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史上十個最殘忍的人體實驗 最后兩個簡直滅絕人性！

10、Hofling醫院實驗

1966年，心理學家 Charles Hofling為了證實人們都過于聽信專業或權威人士的話，設計了一個實驗并在一家真正的醫院實施。

值班護士們接到一名醫生的電話，要求她們按兩倍最大劑量的未經批準藥物為一位病人施藥，而藥物包裝瓶上明確說明了那個劑量可能會要了病人的命。

然而 22名護士中，有 21名仍然準備按照醫生的指示為病人施藥，她們沒有一個人見過那個醫生，明顯已經違反了醫院管理條例。

但其它類似的實驗表明了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并不比這些護士高明，我們都很聽話，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斷力!

9、電擊兒童療法

從1940 年代初到 1953 年，世界知名的兒科神經心理醫生 Lauretta Bender 對研究精神分裂癥的兒童很感興趣，于是她在紐約城的Bellevue 醫院內對至少 100 名 3～12 歲的兒童做了電擊實驗(也有報導說超過 200名兒童)。

當時他們對外宣稱，這種電擊痙攣療法從 1942 年到 1956 年間在這醫院治療了超過 500 名兒童，包括Bender的受試者，但在Bender的私人備忘錄中卻記錄著她的挫折。

Bender有時會每天兩次電擊精神分裂癥的兒童(有些小于3歲)，連續 20天，有些被實驗的兒童變得暴力和想要自殺。

8、Tuskegee 梅毒試驗

梅毒是一種可怕的疾病，感染之后可能潛伏幾十年，然后重新啟動并毀掉人的主要器官。

然而在 60 年前，瓜地馬拉的 1500 人(主要是弱勢人群)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了梅毒。

原因是一位美國科學家John Cutler醫生的一向校驗青霉素對性病療效的實驗，至少有一個患者在研究過程中死亡。

當時科學家們雖然獲得當局授權，但并沒有征求當事人的同意，前幾年奧巴馬才為了這件事向瓜地馬拉的人們致歉。有參議院稱那是美國歷史上 “最黑暗的時刻”。

醫生先讓妓女感染上淋病或梅毒，然后任她們與士兵或囚犯發生關系還不戴套套，但即使那樣做也并沒有讓很多男人染病，后來醫生干脆直接使士兵、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染病。

7、特斯拉的死亡射線

曾經有人問愛因斯坦，“作為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你有什么感受?” 愛因斯坦說：“我不知道，你得去問特斯拉。”

聰明絕頂的特斯拉在早年的研究中制造了多不勝數的實驗設備來產生 X 射線，其中一項名為 “特斯拉死亡射線”研究計劃十分驚人，被認為是一個粒子束武器。

特斯拉生前曾經向美國戰爭部、英國和蘇聯政府游說，希望他們購買他的 “死亡射線” (或稱作和平射線 )研究，但都沒有成功，這個計劃被當時的美國戰爭部列為國家最高機密。

如果當時真的成功，這一定會變成殘暴的殺人武器!

6、恒河猴實驗

這是心理學家Harry Harlow著名的恒河猴實驗，他將一群剛出生的恒河猴從媽媽身邊硬生生拖走，然后給了它們兩個“后母”，一個是可以不斷提供奶水的鐵絲網盒子，另一個是猴媽媽模樣的絨布玩偶，只能抱抱沒有奶。

結果小猴子們除了餓的時候會去鐵絲盒吃會兒奶，其余時間想都不想馬上跳到布偶媽媽身上抱著不放，尤其是受到驚嚇時，雖然 “媽媽” 沒有五官也不能動，但它們無一例外地往她身上尋找安全和溫暖。

殘忍的在后頭，Harlow 讓布偶媽媽放鐵釘、射水柱來攻擊小猴，而它們還是義無反顧地要抱抱媽媽，這些小猴子長大之后都出現了自閉、反社會或攻擊性的行為。

而且小母猴成年后不懂性行為，于是 Harlow 設計了 “強暴架” 來讓她們生了下一代。

5、四·一計劃

“四一計劃”是美國在1954年3月1日于比基尼環礁上一個當量大到超乎想像的氫彈試驗“喝彩城堡”之后，對暴露在散落的放射性塵埃中的馬紹爾群島居民進行的一項醫學研究的代稱。

在核試驗后起初的十年，島上居民受到的影響并不顯著，統計數據也無法說明這些影響與受到輻射這一事實有必然聯系。

最初五年里，受到輻射的當地婦女流產率、死產率翻了一番，但隨后即恢復到正常水平;孩子中出現了發育障礙和生長缺陷，并無確切的模式可循。

然在接下來的十年中，輻射的影響是無容置疑的。

到1974為止，孩子們相繼不正常地患上甲狀腺癌(由于暴露于放射物之中)，幾乎三分之一受輻射的島民出現贅生性腫瘤。

4、蘇聯毒藥實驗室

蘇聯特務機關的毒藥實驗室也被稱為1號實驗室、12號實驗室及“會所”,是蘇聯秘密警察機構的一個隱秘的毒藥研究與開發機構。

蘇聯將芥子氣、蓖麻蛋白、洋地黃毒苷等致命毒藥應用于Gulag（人民的敵人）身上。

實驗的目的在于找到一種無味、無臭的化學物質，這種物質在驗尸時無法被檢測到。候選毒藥則被摻在飲食中作為“藥物”給受害者服下。

最終，一種滿足所有屬性要求的名為C-2的藥劑配制了出來。目擊者的證言稱，受害者體格上發生了變化，變得更矮，迅速虛弱，變得沉默平靜，最終在15分鐘時死亡。

瑪蘭諾夫斯基將處在不同生理狀態和年齡的人帶到實驗室，以更全面地獲得各種毒藥的藥性特征。

除人體實驗外，瑪蘭諾夫斯基還在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將軍的命令下私自用毒藥處決囚犯。

3、MKULTRA計劃

MKULTRA計劃，或稱MK-ULTRA計劃，是美國中情局的一項精神控制研究的代號，研究由其科學情報處進行，始于二十世紀50年代初期并至少在60年代末期仍在繼續。

有許多發表了的證據顯示這項計劃暗中利用多種藥物及其他方法來控制人的精神狀態，改變其大腦機能。

該實驗讓美國中情局職員、軍人、醫生、其他政府特工、妓女、精神病人和普通民眾服用LSD（譯者：致幻劑，或搖頭丸）來研究人們對這種藥物產生的反應。

實驗對象通常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這些藥物，這違反了二戰后美國同意簽訂的紐倫堡法案的精神。

即使不考慮受害者是被下藥的這一事實，招募實驗對象的過程也大多是違法的，（雖然在1966年10月6日前，LSD的使用在美國是合法的）。

在午夜高潮行動中，美國中情局在一些妓院中下套，以控制一些因為面子問題而羞于提起此事的人。人們不知情地服用LSD,妓院中設有單向鏡像，服藥“全程”被攝錄下來以備日后觀看和研究。

1973年，美國中情局局長理查德海默斯下令銷毀所有MKULTRA計劃的文件。依照該命令，中情局中大多數關于此計劃的文件都被銷毀，致使對MKULTRA計劃的完整研究基本上無可能實現。

2、731活人實驗

直到現在，很多人一看到731這三個數字就會感到毛骨悚然。731部隊也被稱為“惡魔部隊”，是二戰時日本陸軍在中國哈爾濱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研究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也是那個制劑工廠的代號。

他們使用活體人來做生化武器的效果實驗，例如活體解剖、向在不同距離位置的人扔手榴彈、凍傷、火焰噴射、鼠疫、人馬換血、、四肢互換和人畜雜交等等令人發指的實驗。

戰后美國政府赦免了負責這些實驗的科學家并讓他們安全抵達美國，說是對他們研究發現的回報。

1、納粹實驗

納粹人體實驗是基于德國納粹在二戰期間掌控的集中營之上的大規模醫學實驗。

在埃德瓦爾德·威爾茨的領導下，奧斯威辛集中營選擇一些囚徒來作為各種實驗的對象，這些實驗旨在在于幫助提高德國士兵在戰場中的表現，幫助軍中傷員的恢復，提升第三帝國提倡的種族觀念。

對集中營的雙胞胎進行實驗的目的在于說明雙胞胎在遺傳和優生上的異同，同時也研究人類身體是否能夠通過非自主方式受到操控。

該研究的中心領導是約瑟夫·門格爾醫生，他在超過1500對雙胞胎身上實施了實驗，這些雙胞胎最終只有200多些人最終存活下來。

門格爾醫生在將雙胞胎按照性別和年齡進行編排，將他們置于營房之內以備實驗，實驗從將各種化學藥劑注入雙胞胎的眼中，以研究是否能借此改變眼睛的顏色，到將雙胞胎縫在一起。

1942年德國空軍實驗研究如何解決低體溫問題。

其中一個實驗的內容是強迫實驗對象在充滿冰水的水箱內堅持3小時，另外一個實驗則是將囚徒脫光衣服扔到溫度低于零度的室外數小時。實驗員對各種讓實驗幸存者回復體溫的方法進行評估。

從1942年起到1943年9月，納粹在Ravensbrück進行了檢驗研究磺胺類藥物，一種人工合成的抗菌劑的有效性的實驗。強加到實驗對象身上的傷口被感染鏈球菌、芽孢梭菌屬厭氧菌、破傷風菌等細菌。

傷口的兩端被束緊，以阻礙血液循環，這樣便模擬出了一種類似戰場上的傷口。將木屑與玻璃渣被推入傷口以使其進一步感染。這些傷口則使用磺胺等藥物來治療，以檢驗藥物是否有效。

關于人體實驗的相關案例

根據美國生物倫理問題研究總統委員會8月29日公布的初步報告，為了測試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預防性病，美國研究人員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讓1300多名危地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作者染上淋病、梅毒和軟性下疳等性病，其中只有大約700人得到某種治療。

截至1953年底，共有83名實驗對象死亡。

60多年后發現塵封檔案

這一令人發指的丑聞最初曝光于2010年秋天。

在閱讀已故醫生約翰·卡特勒留下的檔案文件時，美國韋爾斯利學院從事女性和醫學史研究的專家蘇珊·里維爾比驚訝地發現，卡特勒曾于上世紀40年代在危地馬拉的監獄里秘密進行人體實驗。

里維爾比說，在得知這一驚天秘聞后，自己“差點兒從椅子上掉下來”，怎么也無法相信會有這種事。

在一篇長達29頁的文章中，里維爾比披露說，美國實驗人員有時讓囚犯、妓女或精神病患者喝下含有性病病毒的蒸餾水；有時為了讓一些婦女感染性病，拿帶有病毒的注射器劃破她們的口、臉和手臂……

而這些“人類小白鼠”對實驗目的毫不知情。這些實驗對象有的接受了青霉素治療，有的則沒有接受過任何治療。

醫學史上可恥

事情被曝光后，危地馬拉政府立即予以強烈譴責。危地馬拉總統阿爾瓦羅·科洛姆稱之為“違反人性的罪行”。危政府表示，“保留將這一事件提交國際法庭的權利”。

危地馬拉副總統埃斯帕達29日稱，危地馬拉方面已經找到5名非法實驗的幸存者，并準備把他們送到危地馬拉最大的醫院進行檢查，以確定實驗對他們本人和家人所造成的影響。

據介紹，這5名幸存者年齡在85歲左右。埃斯帕達表示，危地馬拉政府將對檢查結果進行分析，然后決定如何應對。檢查結果將于2011年10月由科洛姆提名組成的總統調查委員會公布。

2010年10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被迫就此事向科洛姆表示道歉，強調這種行為“違反了美國人的價值觀”，并下令組成生物倫理問題研究總統委員會對事件展開深入調查。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凱瑟琳·西貝利厄斯也聯合發表了道歉聲明。

美國生物倫理問題研究總統委員會表示，這項得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的研究項目，“沒有將危地馬拉人當人來看待”。

雖然對梅毒、淋病等性病治療方法的研究是當時的一項重要科研目標，但研究人員沒有任何理由在明知違反倫理道德的情況下進行這種實驗。

該委員會主席、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埃米·古特曼譴責“這是醫學史上可恥的一頁”。

她說：“參與實驗的研究人員連對人權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沒有，實驗毫無道德可言。”

據報道，這個委員會將在2011年12月發布最終調查報告，“評估該事件涉及的道德問題”，以“確保類似事件今后不再發生”。

受害者一直被蒙在鼓里

2010年10月，曾有美國政府官員透露，類似實驗不止在國外進行，在美國國內也發生過“10多次”。

美國媒體2011年2月爆料說，上世紀40至60年代，美國政府曾打著“研究治療方法和研發新型藥物”的旗號，對國內的囚犯和疾病患者進行了“高達40多次”人體實驗，包括讓精神病患者感染感言病毒、讓囚犯感染流感病毒以及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細胞等。

更令人憤慨的是，一些實驗僅僅出于研究人員的好奇，根本沒有任何成果可言。

事實上，在美國開展人體實驗早已不是什么新聞。媒體早在1972年就曾披露，從1932年開始，美國衛生部門官員在亞拉巴馬州征召了大約600名黑人，秘密開展梅毒對人體危害的研究。

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這些被無辜剝奪了健康乃至生命的受害者和他們的親屬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影響

劉長秋（上海法學會生命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人體實驗是現代醫學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必經環節，正如世界醫學大會在《赫爾辛基宣言》中所指出的：“醫學進步取決于對人體對象進行實驗的研究”（第四條）、“即使是最經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方法也必須不斷地由科學研究來檢驗它們的有效性、效率、易利用性和質量”（第六條）。

然而，人體實驗也經常為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乃至機構和國家所濫用，以致釀成人類醫學發展史上的悲劇性事件。美國在危地馬拉所進行的性病實驗就在此列。

該事件是對世界人權事業的一次嚴重褻瀆，其曝光對于向來以“人權衛士”自居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次嘲弄，充分暴露了美國人權外交的虛偽性，使美國對內對外所奉行的雙重人權標準再次暴露無遺！

同時,該事件的曝光也凸顯了強化國際生命倫理法律規范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直接涉及人類生命尊嚴的國際人體實驗立法方面。

醫學的進步離不開人體實驗，但很顯然，人體實驗的進行必須建立在國際法律與倫理準則基礎之上，否則，就很容易背離醫學發展的公益性，淪為個別人乃至國家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