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ralink聯合創始人最新預言：首批能活到1000歲的人或已出生

Neuralink 聯合創始人：

AI研究智能，腦機研究意識，

現在活著的人可能活到1000歲

Neuralink聯合創始人馬克斯·霍達克

近日，Y Combinator CEO Gary Tan 對話了 Neuralink 聯合創始人、現 Science 公司創始人 Max Hodak。在這場極具前瞻性的對話中，Hodak 詳細介紹了 Science 恢復失明患者視力的突破性進展，并探討了腦機接口（BCI）如何作為長壽與醫療的附屬敘事，最終改變人類的意識形態。

華爾街見聞整理要點如下：

1、腦機接口（BCI）正進入“起飛時代”，它不僅是單一產品，而是像“醫藥”一樣的大類，將涵蓋從恢復視力到數字藥物、再到意識融合的廣闊領域。

2、Science公司的Prima植入物已幫助40多名盲人恢復連貫意象視覺，這是人類首次在腦海中創造出成形的圖像。

3、大腦是一臺被頭骨包裹的計算機，AI與神經科學正趨于大統一，AI模型內部的“潛空間”與大腦處理信息的表征高度相似。

4、 “生物混合（Bio-hybrid）”接口將通過在大腦中生長活的神經元來建立超高帶寬連接，類似于《阿凡達》中的“辮子”接口。

讓盲人“看見”：從藥物發現到神經工程

長期以來，生物技術一直處于微小的遞進中，但在 Max Hodak 看來，現在已經進入了非線性的“起飛時代”。

Science 公司的核心產品Prima已經完成了大型臨床試驗，研究結果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該技術通過一個 2mm x 2mm 的硅芯片植入視網膜下方，配合帶有相機的眼鏡和激光投影儀，直接刺激雙極細胞。

“這是第一次在人的腦海中創造出連貫的、成形的圖像，”Hodak表示。以往的方案（如 Second Sight）只能產生零星的閃光（光幻視），而無法形成有意義的意象。

Hodak 強調了“神經工程”相對于傳統“藥物發現”的優勢：傳統基因療法或藥物開發往往需要數十年且極易失敗，而神經工程則繞過細胞死亡的原因，直接將信號輸入大腦這臺“計算機”。

AI 與神經科學的大統一：大腦的“潛空間”

作為一名計算機科學家出身的創業者，Hodak認為大腦就是一臺處理信息的馮·諾依曼架構外的計算機。

他指出，AI的進步正推動神經科學的跨越：

• 潛空間（Latent Space）的一致性：當人們訓練AI模型時，其內部表征與大腦皮層（如下顳葉皮層）處理物體和人臉的表征驚人地相似。

• 大腦作為API：所有的感官輸入（視神經、脊神經等）都可以被視為大腦的API。BCI的本質是理解并利用這些API進行雙向通信。

“那些說AI只是‘隨機鸚鵡’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Hodak 說，“神經科學和 AI 正在發生深度融合。”

下一代前沿：生物混合與“人工神經”

對于未來5到10年，Hodak 描繪了一個超越現有電極刺激的藍圖——生物混合神經接口。

• 進化式工程：與其強行插入金屬電線，Science 嘗試在大腦植入物中培養由干細胞誘導的活神經元，讓它們與大腦原有的神經元“長在一起”。

• 低免疫原性：通過基因工程使這些外來神經元對免疫系統不可見，實現無需定制的通用型嫁接。

• 阿凡達式的連接：這種技術有望建立一種全新的“腦神經”，比如直接連接互聯網的神經束，實現人類意識與機器的深度耦合。

此外，Science 還開展了名為Vessel的血管灌注項目，旨在將復雜的體外生命維持系統（如 ECMO）微型化，將其從“搶救設備”轉變為可背負的“終點治療”方案，重構醫學邊界。

創業思考：從軟件到“濕件”，以及埃隆·馬斯克的遺產

回顧在 Neuralink 的初創經歷，Hodak 認為那是“終極的創業博士學位”。他談到了與埃隆·馬斯克的合作：馬斯克很早就預見到 AI 的威脅，并認為人類必須通過 BCI 升級，才能避免在智能競賽中被拋下。

對于年輕的創業者，Hodak 給出了兩條核心建議：

1. 保持高能動性（High Agency）：確定目標后，尋找“后門”或非傳統路徑切入頂尖實驗室或項目。

2. 尋求“口述傳統”：盡早為像馬斯克這樣的人工作。在硅谷，優秀的視野和游戲規則往往是通過這種非正式的傳承獲得的。

在訪談最后，Hodak 提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預測：“第一批能活到一千歲的人現在可能已經出生了。”

他認為，到 2035 年，人類將迎來一個“事件視界”，在那之后，AI 和 BCI 的共同作用將使我們能夠重新定義“人類境況”。

BCI 的普及將遵循從“重度殘疾”到“正常衰老”再到“人類增強”的路徑。當植入物能提供令人嫉妒的能力時（如直接訪問互聯網、超感官體驗），風險收益比將發生根本改變。

未來可能出現“數字安眠藥”或“數字興奮劑”，通過超聲波刺激特定腦區來調節精神狀態，替代傳統化學藥物。

Hodak 認為，到 2035 年，技術將進入一個無法預見的“事件視界”，屆時人與人、人與機器的連接界面將徹底改寫。

以下為訪談全文：

Gary Tan：歡迎回到新一期的《如何構建未來》（How to Build the Future）。今天我們請到了一位重量級嘉賓：Max Hodak，他是 Neuralink 的聯合創始人，也是 Science 的創始人。Science 是我們見過最令人興奮的腦機接口（BCI）公司之一。Max，歡迎來到節目。

Max Hodak：謝謝邀請。

Gary Tan：Science 最近宣布，已有 40 多人接受了你們的首批 BCI 治療，這讓他們恢復了視力。那是怎么回事？到底發生了什么？

Max Hodak：是的，我們在去年完成了一項大型臨床試驗，研究結果于去年秋天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它是一個小芯片，一個微小的 2 毫米×2 毫米的硅芯片，植入在眼球后部、視網膜下方。它基本上是一個微小的太陽能電池陣列。患者佩戴一副配有攝像頭的眼鏡，攝像頭觀察外部世界，然后有一個激光投影儀將圖像投影到眼睛里。激光打到植入物的地方，太陽能電池就會吸收光線，并刺激其正上方的細胞。它是一個視網膜刺激器。這讓我們可以繞過那些壞死的視桿細胞和視錐細胞（即通常使眼睛對光敏感的細胞），將視覺信號重新傳回視網膜，前提是他們是因為失去這些細胞而失明的。我們在歐洲的 17 個中心進行了大規模臨床試驗，效果非常顯著。我們現在正在申請上市批準。它還沒有正式上市，希望能在今年晚些時候獲批。

Gary Tan：對于那些從未聽說過“腦機接口”的觀眾，它到底是什么？人們過去能用它做什么，現在又能做什么？

Max Hodak：大腦是一臺強大的計算機，但它被包裹在頭骨里，它并沒有神奇地與外界相連。它只有那么幾條與世界的連接通道，這些通道給你帶來了感官和運動控制。但你可以問：我們是想用其他東西取代這些功能嗎？比如“模擬現實”或“黑客帝國”那樣的應用場景。另一種是恢復失去的功能。這也是它們如今的應用方式：如果有人失明，你可以恢復視力；失聰，可以恢復聽力；癱瘓，可以恢復移動能力。然后你可以思考“結構神經工程”。這是該領域目前還沒怎么涉及的領域，即研究大腦如何處理信息。你能增加新的大腦區域嗎？有沒有辦法理解大腦內部發生了什么，從而制造更聰明的機器，或者思考如何治療抑郁癥或成癮癥？

Gary Tan：我被觸動了。目前這更多是關于讓那些有殘疾或疾病的人，恢復到正常的能力水平。我覺得這在 AI 領域也在上演，以前的計算機沒有純粹的認知能力，沒有神經元，突然間有了很多神經元，然后 AGI（通用人工智能）就像是人類能做的事情，是一種能力的恢復。當然，在那之后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ASI（超級人工智能）。你有沒有想過未來 BCI 會變成什么樣？

Max Hodak：腦機接口有很多種類型。它真的會成為像“醫藥”一樣的一個大類，而不是單一產品。我不認為會有一種人人都會植入的通用 BCI。不同的模式適用于不同的事情。例如，我不研究超聲波，但我認為利用超聲波未來可能實現“數字安眠藥”或“數字阿德拉（興奮劑）”。你能刺激大腦的特定部分來引發專注或睡眠嗎？如果這能實現，我不會感到意外。這更像是一種消費級應用。

Gary Tan：那希望不需要做開顱手術吧？

Max Hodak：目前高質量的超聲波確實需要鉆透頭骨，但我認為這會被克服。對于植入式 BCI 來說，這是非常嚴肅的大腦手術。意識到這一點很重要。所以當你考慮如何應用到人類身上、誰會使用它時，起初一定是針對重度殘疾患者。你總是看風險回報比，從最殘疾的患者開始，即使是相對基礎的功能，對他們來說也有巨大的獲益。我不認為你或我會想現在去植入一個皮層運動解碼器，因為現實中鍵盤和鼠標的表現非常好，性能更高。口語速度大約是每秒 40 比特，很多人打字能達到 20 比特，而現在 10 比特每秒的皮層運動解碼并不會改善你的生活。我不會為了那個去接受嚴重的腦部手術。

但隨著它變得更強大，當我們能雙向訪問來自大腦更多區域的豐富表征時，你會看到風險收益比發生變化。我的觀點是，健康的 30 歲年輕人近期不會去植入，但最終每個人都會變老，衰老意味著一切都在變差。在某個關鍵年齡點，為了恢復某些曾擁有的功能，植入就變得合理了。最終這會跨越那個原點，你會看到原本遭遇不幸的人，現在擁有了令你嫉妒的能力。那就是改變開始發生的時候。

Gary Tan：跟我們談談那些從未有過視力的人。為什么視神經沒能建立連接？以后不能補救嗎？神經可塑性在這里扮演什么角色？你必須在非常年輕、大腦還具有可塑性時就植入 BCI 嗎？

Max Hodak：神經可塑性非常有趣，但也常被誤解。在早期發育中確實存在“關鍵期”，如果錯過了，有些東西以后就很難再連接起來了。確實有一些天生失明的病例，但那不是因為視神經缺失，而是先天性白內障。他們的視力從出生起就很模糊，從未形成過圖像。當他們在成年后治愈白內障時，結果并不理想。他們的大腦無法理解那些信息，這讓他們完全不知所措。有幾個人甚至因此自殺了。所以早期發育中確實存在明確的關鍵期。即便如此，大腦在成年后的可塑性其實比大眾普遍認為的要強得多。

Gary Tan：那我就放心了。

Max Hodak：是的。如果我在你手術期間把電極放在你大腦的任何地方，然后叫醒你，給你看一盞閃爍的燈，閃爍頻率與那個神經元的放電程度成正比。在幾分鐘內，你就能學會控制那個神經元。大腦在反饋機制下是非常有可塑性的。皮層運動解碼器的一部分工作原理就是如此：你既在解碼大腦最初代表手部或手臂的信號，同時當你給患者反饋這些信號的效果時，大腦也會去適應你。在最早的實驗中，他們甚至沒有做任何復雜的適配，只是取了兩個或幾個神經元，固定權重：當這個神經元放電多時，屏幕上的點向上移；那個放電多時，向下移。他們讓大腦自己去學習。再說一次，大腦在反饋下可塑性極強。

Gary Tan：那是個強大的時刻。你有兩個相互學習的學習系統，而不是這一側只有一堆固定的“if”語句。

Max Hodak：完全正確。大腦只要得到信息，就非常擅長提取含義。在成年期，你覺得它沒那么有可塑性的原因之一是它已經很好地適應了現實。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個能量表面，有很多山丘和山谷。在正常發育期間，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個表面有一個巨大的盆地。你墜入這個盆地，狀態就很穩定，因為你適應了現實。即使我給你看奇怪的電影，也不會把你推出去。有一種理論認為迷幻藥的作用是它會“退火”，縮小這個表面，讓你進入其他狀態。但藥效過去后，你會立即墜回那個能量深井。所以即使大腦仍有可塑性，它也處于這個穩定的吸引子系統中，所以你看不出太多的可塑性。但這是進化選擇的結果。

Gary Tan：絕對是被選擇出來的。

Max Hodak：是的。所以這之間有一種張力。可塑性絕對是持續存在的，否則你無法學習新東西，所有的記憶本質上都是大腦的可塑性。我們不斷經歷著戲劇性的可塑性，但也有明確的限制，尤其是在關鍵期過后，不同大腦區域模塊之間的相互連接方式。

Gary Tan：我真的有成千上萬個問題。我非常好奇的一點是，那些接受了 Prima（Science 公司的產品）的人，他們的“感質（Qualia，主觀體驗）”是什么樣的？這種生物混合（Bio?hybrid）的方法感覺如何？是像多了一個第二屏幕嗎？我很好奇。

Max Hodak：關于 Prima 的可塑性話題。在患者失明的這段時間里，大腦其實渴望看見東西。你所體驗到的一切，都是大腦構建的世界模型，這個生成模型在勾勒你的現實。當它收不到來自視神經的輸入時，它仍試圖看東西，于是它調高了“增益”，產生了噪音。所以盲人經常報告幻覺。當你第一次開啟植入物，用激光照射它時，他們會說“噢，我看到了閃光”。然后你可以做一個實驗：打開激光，他們看到閃光，同時播放一個音調。重復幾次，然后你只放音調不打激光，他們會說“我看到閃光了”。所以在康復的前幾個小時，他們必須學會將真實的感知與幻影感知區分開，因為大腦把增益調得太高了。學習辨別來自視神經的真實信息需要一點康復訓練。Prima 的體驗是正常的視覺，雖然目前是黑白的，視野較小，但它是視覺。

更深層的問題是，一個超高帶寬的生物混合神經接口，其感質是什么樣的？那幾乎無法想象。等這些設備造出來我們就知道了。但有一些天然案例：加拿大有一對連體雙胞胎，她們實際上是一個頭，四個半球。有趣的是，兩個雙胞胎各自的兩個半球連接是正常的，但她們兩人之間通過一條連接丘腦的“生物電纜”相連。通過這條線，她們可以共享意識體驗的某些元素。一個未被深入研究的問題是：她們在某種程度上能通過對方的眼睛看東西，但這在主觀體驗上表現為新的視野嗎？她們怎么體驗這個？大多數人有兩種圖像模式：睜開眼看到的視覺，以及想象力。她們是有三種還是四種圖像模式？或者內部獨白，她們似乎各自有獨白，但也可以通過這個通道交流。她們在不說話的情況下就能協調行動，而且對此有清醒的意識。

而且她們不會混淆。不像精神分裂癥患者那樣把內部產生的聲音誤認為是外來的。她們能分清。但她們在以某種方式直接體驗它。所以問題是，那條電纜是在以傳統方式發送信息，還是在發生某種“現象綁定（Phenomenal Binding）”？就像你大腦的兩個半球綁定成同一個瞬間一樣。這些天然案例告訴我們，有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可能的，但很難想象那到底是什么感覺。

Gary Tan：給我們描繪一下藍圖吧。如果一切順利，5 到 10 年后這項技術會發展到什么程度？

Max Hodak：我認為可以達到接近原生的敏銳度，比如正常的 20/20 視力。我們還沒達到，但我看到了實現的路徑，包括彩色視覺和填充大部分視野。這在未來 10 年是可能的。但除此之外，我們公司背后的動力核心是：你可以對比“藥物發現”式的醫學方法與“神經工程”式的醫學方法。這比我們起步的視網膜假體要廣泛得多。我們從視網膜開始，是因為那是巨大的未被滿足的需求。

人類其實并不擅長發現新藥。偶爾你會發現一個偉大的東西，比如 GLP?1 減肥藥，我們很幸運找到了它。但更常見的是，你花了十年走一條路，最后臨床試驗結果是“無效”。人們花了大量精力尋找藥物來阻止失明惡化或恢復視力，但基本沒有效果。有一種每人花費 100 萬美元的基因療法，對極小比例患者的效果也微乎其微。而在我們的試驗中，我們可以讓一個十年沒見過人臉的患者能夠閱讀視力表上的每一個字母。大腦在某種深層次上是唯一重要的器官，而且從經驗來看，我們也更擅長對它進行工程化改造。所以我認為這允許對醫學進行根本性的重構。

Gary Tan：我記得大概 10 年甚至 20 年前讀到過，人們能直接用電刺激視神經，但分辨率極低，而且侵入性極強。

Max Hodak：產生閃光（我們稱之為光幻視）相對容易。十年前有一家公司叫 Second Sight，他們在眼睛里植入了電刺激器。那是長達 4.5 小時的手術，眼睛側面有一個鈦盒子。它刺激的細胞層與我們不同。他們能讓患者看到閃光，患者會說“這兒有閃光，那兒有閃光，連起來是個 A”。但大腦無法將這些閃光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意象（Gestalt whole）”。同樣，如果你刺激后腦勺的視覺皮層，也能產生閃光，但那更像是一種迷幻效果，無法組合成成形的視覺。據我所知，我們的臨床試驗是第一次在人的腦海中創造出連貫的、成形的圖像。

Gary Tan：黃斑變性有什么特性讓這類患者能實現這一點嗎？

Max Hodak：失去視桿和視錐細胞的原因有很多：黃斑變性、視網膜色素變性、史塔加特氏癥等。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最常見，全球影響 2 億人。我們的設備有一點很好，它對你失去光感受器的原因相對“無感”。我們也認為它能用于其他病癥。我們即將開始針對遺傳性視網膜疾病的新臨床試驗，這會影響更年輕的人。這又回到了“藥物發現”與“神經工程”的觀點：如果你要做藥，你必須極其關注細胞內部哪個分子出了問題，不同疾病完全不同。而在這里，我們不在乎細胞為什么死了，我們只在乎能否將視覺信號重新輸入到大腦這臺“計算機”中。

Gary Tan：我覺得非常著迷的是，你作為一個計算機科學家，花了很多時間思考輸入和信號。我聽到的是，這種思維確實從軟件轉化為“濕件（Wetware，指生物系統）”了。

Max Hodak：嗯，大腦就是一臺計算機。說這話可能會讓我在該領域的某些圈子里被罵，但我認為你可以字面上這么理解。它的架構與馮·諾依曼架構的電子計算機非常不同，但它處理信息。所有流入或流出大腦的信息都通過少數幾條電纜。視神經我們可以稱之為“2 號腦神經”；聽覺和平衡是“8 號腦神經”；還有 31 對脊神經負責肌肉指令和感覺。你可以把這看作是大腦的 API。大腦并沒有神奇地與環境相連，現實就是這些神經上的電脈沖。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有一個定義明確的接口。

至于信息進入后的處理過程，那是極其復雜的。它構建了我們體驗到的一切。意識到這一點很重要：你體驗到自己在世界中，看到墻壁、房間、燈光，但你并不是直接體驗它們，你體驗的是大腦虛構出的世界模型。AI 的進步帶來的有趣之處在于，我們看到了神經科學和 AI 的大統一。我們從 AI 研究中學到的東西比預想的要多。十年前，我們以為是 AI 專家向神經科學家學習，結果正好相反。

Gary Tan：我很好奇，Second Sight 是那種閃光。你是怎么找出這個 API 的？如果是我去逆向工程，我會嘗試測量信號。

Max Hodak：BCI 的研發受限于你記錄和刺激信號的能力。只要能記錄，神經科學相對來說其實挺簡單的。Second Sight 的例子很有啟發。視網膜有三層重要的細胞：1.5 億個視桿/視錐細胞連接到 1 億個雙極細胞，再連接到 150 萬個視神經細胞（神經節細胞）。我們刺激的是中間那層 1 億個雙極細胞，而 Second Sight 刺激的是最后那層 150 萬個。他們試圖越過 100 倍的壓縮直接輸入。視網膜在最后那一層做了大量計算。在第一層（視桿視錐細胞），表征是一個位圖圖像，就像把圖像鋪在瓷磚上。但在最后那一層，信號已經經過壓縮了，包含邊緣、相對運動、顏色等。如果你刺激那里的一個細胞，你得到的不是一個像素，而是一個復雜的梯度特征。由于我們不知道那個“編解碼器（Codec）”，也不具備精確控制的能力，所以你只會得到亂七八糟的閃光。我們研究的實證發現是：如果你用圖像去刺激雙極細胞，你就能在腦海中得到圖像，因為那是視網膜中你想保留的關鍵處理步驟。

Gary Tan：你當初就知道會成功嗎？還是嘗試了不同部位？

Max Hodak：我們剛創辦公司時，與大多數醫療器械公司不同。他們通常是圍繞某個專利或學術成果成立。我們不是。我們起初有幾個想法，持有一種“神經工程中心主義”的醫療觀。我們認為近期能造出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視網膜假體。我們覺得技術在 2021 年左右已經成熟了。我們采取了“第一性原理”的方法。但在生物學中，你必須小心第一性原理，因為它還不夠，你還得理解進化到底做了什么。

我們當時面臨一個選擇：刺激雙極細胞還是視神經細胞？是用電刺激還是用“光遺傳學（Optogenetics）”？我們探索了所有四個象限。很快發現刺激視神經細胞很難，因為需要針對每個患者進行百萬級的自由度校準，這在實踐中行不通。于是我們轉向雙極細胞。然后是電刺激還是光遺傳？我們兩手抓。我們在公司內部開發了最先進的光遺傳基因療法。光遺傳學是通過蛋白質讓神經元對光產生反應。傳統的蛋白質需要強激光才能激活，但我們找到了一種靈敏度極高、在室內辦公光線下就能產生反應的蛋白。不過，這距離臨床應用還有 5 到 7 年，且充滿變數。同時我們也調研了全球最好的電刺激技術，斯坦福大學十年前發明了一種技術，后來歐洲的一家小公司在開發，我們確信那是正確的道路，于是幾年前收購了他們。這種“鳥瞰式”的研究路徑把我們帶到了今天。

Gary Tan：太瘋狂了，太酷了。我想跳到你進入科技領域的開端。你是怎么開始的？很多人可能在想，我聽了很多 B2B SaaS，但我怎么才能成為像你這樣的人？

Max Hodak：我確實是做軟件出身，我最深層的技能是軟件。我雖然有生物醫學工程學位，但我從小就編程。我父母講過一個故事，我坐在書店地板上哭，直到他們給我買了一本《學習 Visual Basic》。我一直對大腦感興趣，受到科幻小說的啟發，《黑客帝國》對我影響巨大。那個“比特世界”非常迷人，因為在物理世界中，建設東西很難，資源有限，地球很小。但在機器里，沒有這些約束。如果你能模擬一個世界，一切皆有可能。而如果你意識到你無法分辨現實與模擬，那么結論就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大腦。只要你能通過工程手段支持大腦，其他一切都是可以替代的。這是一個深刻的洞見。

Gary Tan：這涉及如果能給意識提供正確的輸入……

Max Hodak：這也涉及意識是什么的問題。現在有一種說法，BCI 是 AI 的附屬故事，目標是融合人類與機器。我覺得有道理，但更直接的是，我認為 BCI 是“長壽”和“醫療”的附屬故事。如果 AI 的終極目標是超強智能機器，那么 BCI 的終極目標其實是“意識機器”。可能沒有任何測量手段能告訴我們一個東西是否有意識，你唯一能確定有意識的是你自己。如果是這樣，要研究意識，我們就需要用 BCI 去“親身體驗”。一旦你理解了大腦支持意識的底層物理學，你最終就能得到超強智能的意識機器，我們可以通過超高帶寬連接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與人們通常理解的 BCI 敘事非常不同。

Gary Tan：我們正處于這一切的開端。現在的帶寬雖然還相對較低，但會變得更高。就像 PC 革命，誰能想到一切始于一個藍色小盒子。

Max Hodak：還是需要一點“暫時拋開懷疑”。生物技術一直非常 incremental（遞增式的）。你可以花十年做一些感覺非常細微的事情。但現在我覺得不再是那樣了。我覺得我們正處于起飛時代。但也要記住，這并不是始于 2019 年或 1999 年，而是始于 1800 年代后期的工業革命。在工業革命之前，幾千年來生活幾乎沒有根本改變，人們甚至沒有“進步”的概念。他們無法想象蒸汽機出現后的頭 15 年生活會發生怎樣的巨變。那就是我看向未來 15 年的感覺。

Gary Tan：你們現在有電刺激，同時也有“生物耦合”。你會把它稱作 V2 版本嗎？

Max Hodak：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電刺激 Prima 治不了青光眼，因為那是視神經本身的喪失。有可能我們可以用“生物混合 BCI”來解決。我們在 Science 有三條研發管線：第一是視網膜研究（Prima）；第二是神經接口；第三是血管項目（Vessel）。生物混合神經接口的想法是：如果你的大腦是一堆神經元，大自然會怎么解決這個問題？進化是比我們好得多的工程師。直覺源于：大腦由兩個半球組成，但你體驗到一個整合的瞬間，這靠的是連接半球的胼胝體（約 2 億根纖維）。我在想，如果大自然想要建立一個超高帶寬的“腦對腦”連接，或者想要一個新的“腦神經”，比如“互聯網神經”，它會怎么做？它會生長出一束新的神經。所以我們的方法是：在大腦植入物中培養活的神經元（由干細胞誘導），讓它們與你原有的神經元長在一起，形成新的生物連接。

Gary Tan：它們和你自己的神經元有關嗎？

Max Hodak：這是一個深度研究領域。我們使用一種通用的細胞系。最深層的技術是我們將它們從免疫系統中“隱藏”了起來。我們是極少數擁有“低免疫原性干細胞”的公司之一。你不需要為每個病人定制，那樣太貴太慢。我們將這種工程化神經元裝進設備，然后將其“嫁接”到大腦上。我們不需要在大腦里塞電線，也不需要對你自己的大腦進行基因改造。像光遺傳或超聲波往往需要基因療法，那是“單向門”，一旦出錯就很嚴重。而在這里，唯一被編輯的是我們加入的嫁接細胞，如果它們死掉了，你也不會變得比以前更糟。但這帶來了在大腦中生長并形成廣泛生物連接的潛力。我們在動物模型中看到了這一點，雖然還沒進入人體。你看過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達》嗎？就像外星人的那個辮子，我就是這么想的：一個帶有連接器的巨大的新腦神經。

Gary Tan：就像尋找一個 USB 接口。那么在 Neuralink 時，你學到了什么？

Max Hodak：在很多方面，那是終極的“創業博士學位”。更多是關于如何執行一個技術極度復雜的公司，需要多學科團隊和基礎設施。

Gary Tan：當時 V1 是什么樣的？大腦在說哪種語言？

Max Hodak：從信息處理的角度看，大腦充滿了“表征（Representations）”。比如手部活動的表征：當你張開手指，一個神經元放電；合攏時，另一個放電。在初級運動皮層（很多 BCI 公司都在這里記錄），信號對應的是我們可以輕易理解的東西，比如手部狀態。LLM（大語言模型）能幫我們理解：當你靠近輸入或輸出（如肌肉、視網膜細胞）時，表征是具體的，對應顏色、頻率、扭矩。但當你深入大腦，表征會爆炸式地變成極其抽象的東西。比如大腦中有一個區域叫下顳葉皮層，那里的表征是一張“物體地圖”或“人臉地圖”。你可以把它看作一長串數字，其中一個點代表“花瓶”，另一個點代表“埃菲爾鐵塔”。隨著你在那個“流形（Manifold）”上移動，你就產生了對任何物體的感知。這就是數百萬個神經元代表的“可能物體空間”。

Gary Tan：聽起來就像是潛空間（Latent Space）。

Max Hodak：沒錯，就是潛空間。所以 AI 和神經科學正在大統一。最有趣的是，當你訓練 AI 模型時，其內部的表征看起來非常像大腦中的表征。這說明 AI 專家走對了路。那些說 AI 只是“隨機鸚鵡”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很多神經科學家都轉行去做 AI 了，因為在模型上做研究容易得多。

Gary Tan：這對你來說是好消息，因為 Science 的工作就是成為大腦的 API。

Max Hodak：完全正確。大腦記錄到的神經活動就是另一個“潛變量”。如果你能將其翻譯成另一個模型，就能做很酷的事情。

Gary Tan：談談早期的運動解碼。

Max Hodak：這是很經典的任務，上世紀 90 年代末就有人實現了。很多 BCI 公司現在做這個是因為它肯定行得通。現在的挑戰是電子工程：如何把電子設備縮小、降低功耗以減少產熱，從而能縫合皮膚。這就是 Neuralink 的一大貢獻。以前的設備需要頭皮外接一個連接器，皮膚不閉合就有感染風險。而實現閉合皮膚需要極高效的微型電子設備。這得益于“智能手機紅利”——蘋果和三星投入巨資研發的電子技術，讓我們這些公司得以利用。

Gary Tan：作為生物混合方案，你面臨的挑戰呢？

Max Hodak：有人會覺得，你給設備增加了一堆生物細胞，增加了復雜性。但 BCI 就像醫藥，不會只有一個產品。會有很多公司針對不同應用，生物混合方案可能只對某些最高端的應用是必要的。

Gary Tan：談談 Science 的第三部分：Vessel。這聽起來也很具顛覆性。

Max Hodak：這是我們最小的項目。這是關于“灌注（Perfusion）”領域的，比如體外循環機。我十年前讀到過一個案例：波士頓一個 17 歲少年在等待肺移植，期間靠 ECMO（人工心肺）維持生命。后來他出現了并發癥，失去了移植優先級，被移出了名單。醫生面臨倫理困境：他還活著，能玩游戲、做作業、和朋友聚會，但一旦關掉機器他就會死。醫生說，他的家人因他活著而獲益，但這引發了公平性問題，因為維持他每天要花 50 萬美元。

我當時想，這說明技術和經濟部署之間存在巨大鴻溝。我搜索文獻，發現很多醫生把這稱為“通往無處的橋梁（Bridge to nowhere）”，建議家屬放棄。我問醫生為什么不能把它作為“終點治療”而非“橋梁治療”？醫生甚至對我大喊大叫。但我看到這里有巨大的統一機會。現在 75% 的肝臟移植使用類似的灌注技術，讓手術不用再在凌晨三點搶救式進行。但這些設備重達半噸，得坐私人飛機運送。我們在想：能不能精簡到你可以把一顆腎臟裝進聯合航空的行李艙運送？能不能讓那個 17 歲少年背著“人工肺背包”回家？在那個少年的案例中，他們最后停止更換氧合器濾網，一周后他因血栓去世了。這很不公平。如果你能提供視、聽、平衡、運動控制，并讓他能走向世界，這就是重構醫學問題的方法。

Gary Tan：談談 Neuralink 是怎么開始的？你是怎么認識埃隆的？

Max Hodak：2016 年初，我收到 Sam（Sam Altman）的一封郵件，標題是“瘋狂的問題”。他說埃隆想開一家 BCI 公司，誰該來負責？我一開始推薦了 MIT 的朋友，一小時后我想：等等，我也可以啊！于是 Sam 介紹我認識了埃隆。埃隆當時已經有了這個想法和 Neuralink 這個名字。2016 年下半年，我們這一小組人每周見一次面，滾雪球式地變成了 Neuralink。初始成員很多是我在杜克大學實驗室的熟人。

Gary Tan：當時討論把電腦連接到人腦是什么感覺？

Max Hodak：埃隆比絕大多數人都更早、更清楚地看到了 AI 的未來。他認為這不能和人類脫節，必須融合，從而升級人類，而不是被拋下。看看地球的歷史，人類統治了地球，我們把最親近的靈長類關在玻璃箱里。所以更強的智能是非常危險的。這是一種驅動力。

Gary Tan：你是從純軟件轉到硬件和突破性研究的典范。對于那些想走類似道路的人，你會給 2016 年的自己什么建議？

Max Hodak：兩件事。第一是我做了的事：明確目標并具有極強的“能動性（High agency）”。我在大學就知道想做 BCI，雖然那個實驗室通常不收本科生，但我通過化學系的獨立研究課程找到了“后門”混了進去。第二是我沒做的事：大學畢業后我創辦了一家云實驗室公司 Transcriptic。那也很有前景，但我當時是“困難模式”，那是從 2012 年到 2016 年的苦役。回頭看，我應該更早去為埃隆這樣的人工作，那會極大地提升你的視野和對“游戲規則”的理解。創業往往是一種“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在硅谷這種特定的文化中傳承，這能讓你在 20 歲時的職業軌跡截然不同。

Gary Tan：展望未來 10 到 20 年，你最興奮的是什么？

Max Hodak：我現在對 2035 年有一個“事件視界”。我曾以能預見未來為傲，但 2035 年之后的事情我看不透了。我認為第一批活到一千歲的人可能已經出生了。地球正處于一個異常變化的時代。AI 和 BCI 是兩條平行的敘事。人們開始意識到 AI 是真實的，但還沒完全理解其潛力；而人們對 BCI 的可能性更是一無所知。我總體上是樂觀的，我的“毀滅概率（P?doom）”很低。到 2035 年，雖然我不敢說能治愈所有疾病，但我們會有一種全新的方式來重新定義“人類境況”，包括人與機器、人與人之間的連接界面。

Gary Tan：Max，非常感謝你加入我們，感謝你構建未來。

Max Hodak：謝謝，Gary。

來源：華爾街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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