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與以色列由“熱”變“冷”的關系探析

一、猶太人的“涂圣油的王”

伊朗與以色列的關系非常復雜, 包括歷史、文化、地緣政治等幾個方面, 它同以色列一樣都是民族歷史積淀很深的國家。早在2500多年以前, 以色列的猶太民族和伊朗的波斯民族就生活在中東地區。公元前1000年, 以色列王大衛統一了那些各自為政的部落, 在耶路撒冷建都。之后,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 在耶路撒冷興建了圣殿, 帶領王國民眾建設王國, 使以色列王國的發展在當時的中東地區處于領先地位。所羅門之后, 國家就出現了分裂, 原王國分裂成以色列王國和猶太王國。公元前772年, 以色列王國被亞述王國所滅;公元前586年, 猶太王國也被新巴比倫王國吞并。滅亡后的猶太王國民眾和猶太王被押往巴比倫成為被人奴役的奴隸, 史稱“巴比倫之囚”。

公元前2000年, 當時波斯人在中東生活的地方, 就是現在伊朗所處的位置, 也就是說, 伊朗在很早很早以前就開始統治這塊土地。公元前550年, 當時的波斯部族首領居魯士, 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了波斯帝國, 使波斯人完全成為了這塊土地的主人。公元前538年, 居魯士領導的波斯人征服了巴比倫帝國。他開明大義, 釋放了“巴比倫之囚”, 讓他們回到故土, 并鼓勵他們重建圣殿。居魯士的所作所為正好與猶太人傳說中的救世主巧合, 居魯士因而被猶太人尊稱為“涂圣油的王”。接下來的400年時間里, 統治這里的除了波斯人之外, 還有古希臘人。猶太人生活在故土, 一定程度上講, 過得也算安逸, 也享有較自由的權力。居魯士作為“巴比倫之囚”的解放者, 既成全了猶太人, 也在一定意義上成全了今天的以色列這個國家。

從公元前60年起, 這里逐漸被羅馬人所控制。為了擺脫羅馬人的統治, 猶太人進行了多次起義, 但由于力量的懸殊, 雖然歷經了4年的艱苦戰斗, 猶太人還是被羅馬人給征服了, 第二圣殿也被焚毀。國破家亡, 猶太人開始過起了顛簸流離的生活。

二、相互利用的雙贏關系

隨著流離在外的猶太人遭到的歧視和迫害越來越嚴重, 加上他們當初想融入當地社會這一想法的破滅, 于是, 19世紀末, 在歐洲首先興起了一股猶太復國主義思潮一直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的生活支柱。1897年, 西奧多·赫茨爾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了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 他認為“在巴塞爾我創建了猶太國”。赫茨爾是一位奧匈帝國的記者, 出身于猶太裔, 為了創建猶太國, 早在1895年, 就表達了猶太人向“應許之地”遷移的主張。之后, 他寫下了《致羅施柴爾德家族》小冊子, 即《猶太國》的提綱, 并推介自己的遷移計劃, 明確遷移的目的地是巴勒斯坦。赫茨爾通過信件來推動猶太復國運動, 在猶太群眾中產生巨大影響。1896年, 他被維也納的猶太復國主義學生組織承認為領導人。1897年, 他出版猶太復國運動的宣傳喉舌《世界》周刊。由此看出, 為了創建猶太國, 西奧多·赫茨爾是認真地做了前期準備工作的。

在復國主義思想的感召下, 眾多的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這片曾經的故土, 但曾經的故土已成為阿拉伯人的家園, 阿拉伯人反對猶太人返回這里。為此, 雙方圍繞著回歸與反回歸發生過多次流血沖突。

客觀地說, 猶太民族一路走來充滿了艱辛, 在他國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 多次被遷徙、被流散、被驅逐、遭奴役, 尤其是二戰期間, 600萬猶太人被德國納粹殺害, 更給猶太民族增添了無窮的悲憤。他們渴望自由、渴望尊嚴, 因而, 想有自己的國家, 想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47年, 鑒于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暴力沖突不斷升級, 和平努力受到挫敗, 加上猶太人復國的理念也獲得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持, 于是, 聯合國成立了“巴勒斯坦專門委員會”, 來討論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問題。這年11月, 聯合國大會表決了《1947年聯合國分治方案》, 并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兩個國家。以色列接受了該方案, 但阿拉伯國家聯盟斷然拒絕。故此,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國正式宣布成立。

以色列建國后, 阿拉伯國家拒絕承認, 不到24小時, 5個阿拉伯國家 (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埃及和伊拉克) 的軍隊入侵了這個新國家。戰爭斷斷續續打了一年多, 于1949年7月, 以以色列停火線為基礎分別與接壤的阿拉伯國家簽訂了停戰協議。但此后由于阿拉伯國家從內心里還是不愿接受聯合國的分治方案, 又爆發了4次中東戰爭。

△ 1947年聯合國分治方案

此時的伊朗, 國內也發生了變化, 摩薩臺倒臺后, 巴列維國王逐漸掌握了伊朗的實權。巴列維國王從以色列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 盡管他不想得罪這些阿拉伯國家, 但作為“異類”的以色列, 其成功的國家建設經驗又使他對以不能割舍, 夢想實現伊朗的現代化和恢復波斯帝國, 需要得到以色列的幫助。因而, 在阿以沖突時保持中立。并且, 伊朗還想著通過以色列, 鋪設一條和美國發展關系的道路, 在實現自己現代化的目標上爭取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另外, 想依靠以色列的能力, 去牽制阿拉伯國家的民族主義, 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也是伊朗想與以色列保持良好關系的另一種企圖。而以色列也明白自己在中東這個地區勢單力薄, 建立與伊朗的良好關系, 既可以使自己擺脫孤單, 也可以借助伊朗石油資源發展自己的實力。于是, 心照不宣的雙贏, 使兩國關系的發展, 走得很熱絡。

這一時期, 兩國人員往來不斷, 以色列的國家領導人, 如本·古里安、梅厄等也都訪問過伊朗。在合作上共同遏制納賽爾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和伊拉克的地區霸權野心等, 并通過伊朗把伊拉克境內的猶太人轉往以色列。以色列還幫助伊朗建立和訓練特務機構“薩瓦克”, 并進行軍事和情報合作, 經濟上也給予支持。

1975年, 伊朗從美國和西德一口氣購買了8座核反應堆, 試圖依靠美德技術發展核武器。但美國人對于巴列維的心思也進行了提防, 在提供給伊朗的技術資料中, 事先進行了處理。巴列維的目的沒有得逞, 無奈之下, 他又把目光轉向巴基斯坦和以色列。1976年, 以色列答應了巴列維的請求, 但要求伊朗必須做到:不允許再同巴基斯坦在核技術上聯系;必須對美國嚴格保密。巴列維為了盡早實現目的, 就爽快地答應了以色列, 并派親信圖凡尼揚前往以色列簽署了秘密合作協議。

這項代號為“鮮花工程”的計劃主要包括三大內容:以色列接受伊朗留學生到迪納莫核反應堆進行培訓, 兩國共同從事核武器開發及核彈小型化研究;兩國在以色列伽伯列反艦導彈基礎上研制一種射程約200公里的巡航導彈;以色列向伊朗提供現有杰里科—1型彈道導彈的技術, 并在此基礎上發展一種可攜帶核彈頭、射程達1500公里的導彈 。伊朗官方甚至提前為這種導彈選定了名稱——“居魯士大帝”。但這項“鮮花工程”, 由于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 也最終夭折。

△ 巴列維王朝 末代國王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三、從“蜜月期”到“冰凍期”的兩國關系

1979年1月, 霍梅尼發動伊斯蘭革命, 推翻了親西方的巴列維國王, 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霍梅尼對以色列從來“不感冒”, 這位后來成為伊朗最高精神領袖的領導人, 早年在國外流亡期間, 就抨擊巴列維, 呼吁伊斯蘭世界和穆斯林兄弟團結起來, 反對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他反對伊以兩國友好, 認為以色列是伊斯蘭世界的毒瘤, 必須鏟除, 否則后患無窮。在霍梅尼看來, 以色列不過是西方殖民主義在中東的工具。他認為:“殖民主義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企圖消滅伊斯蘭民族和伊斯蘭國家, 殖民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正在包圍伊斯蘭各民族, 掠奪他們的財產和自然資源。”因此, 他提出伊朗“不要東方, 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蘭”的口號, 并堅持“用伊斯蘭的思想和知識教育人民”。

伊斯蘭革命使伊朗和以色列的親密關系畫上了休止符, 兩國的外事交往停止, 駐外機構撤離, 合作項目也就此中斷。伊朗在霍梅尼統治下, 完全拋棄了巴列維親西方的政策。霍梅尼要求在國家生活各個領域推行徹底伊斯蘭化, 提出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的口號。在霍梅尼看來, 伊朗的貧富懸殊, 貪污腐敗, 社會不公與道德失序, 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結果;唯有回歸真正的伊斯蘭教教義, 才能建成一個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諧的偉大社會。為此, 他號召伊斯蘭世界要鏟除以色列這個“毒瘤”, 用伊斯蘭教在精神上支持伊斯蘭世界。

△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

令人玩味的是, 盡管伊朗在革命后一直仇視以色列, 但它又離不開以色列。兩伊戰爭爆發后, 伊朗在國際上陷入孤立境地, 缺少支援, 戰爭物資面臨短缺。此刻, 以色列好像看到了與伊朗修復關系的契機, 就向伊朗輸送軍火, 來顯示朋友的大度和真誠, 力爭博得伊朗的好感, 來重新恢復兩國的友好關系。當然, 以色列這樣做有自己的企圖, 就是希望借伊朗力量平衡伊拉克, 不希望薩達姆稱霸中東。然而, 兩伊戰爭期間, 伊朗雖然購買以色列的軍火, 但霍梅尼的反以思想并未妥協, 對于巴解組織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反以行動繼續給予積極支持, 還與敘利亞密切合作, 堅持反以統一戰線。以色列對伊朗的所作所為非常氣憤, 曾經抱有的一點幻想也徹底熄滅了。從此, 以色列與伊朗的關系漸行漸遠, 直至反目為仇。

通過多年的浴血奮戰和迂回曲折的外交努力, 以色列終于在中東地區站穩了腳跟, 即使是老冤家巴解組織也在現實面前漸漸失去了曾經具有的強硬, 到上世紀90年代, 以色列的生存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1993年, 在國際社會的斡旋和調停之下, 以色列與巴解組織簽署了《奧斯陸和平協議》, 實現了歷史性的和解, 持續幾十年的對抗沖突開始進入和平解決的新階段。但伊朗不接受《奧斯陸和平協議》, 認為協議是“不公正的、傲慢的, 歸根結底是荒謬的” ,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談判是不可能實現真正和平的。因而, 伊朗態度明確地要求解決諸如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占領問題等一系列歷史問題。本來對協議描繪的未來圖景還抱有希望的以色列, 被伊朗來了個當頭棒喝, 憤怒中把伊朗看做是“最危險的敵人”。

繼巴以和談之后, 伊朗核問題又成為以色列和伊朗兩國關鍵性的節點問題。以色列自己已經擁有核武器, 但為了減少生存的危機, 它絕對禁止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和伊朗擁有核武器。所以當伊朗重新啟動巴列維時期的核計劃時, 它強烈反對伊朗重啟核計劃, 并動員美國和歐盟等向伊朗施壓, 逼迫其放棄核計劃。然而, 美國和歐盟對伊朗的施壓, 能否起到作用, 以色列心里也沒底。于是, 以色列一方面為伊朗擁有核武器后, 給自己帶來的災難性后果而深感焦慮;另一方面又暗下對付性措施, 如果美國和歐盟的施壓無法阻止伊朗核武器計劃, 以色列就將單方面動用武力, 打擊伊朗的核設施。伊朗似乎也看明白了以色列的心思, 不甘示弱, 明確警告以色列, 如果襲擊伊朗核設施, 必將摧毀以色列的迪莫納核基地, 并讓“這個猶太國家在地球上不復存在” 。

其實, 伊朗與以色列并沒有什么無法釋懷的仇恨和矛盾, 只是這兩個國家間的關系夾雜太多的他國因素而無法脫身。從根本上說, 伊以之間的矛盾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對立表現, 伊朗是伊斯蘭世界的激進代表, 它把以色列看成是西方世界在中東地區代言人;伊斯蘭世界里普遍認為以色列強占了大片的巴勒斯坦的土地是西方在伊斯蘭世界的代理人。伊朗反以不僅僅是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占領, 更是通過反以色列這個西方代理人, 來反對西方霸權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和干涉, 破壞中東的和平與安寧, 進而反對西方的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而從歷史淵源和生存發展看, 以色列并不想與伊朗為敵。我們真心希望有朝一日這兩個曾經友好的國家能夠握手言和。（節選自《史學月刊》，2012年第10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