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滿壽與明治維新后的薩摩余韻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要理解本文所談的大久保滿壽，必須首先把指針撥回日本江戶時代安政四年（1854年）的薩摩藩。在當時島津家族的政治風暴中，大久保利通因為卷入“由羅騷亂”而被革職，賦閑在家。那是一個典型的“薩摩式落魄”：家主被流放，子弟被禁錮，生計全賴親友接濟。

據佐佐木克撰寫的《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與有志政治家》（山川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記載，27歲的滿壽（原名早崎滿壽）嫁入大久保家時，正值此家族命運的冰點。早崎家雖然也是薩摩下級武士，但滿壽作為次女，本可有更安穩的選擇。然而，這場婚姻在史料中呈現出一種近乎“義理”的決絕。

這種初期的苦難，在次子牧野伸顯（原名大久保伸顯）的晚年《回憶錄》中有極為細膩的描述。牧野曾聽母親憶及，成婚之初，家中連像樣的榻榻米都殘破不堪，大久保利通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兼職抄書，而滿壽則在昏暗的油燈下縫補，甚至將自己的嫁妝——幾件像樣的綢緞衣物，典當給鹿兒島城下的商人，換取維持尊嚴的糙米。

這種“貧窶中的剛毅”，并非是文學修飾，而是薩摩女性特有的社會屬性。在薩摩藩的“鄉中教育”體系下，女性雖然不直接參與武事，卻被要求具備“武士之妻”的絕對覺悟。滿壽在這一時期展現出的隱忍，實際上為大久保利通日后那近乎冷酷的政治定力，提供了最初的情感底色。

1868年明治維新爆發后，大久保利通以“鐵血”手腕主導廢藩置縣，這在史學界被視為日本現代國家的奠基石。然而，對于滿壽而言，這不僅意味著丈夫身份的躍遷，更意味著一種曠日持久的“空間剝離”。

從明治四年（1871年）開始，隨著巖倉使節團的出訪，以及隨后大久保作為內務卿長駐東京，滿壽與大久保利通長期處于分居狀態。在留存至今的《大久保利通文書》（全十卷）中，收錄了大量他在外地寄給滿壽的家書。

細讀這些書信，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大久保利通在政敵面前如堅冰，但在給妻子滿壽的信中，卻常糾結于“襪子的磨損”或“孩子是否染上風寒”。他在明治五年（1872年）從華盛頓寄回的信中提到：“此地文明雖盛，然念及鹿兒島家中瑣碎，未免心焦。”

收錄在《維新之女 續》（《每日新聞》社，1993年7月第一版）中的巖尾光代撰寫的《大久保壽滿――居鄉支撐丈夫“利通”》一文里，特別提到滿壽是一位喜歡沉默的女性。的確，在翻閱的史料中，我幾乎找不到滿壽對政事的干預記錄。即使在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因為“征韓論”決裂、薩摩士族對大久保利通恨之入骨的最險惡時期，留在鹿兒島的滿壽依然保持著驚人的靜默。她不僅要承受鄉里的側目（因為她的丈夫被視為薩摩的“叛徒”），還要獨自撫養利和、伸顯、利武等數名幼子。

現在看來，這種沉默并非是愚鈍無知，而是一種極高明的政治保護。據勝田孫彌《大久保利通傳》（同文館，1911年7月第一版）中的考證，大久保利通在東京之所以能毫無顧忌地裁撤舊武士特權，是因為他確信滿壽在鹿兒島能以一種“舊道德的權威”穩住家族的根基。

明治十一年（1878年）5月14日，清晨的紀尾井町清水谷，大久保利通死于石川縣士族的刀下。

這個瞬間，史書多記載大久保利通膝蓋被斬斷、頭顱受創的慘狀，以及他在公文包里珍藏的兩封書信：一封是西鄉隆盛的舊信，另一封則是滿壽近日的寄語。根據當時《東京日日新聞》的速報，死訊傳至大久保府邸時，滿壽的表現成為了當時東京社交界的一段談資。

據家仆口述史料整理，滿壽在得知噩耗后，第一反應并非暈厥，而是下令關閉門戶，謝絕一切未經核實的吊唁。她深知，丈夫之死極可能引發政治連鎖反應。在隨后進行的葬禮上，滿壽身著純黑喪服，面容清癯卻神情篤定。當時的英國公使夫人曾在私人信件中感嘆：“那位內務卿的遺孀，展現出了東方貴婦人最令人敬畏的自制力。”

但這種自制力是以焚燒生命為代價的。史料《明治勛臣往生錄》詳細記錄了滿壽在大久保利通死后的半年時光：她迅速消瘦，且患上了嚴重的神經性衰弱（當時稱為“氣郁”）。她開始頻繁前往青山靈園，在丈夫那座聳立的墓碑前久坐。

明治十一年（1878年）12月6日，大久保滿壽在東京病逝，這距離大久保利通遇刺僅過去六個月。其后，明治天皇派遣敕使參加了她的葬禮。

關于她的死因，現代醫學研究者如勝部真長等認為是大動脈瘤破裂，但在當時的民間敘事中，這被統一視為“情死”或“義殉”。滿壽死前留下的遺言在《大久保家傳》中有所記載，她對長子大久保利和說：“吾之使命已畢，此后汝等當以國家為念，毋念私情。”

這句話具有極強的薩摩武士邏輯。在滿壽看來，她是丈夫通往政治神殿的“世俗錨點”。錨點斷裂，她也就失去了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法理基礎。

我曾去過東京的青山靈園，看到大久保利通的墓穴規模龐大，且帶有明顯的西方公墓色彩，象征著他“文明開化”的政治理想。而滿壽的墓碑并排而立，規格稍遜，卻緊緊依偎。這種空間布局，本身就是一種極佳的史料互證——它揭示了明治維新這一宏大建筑下，那種基于舊道德、舊契約的支撐結構。

翻閱《明治維新史詞典》，可以找到大久保利通數千字的條目，但卻找不到對“大久保滿壽”更多的敘述。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大久保滿壽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意義：

第一，家族權力的延續性：滿壽對兒子的教育極其成功。次子牧野伸顯日后成為天皇身邊的首席謀臣（內大臣），三子大久保利武則成為優秀的官僚。這種“精英家族”的轉化，離不開滿壽在大久保利通生前死后所營造的家風。

第二，薩摩女性價值觀的轉型：滿壽的一生，是從“倒幕期的貧苦武家女”到“新政府的第一夫人”的跨越。她成功地在保留薩摩傳統的“直率”與東京社交圈的“圓融”之間找到了平衡。

第三，情感史的碎片：大久保利通公文包里的那封家書，打破了政治人物“非人化”的刻板印象。他日常在家中給妻子滿壽手捏壽司的故事，都讓那位冷酷的改革家擁有了最后的溫情支點。

大久保利通曾有詩云：“志士不應辭死難，余馨終古待春風。”如果說大久保利通是明治初年那一柄斬斷舊時代的鐵劍，那么大久保滿壽就是包裹這柄利刃的鞘。鞘雖隱于劍影之后，卻在每一個風雨如晦的夜晚，守護著利刃的鋒芒。

滿壽的一生，是明治女性被歷史宏大敘事掩蓋的側影。她在大久保利通最窮困時下嫁，在他最輝煌時守望，在他最慘烈時追隨。這種基于薩摩風骨的克制之愛，雖無大久保利通那般波瀾壯闊，卻如東京青山靈園經年不散的松風，在史書的字里行間，留下了那一抹淡淡的、卻不容忽視的寒梅清香。（2026年3月14日寫于日本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