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歷史不只0.01%的英雄，還有99.99%的普通人

王笛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有人稱歷史學者王笛是“農耕型”學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踏踏實實、勤勤懇懇、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茶館》《袍哥》《中國記事》《消失的古城》《碌碌有為》……一部接一部的著作即是最佳證明。

這可能是一句“雙關”，王笛說起農耕本身亦是滔滔不絕。他說春天到了，天氣暖了，就適合種瓜，南瓜冬瓜黃瓜都可以，但不適合種菜，種菜容易長蚜蟲，自己以前在家里種的瓜可大了，絲瓜有近一米長……盡管現在長居澳門，任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王笛還是在陽臺上搞了幾個泡沫箱，種點辣椒、韭菜、木耳菜。

王笛出生于成都，在高考前，他當過農民、工人；成為學者后，他依然能往街角茶館一坐，和人聊家長里短；也能迅速換上西裝，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侃侃而談。他給自己的書《那間街角的茶鋪》和《歷史的微聲》畫了插圖，算是給不確定的人生多了一些堅持的確定性。

通過王笛，我們知道了一個詞——微觀史學。在他看來，歷史不只是遙不可及的宏大敘事，更是由無數普通人的生命經驗構成的日常。從微觀處能見宏大，在日常中讀懂中國。

“認清普通人對中華文明的貢獻，是今天歷史學家的責任。”王笛說。近日，他接受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的專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你研究成都茶館，也放眼中國記事，兩個尺度差異很大的研究范圍，是如何在你這兒匯集的？

王笛：我研究的興趣點不是外交史，而是城市史、社會史和文化史，所以一開始并沒有想到會就美國怎樣認識中國寫成一本書。《中國記事》的產生有一點偶然性。

史學研究，一般先有課題再收集資料，但這本書先有資料后有課題。到澳門大學之前，我一直給德克薩斯A&M大學的歷史專業本科生開設歷史寫作的必修課，指導學生如何用原始資料進行歷史研究。上課的本科生不懂中文，所以我在課堂上使用的原始資料都是英文文獻，包括傳教士的雜志和信件、海關報告、美國媒體對中國事件的報道等。

美國媒體對五四運動的報道，就是課堂在2008年使用過的資料之一。在課堂討論中，我發現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世界，雖然五四運動已經過去近一個世紀，但當時美國人怎么看待這個運動，基本上沒有研究。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初衷很清楚，受眾是中國的學術界和大眾讀者。中美關系至今仍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現狀受歷史影響，那中美關系在歷史上是怎樣的，美國對中國做了什么，美國人在中國干了什么……書中詳細描寫了6個美國人在中國的故事，也許不全面，但真實、立體。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你的多部著作，一以貫之的核心是“微觀歷史”，《中國記事》也是如此嗎？

王笛：是的。過去的歷史書上大都記錄大事件，比如政治運動、戰爭，但看不到個體的人、看不到普通人的命運。《中國記事》雖然記的是“中國”，但事實上我仍然關注細節，包括這些人具體的經歷——這是我寫歷史的一貫特點。

比如，書中寫到一個叫鮑威爾的美國記者，在中國旅行時，曾經被一伙兒山東土匪綁架，但他毫發無傷，最終被釋放；后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又被日軍逮捕，關進監獄，甚至在獄中失去了雙腿。他感嘆，比起日本人，他更喜歡中國土匪。

我們有時候對歷史的了解是大框架的，缺乏一些有血有肉的東西。所以我在寫《中國記事》的時候，特別想把這些個體的活動，包括他們的心理狀態寫下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你在多個場合提到，我們了解的歷史只是占不到0.01%的英雄，而99.99%的普通人被遺忘了。

王笛：中國歷史往往就是一個一個王朝寫下來、一個一個帝王寫下來。但帝王，或者說英雄、精英，只占人口極少的一部分，絕大多數普通人在史書上“消失”了。當然，我不是說帝王不重要，他們對歷史的影響肯定大于普通人，但我們的史書不應該抹去普通人的痕跡。

我希望我們能有“民眾史觀”，“微觀歷史”就是一種實現途徑。把歷史放到顯微鏡下，一個普通人看上去對歷史沒什么貢獻，蕓蕓眾生，但他的背后有千千萬萬同樣經歷的人——身處同樣的歷史階段、生活環境，擁有相似的文化和家庭……寫出了他的故事，歷史就多了一些血肉。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去傾聽那“99.99%的普通人”的歷史，對當下年輕人能有什么作用？你有一部著作講了“碌碌有為”，普通人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王笛：作為一個普通人，“碌碌”不是讓你不奮斗，每個人依然要通過努力來過上美好的生活；但我們也要看到，“成功”的標準并不只有一個，即便努力后達不到目標，你依然對社會作出了貢獻，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所作為。一個人上學、工作、撫養子女、贍養老人，社會就是在這樣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碌碌”中向前發展的，文明也是。

我在《那間街角的茶鋪》那本書中談到，以前我們覺得那些人在茶館就是喝茶閑聊、浪費時間，但其實茶館不僅推動了經濟，還創造了一個社會的公共空間。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你研究的成都茶館，是將陌生人變成“鄰居”的公共空間。現在年輕人住在高樓里，習慣點外賣，依賴虛擬社交，如果想重建人與人的“公共生活”，該怎么辦？

王笛：人畢竟是社會動物，需要面對面的交往。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社會和政府，都在積極創造能夠吸引年輕人參與的公共生活，比如辦講座、讀書等活動，開放文化館、公園、書店等物理空間。

年輕人的線上社交變多了，也并不是壞事。微信群就像當下的“茶館”，陌生人可以根據個人喜好在不同類別的群里交流，聊得好了還能線下聚會，這和過去相約去茶館喝茶是相似的。但是現代科技的發展不是要把人隔開，而是要把人更好地聯系起來，我們也要努力創造條件把年輕人引向實際的公共空間。我的不少讀書分享會就在商場、書店，甚至酒吧辦的，來了不少年輕人。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你說過，人人都可以是歷史學家，哪怕是非常小的一件事，堅持記錄，就有歷史的意義。

王笛：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經歷，一個人把自己，或者家庭、鄰居的故事記錄下來，就是記錄了一段歷史。在過去，記錄是文人的特權，但現在記錄是公平的，這是現代科技賦予每個人的權利。

但科技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大部分記錄是在互聯網上，很容易丟失。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和檔案館工作人員討論這個話題，我建議檔案館也要收集網絡信息，并進行妥善存儲，不然很多信息就慢慢消失了。

有人說，普通人的故事有什么好寫的——也許普通人自己也這么覺得。我們要認識到自己的價值，首先要記錄，不記錄就會被忘卻。我們需要從宏大回歸日常，用記錄抵抗遺忘。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你在過去幾十年間記錄了什么，現在已經被證明有價值？

王笛：我從1997年開始做茶館的研究，每次去茶館做“田野”，都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茶價多少錢、茶客聊什么……絕大多數內容在一時的學術研究中用不上，所以我等了好多年。5年、10年、20年……城市在發展，茶館在更迭，物價漲了，人的生活方式變了……如果我不記錄，這些就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無人知曉。后來，當我把考察筆記整理成書時發現，當時看起來是尋常的事，由于社會變遷而消失，從而顯示出特殊的價值。

現在普通人寫作興起，比如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王婉《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還有“外賣詩人”王計兵等。快遞員、外賣員，這些職業在我們今天看來很普通、很熟悉，但在若干年后，行業也許會改變，他們可能被遺忘，這些就成了后人了解今天非常珍貴的記錄。雖然講的是個人的故事，但背后折射的問題十分豐富：平臺計費系統、城市交通體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當下歷史學面臨AI的挑戰。我認為，“大歷史”的寫作很容易被AI取代，因為有足夠龐大的數據讓AI來處理——這正是AI的優勢，而個體的、微觀的歷史，AI并不擅長。“微觀歷史”也許是史學的最后一塊陣地。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