態。這種體系化的輸出，讓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持續上移，從全球工廠轉變為全球產業引領者，其影響力也不再局限于單一產品，而是滲透到全球產業發展的方方面面，具備了更持久、更強大的競爭力。

這些產業領域的深刻變革共同指向一個清晰的趨勢：未來的經濟增長，早已告別需求驅動的粗放式規模擴張，進入供給能力主導的高質量發展階段。而在這場關乎未來的全球競爭中，中國憑借完整的產業鏈配套、持續的技術創新投入，以及超大規模市場帶來的迭代優勢，正逐步構建起一種難以復制的綜合競爭力。

穩定和引導預期：政策的真正作用

討論中國經濟，政策始終是繞不開的關鍵變量，但若將其簡單等同于“刺激增長的工具”，無疑低估了其核心價值。更準確的理解是，政策的核心功能在于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而非追求短期波動式增長。

在外部沖擊頻繁、市場情緒高度敏感的環境中，預期本身就已經成為決定經濟行為的關鍵因素。企業是否擴大投資，居民是否愿意消費，金融機構是否愿意承擔風險，往往不取決于當前的經濟數據，而取決于對未來的判斷。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政策頻繁調整、方向模糊，不僅無法對沖外部不確定性，反而會加劇市場恐慌，放大經濟波動，侵蝕發展的內生動力。

中國當前的宏觀政策安排，恰恰體現出一種“節奏優先、穩字當頭”的清晰邏輯。

從財政政策來看，2026年赤字率維持在4%左右，新增政府債規模約11.89萬億元，其中包括1.3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和4.4萬億元專項債。資金規模可觀，投向卻高度集中于基礎設施補短板、產業升級提質以及國家重大戰略落地。這意味著，財政支出并沒有簡單用于拉動短期需求，制造暫時繁榮，而是精準發力，為中長期經濟增長筑牢根基、積蓄動能。

更值得關注的是政策工具的設計思路。例如，設立1000億元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專項資金，通過貸款貼息、精準滴灌的方式撬動消費與投資。相較于直接補貼，這種方式更具可持續性，既能有效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又能形成政策乘數效應。類似的精細化安排，還體現在設備更新改造、綠色低碳轉型等領域，清晰彰顯出政策從“直接干預”向“機制引導”的深刻轉變，既尊重市場規律，又發揮政策導向作用。

貨幣政策同樣延續了穩健底色。在全球主要央行先后經歷激進加息、政策反復搖擺的背景下，中國堅持“以我為主、穩字當頭”，始終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讓國內融資環境維持穩定，為企業投資、產業升級提供了可預期、可依賴的金融條件。與此同時，科技創新再貸款、碳減排支持工具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持續發力，精準引導金融資源流向高質量發展領域，實現了“總量穩定”與“結構優化”的有機平衡。

若拉長周期審視，這種“穩預期、謀長遠”的政策邏輯，同樣已在“十五五”規劃中進一步制度化和常態化。無論是研發投入年均增長目標，還是數字經濟與綠色轉型的戰略方向，都在為未來的增長模式提前布局。這種前瞻性安排，使得政策不再只是應對短期波動的手段，更成為塑造長期經濟結構的重要工具。

在一個不確定性持續上升的世界中，這種穩定且可預期的政策體系，本身就是一種稀缺資源。它不僅穩住了市場信心、對沖了外部沖擊，更與完整的產業鏈優勢、持續的技術創新形成合力，共同構筑起中國經濟穿越周期、行穩致遠的堅實底氣。

風險，正有序消化中

任何關于中國經濟的討論，若回避風險，便難以完整呈現其真實面貌；但同樣關鍵的是，既要正視風險的存在，更要認清風險的性質，讀懂中國應對風險、化解風險的核心能力。

房地產市場仍處于深度調整周期，這是當前最受關注的風險領域之一。2026年前兩個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1.1%，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下降13.5%。這些數據反映出傳統房地產模式的收縮，但變化并非單向下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二手房市場已出現邊際改善信號，北京、上海等核心一線城市房價環比由負轉正，降幅顯著收窄。這種分化態勢本身說明，房地產市場正在從整體調整走向結構分化，風險正被分區域、分層次有序吸收。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同樣受到廣泛關注。隨著土地出讓收入增速放緩，地方財政收支平衡壓力有所上升，但中國應對債務風險的思路清晰、舉措務實，“一攬子化債方案”正穩步落地、成效漸顯。通過再融資債券置換存量高息債務、推動地方融資平臺市場化轉型、建立常態化風險監測預警機制等一系列精準施策，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正從過去的階段性應急應對，轉向制度化、常態化、精細化管理。債務壓力正在逐步緩釋。

從整體來看，中國政府債務率，尤其是中央政府債務水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處于較低區間，這為債務風險化解和宏觀政策調節預留了充足空間，也為風險有序消化提供了堅實的財力保障，與前文所述的穩健宏觀政策形成有機呼應。

人口老齡化則屬于更長期的挑戰，其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力供給變化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上。但從政策層面看，應對路徑已逐步清晰。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催生的“銀發經濟”快速崛起，養老服務、健康醫療、適老產品等領域持續擴容，形成新的需求增長點和經濟增長新動能；另一方面，自動化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正持續提升勞動生產率，有效對沖勞動力供給減少帶來的影響。與此同時，生育支持政策不斷優化、公共服務體系持續完善，也在從長期層面緩解人口結構壓力，為應對老齡化挑戰筑牢根基。

綜合來看，這些問題更多屬于結構性挑戰，而非系統性風險。它們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與節奏，但不會改變經濟增長的整體方向。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識別風險、配置政策工具以及推進風險化解方面，表現出一種張弛有度的調整能力。這種能力，核心就在于不回避風險、不急于求成，而是通過精準施策、分類推進，讓各類風險不集中、不擴散，在發展中逐步被吸收、在調整中有序被消化。

過去看速度，未來看節奏

如果將當前全球經濟放在更長的歷史框架中審視，我們就會發現，世界正處在一個重要的過渡階段：舊的增長模式正在衰減，新的增長模式尚未完全成型。在這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型期，增長速度不再是衡量經濟體價值的唯一標準，能夠抵御波動、保持穩定，反而成為一種更為珍貴的能力。

中國經濟的意義，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不斷凸顯。它早已超越“增長較快的經濟體”這一定位，成為一個能夠在全球動蕩環境中堅守自身運行節奏、持續推進結構優化、有序化解各類風險的穩健系統。這種穩定，不是停滯不前的“靜態穩定”，而是在動態調整中實現的“可持續穩定”，是兼顧發展與風險化解的良性平衡。

更重要的是，這種穩定并不只對中國自身具有意義。在一個失去協同的世界中，一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以及可預期政策環境的經濟體，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確定性錨點。2026年前兩個月，中國進口同比增長17.1%，這一回升不僅反映了國內需求的改善，更意味著中國正在為全球貿易提供新的增長空間。

如果說過去的全球經濟依賴速度，那么未來更需要的，或許正是一種穩健的節奏。而中國，正在成為這個節奏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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