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許大齡師的為人與為學

記得2000年12月23日，母校北京大學歷史系，舉行許大齡教授《明清史論集》出版紀念暨學術(shù)座談會。選擇的時間寓有紀念許先生誕生七十八周年的意義。出席的有王鐘翰、韓大成、王思治、馬克垚、周良霄、郝斌、王天有、朱誠如等各位先生。我曾在會上發(fā)言，闡述許師的為人與為學，后將其復原成文，以免遺忘。今鈔錄在此，鈔時略有刪補，大部照舊，其寫法與其他各篇明顯不同，也只得仍之。

許師誕生于1922年12月18日，四川屏山人。1958年秋，我入學的時候，他才三十一歲。他教中國古代史，但不教上古，只教近古，名為《中國史》(四),即元明清史。這三朝歷史比較難學難教，三朝中有兩朝是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自身傳留的史料寥寥可數(shù)，史料缺乏必然帶來治史的巨大困難，因此1949年前治元、清史者很少，有杰出成就的專家學者尤其乏人。許師雖然初出茅廬，但已有可觀的學術(shù)成績，一本《清代捐納制度》出來，就使學術(shù)界多少有些震驚，時人對之不得不另眼相看。因此我們?nèi)雽W一年半他還沒有給我們上過課，班上與他相識、向他求教者已不乏其人。他的體質(zhì)單弱，但弱而不餒，英姿煥發(fā)。衣裝簡單，夏穿白襯衣、西褲，冬穿棉長袍(只興了一兩年，后改毛棉皮各色短上衣、長短大衣),樸素中伴有幾分風流、瀟灑。1955年上半年，他來我班上《中國史》(四)了，師生關(guān)系更加密切起來。許師待人親切、自然，不做作，思想上既有中年的穩(wěn)重、深刻，又有青年的敏銳、勇敢，還有幼年的天真、幼稚，容易接近。“文革”十年動亂，對他影響很大，在與他共過事的人中，或認為他很“左”,有時會下說的比會上說的更左，表示“不好懂”,難以理解。而我以為，不管他說什么,他都是真誠的，他說的就是他想的。他的過“左”思想，是他在“四人幫”的壓迫下，政治上的不成熟、天真起了不應有的重要作用的結(jié)果，是比較容易改正的。

我記不大清楚了，大約是在讀三年級時，系里還將我們加以分配，準備學習不同領(lǐng)域的史學專門科學。我被分在中國古代史專門化明清史組，導師是袁良義先生，同組同學張仁忠、饒良倫、薛宗正。我們與作為明清史專家的商鴻逵、許大齡兩先生也很親近，接觸頻繁。我因留京，與三位老師的聯(lián)系更容易維持。現(xiàn)在我把在同許師的長期接觸中得到的對他的認識，歸納為三點。

一是許師的為人。

許師有極鮮明的個性。他為人平和，厚德載物，大度待人；但并非不講原則，不辨是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過疾言厲色，面紅耳赤，揮拳捋袖，拍桌摔碗的盛怒失態(tài)。我所見到的許師，總是一臉溫馨的微笑，好像世上沒有任何事讓他煩惱到要他動怒。他寫的《讀〈校對一條史料>》,最能反映他為人平和的特點。他在研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曾引用一條有關(guān)蘇州紡織工的史料，正確指出它反映的時代，注明它的多種出處。后來有文章批評許先生等沒有查對最早紀錄該條史料的原始記載，時限判斷有誤。許師著文反駁。我讀過郭老、翦老一些學術(shù)批評文章，深感其文風剛烈，火光四射，一種百分之一百二十真理在手的氣勢。特別是初讀翦老關(guān)于《資治通鑒》編寫分工問題批評閻簡弼先生的文章，因翦、閻兩先生都是我的老師，讀來心驚肉跳，感受難以名狀。許師《讀〈校對一條史料〉》,雖然不平之氣滿紙，但是非分明，使用和風細雨、行云流水的文字。他在《憶柴師》一文中說，發(fā)表前請柴德賡先生看過，指點他“別發(fā)火氣，別罵人”。他深受教育，完全遵命。《讀〈校對一條史料〉》,真正文如其人。

熱情、重感情，是他為人的又一個特點。這首先表現(xiàn)在他培養(yǎng)學生，傾囊相授，我每次見到他，都是聽他談讀書和研究。他給我們講中國史(四)時，我對地方志還不大熟悉。有一次他給我講述地方志中史料的豐富，舉了很多實例。告訴我，海鹽縣志中，如胡震亨等的天啟《鹽縣圖經(jīng)》、徐用儀的光緒《海鹽縣志》,都修得較好，看一下這些志書，就可以了解地方志的體例和主要內(nèi)容，漸漸摸索出從中發(fā)現(xiàn)問題、覓得材料的途徑。又補充說：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山東省地方志較多較全，是它的特色。這些都是先生自己的心得，在當時還是重要的信息和知識。教給學生，少走彎路。

許師對師母張潤瑛感情真摯。打倒“四人幫”前，有一次，我去看他，他還在吃早點。我一看，許先生吃的，是城里最標準的窮人早點：饅頭、棒子面糊糊、咸菜。我見了就毫不猶豫地說：“許先生，您的營養(yǎng)明顯不夠，要注意身體健康，吃好一點。”他喊著我的名字，回答說：“我現(xiàn)在遭報應了，過去覺得我的時間很寶貴，要看書，要備課上課，要做研究，從來不做家務，把家務都推給張潤瑛，連自己的飯碗都不洗，結(jié)果把她累垮了，動彈不得，一切都要我自己做了。我不會做，只好湊合了!”話里充滿很深的自責。師母得嚴重的類風濕性關(guān)節(jié)炎，臥床不起。我自己曾是長逾二十年的極其嚴重的全身性多發(fā)性類風濕性關(guān)節(jié)炎患者，知道勞累會促使炎癥發(fā)作，但不是原發(fā)病因。這個病的病因病理至今不完全清楚，推測它與感染、遺傳有關(guān)，也沒有證實。許師不分擔家務當然不好，師母的病卻不是他不做家務的結(jié)果。他的自責過頭了。師母的病得到一位湖北醫(yī)生的治療，以有毒植物水莽草為主藥。許先生體質(zhì)瘦弱，仍親赴湖北買藥，學會熬煎。他給我講解過熬藥方法，藥熬好后要加酒沖服。最關(guān)鍵的是掌握藥物的分量，不足則療效不佳，過多則引起中毒。我想象得出一位料理生活能力很差的書生，掌握這種復雜功夫之不易。這里浸透了先生對師母的濃濃的感情。

謙虛、誠懇、虔誠，也是許先生為人的突出特點。進到較高年級，我們的專業(yè)課增加。1956年，吳晗先生給我們開《明清史研究》課程。許先生已是有名專家、學者，卻每講必聽，堅持不懈，并且認真筆記。我很慚愧，做的筆記是粗線條的。許先生筆記很詳細，以致《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編者一度考慮將其作為記錄稿收進書中。由此可見他虛心學習的態(tài)度。他有很重的書生氣，在大領(lǐng)導面前甚至緊張得說不出話。同年春，他與我們?nèi)嗤瑢W游明十三陵，巧遇劉少奇委員長，劉委員長知道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就招呼大家在草地上圍坐談話，因問教明清史的許先生對朱元璋的看法。許先生很慌張，腦子里一片空白，好一陣才擠出一句“他殺人太多”。他在這種意外的場合，不是一個擅長辭令、巧作應答的人，他的窘迫和笨拙，正反映出他滿肚子的純樸和實在。我還覺得他有周一良先生說的那種“原罪”思想(參看周先生《畢竟是書生》),自認為是天生要改造的坯子，因此努力適應新政治思想的需要。我曾聽說他下鄉(xiāng)拔麥子，跪在地上拔。他完全缺乏拔麥子的體質(zhì)和技能，但仍勉為其難去做。我聽了真是難過。從這里可以看到他的心中一片赤誠。

我們有時對許先生某些說法、做法并不完全認同。他完全可能突然冒出一句我稱之為“另類思想”產(chǎn)生出的話來。有一次，我對他說：“許先生，我覺得不管多大的權(quán)威都有閃失，不可迷信，科學和迷信真是互不相容。我上了陳寅恪先生一次當：我本不懷疑《明史》范景文傳所記崇禎七年冬范景文起用，未幾就拜兵部尚書，但陳先生依據(jù)別的材料，在《柳如是別傳》中宣稱《明史》此項時間記載有誤，自行做了修改。我盲目相信了陳先生的修改，在我已經(jīng)定稿的《柳敬亭(傳)》中加注修改(收入《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四卷)。后來我讀范景文的集子，才知道是陳先生改錯了。我跟著錯。搞科研就不該偷懶、迷信!”說到這里，許師馬上一面喊著我的名字，一面用肯定的語氣說：“你是有根據(jù)的!”這六個字傳進我的耳朵，不禁大吃一驚，先生竟然給我找到開脫的理由。我真的弄不懂，他怎么會突然想出這樣一句話來?這類說法我自然不能認同，但我敢說他無論說什么做什么,都是真誠的，沒有多余的考慮，沒有假話。

這是對許大齡先生為人的三點印象。

二是許師的“門戶”。

“門戶”一詞是先生自己的用語。1988年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shù)討論會閉幕不久，一天，我去他家探望、閑聊。我問道：“紀念陳寅恪先生的會，您為什么沒有去參加?”許師毫不猶豫，斬釘截鐵答道：“門戶不同。”我接著問：“您屬于什么門戶?”他答復說：“陳援老嘛。我在輔仁跟援老學，畢業(yè)后援老想留我當助教。我聽說燕大鄧文如(之誠)先生治史，重視發(fā)揮制度的作用。覺得不錯，就考上文如先生的研究生。畢業(yè)后，又得知翦先生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站得高，看得遠，研究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我又心向往之，于是私淑翦先生。所以有陳援老他們的紀念會，就會請我，我就得去。”我聽了，明白許師雖用門戶二字，實際上沒有門戶。他實行一種不斷追求進步、追求更新、追求突破，不斷擴大知識面、攀登新的學術(shù)高峰的路線，學習、繼承、發(fā)揚三位史學大師的學術(shù)。

考研究生，投師問業(yè)，是很棘手的事情。并非學習上東抓西撈，投師上朝秦暮楚，就是正確的學習路線。如果那樣認為，就大錯特錯了。最為關(guān)鍵的問題有兩個：投誰和學習什么?一個自己稀里糊涂的人，你叫他去談任何問題，他能說清楚嗎?肯定是說不清楚的。素質(zhì)差的老師，是帶不出優(yōu)質(zhì)學生來的。必須投到學問好、品行好的人的門下，才有可能成為人才。青年學子解決好了這些問題，就為在好導師指導下學習好的專業(yè)準備了條件。如果擁有此種選擇的眼光，到時候用出來，就很有可能找到好的導師和專業(yè)，走上富有成果的學習道路。而這需要很高的鑒賞力、識別力，干脆說也就是要具備較豐富的知識和較高的學術(shù)水平。許師讀大學時可能就培養(yǎng)了這些能力，又沒有門戶之見，不墨守，思進取，就能順利發(fā)展。

這就是許大齡師的學術(shù)淵源。

陳援老治史有成體系的方法，尤擅長考證，為求論據(jù)充分、準確，特別重視學術(shù)創(chuàng)新，堅持尋覓新史源，開辟新史學領(lǐng)域。許先生的史學在總體上受陳援老的重大影響。他的論文從不講空話，資料豐富，史論結(jié)合，嚴謹可靠。他的《清代捐納制度》是學習鄧文如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在他的學術(shù)生涯中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以后他又研究和撰寫《明朝的官制》,繼承、發(fā)揚鄧先生重視制度的學術(shù)傳統(tǒng)。他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史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是學習翦先生的結(jié)果。因此，三位史學大師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在許先生的史學中都有完美的體現(xiàn)。

三是許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

在分析這個問題前，我想先說明，我認為許先生的學識連四分之一都沒有發(fā)揮出來。我們知道，他研究生畢業(yè)時不滿二十五歲，已經(jīng)寫出《清代捐納制度》,用這樣的科學創(chuàng)造力與他此后將近五十年的著作表現(xiàn)相比，就可證明我的看法符合實際。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1949年后約三十年中，勞動和運動過多，不能不占去科學研究時間；而許大齡師的這個年齡段，是因此受到不利影響最大的年齡段。年紀比他大一輩的人，在學術(shù)上已有較多表現(xiàn)；比他小一輩的人，有較多的補救時間。令人覺得最明顯的是，這個年齡段的人，剛在學術(shù)上嶄露頭角，就不得不把時間和精力耗費在體力勞動和政治運動上。這對他的影響十分嚴重。其次是，他的體質(zhì)過弱，健康太差。打倒“四人幫”后，他年方壯盛，本可抓緊時間做些補救，但一家三口全是病人，師母需要有人尋醫(yī)煮藥、照顧生活，他自己遭受生活和思想兩重負擔，和過早纏身的老年病的折磨，進一步損害了健康。他因此喪失了轉(zhuǎn)瞬即逝的做補救的時間，還失去了必需的精力。1991年前后，他快七十歲時，有一次我問他在研究什么,他嘆口氣說：“唉，我還能做什么研究?我駕馭不了一個題目了啦!我只能寫寫推薦書、鑒定意見了。”我聽了默然無語，深深悲哀。他的健康狀況讓學術(shù)生涯雪上加霜，提前結(jié)束了。

盡管如此，他仍然取得了重要的學術(shù)成就。

《清代捐納制度》是他的成名作。從著成這么多年后回頭再看，此書未必盡善盡美。限于條件，他未能利用檔案史料，是明顯的不足。對一些特殊時期(例如大規(guī)模用兵時期)捐納制度的變通，也缺乏專門探索。但此書全面研究了清代捐納制度的沿革、組織和影響，至今沒有人再挑戰(zhàn)這一課題，沒有第二本同課題著作問世，海峽兩岸都重印此書供學習、參考，充分說明《清代捐納制度》的科學生命力。

他在翦伯贊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中承擔寫作明清史部分。這是迄今我見到的最簡明、切要的元明清史。這部分元明清史，完全證明了他對這三朝歷史的深刻掌握，表現(xiàn)了他著作這些斷代史的學力。他在《北京史》一書中所撰著的《明代北京的經(jīng)濟生活》等節(jié)，深入探討了明朝政治對北京經(jīng)濟的影響，論述了北京經(jīng)濟生活的全貌，具有開創(chuàng)性。他在通史和專著中完成的一些章節(jié)，應是他的一部分代表作。

總之，許大齡師雖因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史學事業(yè)中未盡所長，充分發(fā)揮，但數(shù)十年辛勤勞動，畢竟為社會留下了價值不菲的史學遺產(chǎn)，并奠定了他本人在新中國史學界的地位，成為公認的著名元明清史家。他的為人與為學，是一筆重大的精神財富，將在長時間里供后人學習、研究、繼承、借鑒，不會被人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