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遠離屏幕能讓我們翻開書本嗎？掠奪性霸權

遠離屏幕能讓我們翻開書本嗎？

《布萊克書店》劇照

在全球范圍內，人們都在為閱讀的衰亡而擔憂，這種擔憂并非毫無根據：發表在“iScience ”的研究顯示：過去20年間，美國人日均的消遣閱讀的比例下降了40%以上。經合組織指出，2022年發達國家的教育成果下降是“前所未有”的；根據該組織最新的成人技能調查，除丹麥和芬蘭外，過去十年間其余成員國的國民平均讀寫能力都未有提升。未成年人的日常對話中充斥著網絡梗，屏幕搶奪著人們的注意力。

屏幕正在摧毀文明嗎？孩子們是否已經失去思考能力？我們正在見證識字者的黃昏嗎？對于這些問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查爾斯特大學的圖書館員卡羅·亞科諾認為，上述的診斷過于簡單。他在《aeon》雜志發表名為“書籍與屏幕”的文章，并強調減少使用屏幕的時間并非提高專注力的方法。

亞科諾首先列舉了人們已耳熟能詳的診斷：科技已經從根本上侵蝕了我們持續思考的能力，除了保持安全距離寫下些挽歌式的文章外，我們無能為力。然而，對于在大學圖書館工作，終日觀察人們如何與信息互動的亞科諾而言，情況與上述敘事并不相符。問題并非不存在，而是診斷本身出了錯。亞科諾提醒，人們對于“屏幕文化”存在某種刻板印象，但別忘了這部能向用戶推送被算法篩選出的引戰內容的設備，同樣也能展現莎士比亞全集。問題的關鍵并非設備，而是我們如何使用它。

不妨讓我們留意一些有趣的現象：一個讀不完一本小說的人，卻能看完一部關于奧斯曼帝國衰落的三小時視頻論文。一個被認為注意力無法集中的青少年，卻維持數小時的游戲專注力。他甚至同時解析跨越多個故事線的復雜敘事、與隊友協調、實時調整策略。這不是認知能力的高低，而是不同的認知方式。其中的區別不在于屏幕，而是環境。

加州大學歐文分校信息學冠名教授格洛麗亞·馬克二十年來持續追蹤人們在屏幕上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她的研究表明：注意力分散現象并非與屏幕本身普遍相關，而是與特定設計模式掛鉤：通知系統、不定時的獎勵機制、無限滾動瀏覽。這些是由企業出于特定經濟目的而設計的機制，而非媒介與生俱來的屬性。屏幕天生并不具有破壞注意力的特性，而是因為主流平臺為服務廣告收入，將其刻意設計成為轉移注意力的工具。

亞科諾寫道：當知識傳播方式發生變革時，總是伴隨著文化精英階層的批評與擔憂。19世紀末的英國，每周有超過百萬份廉價男孩刊物售出，這些“一便士驚悚小說”充斥著犯罪、恐怖和冒險的獵奇故事，被批評家斥為道德腐化、思想淺薄。維多利亞時期的評論家們曾為青年墮落、嚴肅思想的消亡，以及難以與這類低俗娛樂抗衡而憂心忡忡。

但如果我們追溯到18世紀與19世紀早期，小說閱讀本身就被視作墮落。1796年，《Sylph》雜志就曾憂心忡忡地指出：“各個年齡、各種背景的女性都染上并保持著閱讀小說的嗜好……這種墮落已無處不在。”

這些恐慌背后的核心在于：是誰在制造恐慌，以及為何制造。早在1533年，托馬斯·莫爾就曾譴責新教典籍是“致命毒藥”，像是用“傳染性瘟疫”感染讀者。卡托研究所關于歷史識字率的研究指出，在17至18世紀，“部分人認為識字率的普及具有顛覆性或腐化性。識字能力從極少數精英向大眾蔓延，令許多保守派深感恐懼。”維多利亞晚期的學校教育始終對新近識字的工人階級子女的閱讀內容感到焦慮：“廉價驚悚小說”與“垃圾讀物”反復成為文化評論與教育關注的焦點。這種恐慌實質上并非源于識字率的衰退，而是源于文化傳播脫離了精英階層的掌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20世紀的美國，美國兒科醫生瑪麗·普雷斯頓聲稱超過半數兒童對廣播與電影犯罪劇“嚴重上癮”；精神病學家弗雷德里克·沃瑟姆則宣稱漫畫導致“長期刺激、誘惑與蠱惑”，并稱其比希特勒更危險。

研究技術恐慌的心理學家艾米·奧爾本分析了這種“西西弗斯式循環”：每一代人都恐懼新媒體會腐蝕青年；政客利用這些恐懼，同時轉移人們對不平等、教育投入不足等系統性問題的關注；研究總是啟動過晚；待證據積累顯示影響因情境而異時，新技術已然出現，循環再次開啟。

縱觀歷史，淺薄的內容與技術一直存在，它們與嚴肅思考始終共存。廉價驚悚小說的流行并未阻礙查爾斯·狄更斯、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或查爾斯·達爾文取得輝煌成就。然而問題在于，現在存在著一套被主動設計出來、旨在干擾嚴肅思考所需注意力的分發機制。

這種區別至關重要，因為它決定了我們的應對策略。如果問題本質在于屏幕本身，那么我們需要的是文化復興、回歸書本，甚至是擁抱盧德主義式的技術后退。但如果問題在于機制，那么我們需要的是設計行動主義與監管干預。那些分散注意力的屏幕，同樣也能支持專注；那些攫取人類注意力的技術，同樣也能滋養它。關鍵在于：由誰設計、為何設計，以及在何種約束下設計。

在圖書館里，亞科諾觀察到人們以祖輩難以想象的方式處理信息。曾需要數周檔案工作才能解答的研究問題，現在只需數小時。但改變的遠不止效率。信息整合的本質本身已然發生了轉變。例如紀錄片提供了情感共鳴與視覺證據，播客則讓思想在通勤途中悄然浸潤，每一種模式都有其難以替代的貢獻。

亞科諾提出，我們需要學會去構建“注意力容器”框架——創造有邊界的環境與習慣，使多元化的深度參與成為可能：例如在觀看紀錄片的同時做好筆記；在散步途中聆聽播客，讓思維發散；遠離手機，在靜謐空間里閱讀紙質書籍。這種做法并非抗拒科技，而是在精心編排，有選擇性地使用技術。

基于利用不同技術去獲得信息，亞科諾反思了所謂的“學習障礙”。多年來，教育者告訴一些人，他們患有學習障礙——其潛臺詞是：他們無法通過被認可的、“唯一正確方法”學習。但對印刷文本束手無策的人，可能卻在聽有聲書時如魚得水。亞科諾指出，真正有缺陷的是教學方式，它無法適應不同的神經認知結構。神經心理學家戴維·H.羅斯指出：“每個大腦都由數十億相互連接的神經元構成，形成獨特的神經通路。如同指紋一般，沒有兩個大腦完全相同。”當我們固執于單一互動模式時，我們并非在辨別誰能思考、誰不能；我們只是在識別誰恰好能夠以系統認可的方式進行思考。

這并非對注意力衰退的妥協，而是意識到人類的理解能力遠遠超過任何一種單一媒介。我們以這種方式重新認識了“讀寫能力”，它不僅是在紙頁上解碼符號，更是在人類編碼意義的萬千方式之間自由穿梭。

書籍的地位不會被動搖，對于某些需要持續、復雜思考的領域，它們依然無可替代。但書籍已不再是承載嚴肅思想的唯一載體。每一種思想都有其天然的形式，關鍵在于讓形式與意義相匹配：有些思想渴望被書寫，有些需要被看見，還有些必須被聆聽、感受或體驗。真正的錯誤在于強迫所有思想都通過單一渠道呈現：無論是書籍還是屏幕。

掠奪性霸權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2026年3/4月刊的封面主題名為“新美國霸權”（The New American Hegemony），通過多位頂尖國際關系學者的系列文章，包括《掠奪性霸權》《竊國統治時代》《全球主義者的錯覺》《多極化的錯覺》等，對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底層邏輯、全球秩序的演變以及大國博弈進行了全面反思。2月26日，該雜志旗下播客The Foreign Affairs Interview采訪了《掠奪性霸權》一文的作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斯蒂芬·沃爾特。

播客The Foreign Affairs Interview對話《掠奪性霸權》一文的作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斯蒂芬·沃爾特

“掠奪性霸權”（Predatory Hegemony）的理論脈絡起源于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對霸權責任的討論，由鄧肯·斯尼達爾（Duncan Snidal）通過區分“仁慈型”（benevolent）與“強迫型”（coercive）霸權奠定了邏輯基礎。隨后，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等學者進一步探討了霸權從提供公共物品轉向榨取私利的合法性危機。

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斯蒂芬·沃爾特將這一概念用來概括和界定唐納德·特朗普（尤其是其第二任期）所奉行的獨特的大戰略與外交政策。

沃爾特作為一位資深的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者，長久以來一直批評冷戰后美國建制派的外交政策（如過度追求自由主義霸權、推動超級全球化、深陷“永遠的戰爭”等），他認為這些過去的失誤為特朗普主義的崛起打開了政治大門。然而，對于特朗普當前的外交政策，沃爾特明確表示這絕不屬于傳統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強調積累盟友、謹慎使用武力、投資國內科技與教育以應對大國競爭），也不能用傳統的“勢力范圍”或單純的“霸凌”來完全概括。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由于身邊不再有“成年人”（建制派官員）約束，外交政策完全淪為其個人直覺的反映。為了準確描述這種利用美國歷史積累的巨大優勢、且對盟友和敵人都毫無差別進行剝削的新型外交模式，沃爾特使用了“掠奪性霸權”這一概念。

“掠奪性霸權”由兩個層面的含義構成：“霸權的基礎”和“掠奪的行為模式”。霸權的基礎并不意味著美國能完全統治世界，而是指美國在過去七八十年間建立起的一套賦予其巨大潛在杠桿的網絡與資源。這包括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傘、龐大的國內經濟市場，以及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金融體系。

正常的大國在面對競爭對手時都會帶有“掠奪性”（追求零和博弈、試圖獲得最大利益）。但掠奪性霸權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將這種極限施壓和零和博弈的態度用在了所有人身上，不僅針對敵人，也針對最親密的盟友，將所有的國際關系視為純粹的零和世界，利用華盛頓的特權地位，極其短視地向盟友和對手榨取讓步、進貢（tribute）、經濟利益以及順從的姿態，甚至試圖為領導人個人謀取私利。

沃爾特在采訪中列舉了大量特朗普政府的行為來證實這一概念。比如將關稅和經濟聯系武器化，對盟友（如加拿大、歐盟）反復無常地施加關稅威脅（在10%、20%、45%之間反復跳躍），迫使歐盟等簽署不對等的貿易協議。這種做法完全沒有連貫性，只是為了不斷索取新利益。

侵犯傳統盟友的主權與尊嚴，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試圖從丹麥手中“買下/奪取”格陵蘭島。當遭到拒絕時，甚至發出軍事或敵意威脅，將丹麥這個原本在歐洲最親美的國家硬生生逼成了對美國充滿警惕的國家。將軍事保護視為“敲詐”籌碼，過去美國保護歐洲和亞洲盟友是出于自身的戰略利益，但現在美國不斷用“撤回軍事保護”或“退出北約”來威脅盟友，以此勒索經濟讓步（如逼迫對方支付更多防御費用或在貿易上讓步）。摧毀外交制度，搞私人交易（新保王主義/Neo-royalism），退出六十多個國際組織，讓大量大使職位空缺；不僅不遵守國際規則，反而試圖建立完全受自己控制、如同兒戲般的“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外交被降級為特朗普個人與強人之間的作秀與私相授受。

《外交事務》新刊封面

掠奪性霸權有何后果？特朗普政府內部認為，只要美國足夠強大，盟友別無選擇，只能低頭。但沃爾特警告，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期內似乎能帶來眼前的勝利，但長期來看將帶來災難性的政策后果：

短期內盟友可能會為了平息美國的怒火而做出讓步（如獻媚、簽署不對等協議），但他們很快會發現“掠奪者是貪得無厭的”。長期來看，為了擺脫美國的勒索，盟友必然會尋找替代方案。例如，加拿大與印尼簽署貿易協議，歐盟與印度及拉美南方共同市場簽署協議，歐洲也開始出于“防備美國”的目的而加強自身防務建設。

如果美國不斷把“切斷軍事同盟”作為勒索工具但不兌現，這種威脅最終會被看穿為虛張聲勢，從而失去效力；如果美國真的切斷了同盟，那美國就徹底喪失了在此地的影響力。

當美國像掠奪者一樣四處出擊時，反而將其他國家尋求協作的機會留給了中國。皮尤等民調已經顯示，全球多個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正呈現超越美國的趨勢。

沃爾特借用海明威關于破產的名言——“起初是逐漸的，然后是突然的”（Gradually, then suddenly）。美國的衰落不會即刻發生，但這種外交政策正在緩慢地腐蝕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到2035或2040年，美國將會發現自己在一個充滿敵意、不再愿意配合美國利益的世界上醒來，變得“更貧窮、更不安全、影響力更小”。

如果說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時代的“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 Hegemony）被證明是過度擴張且行不通的，而特朗普式的“掠奪性霸權”最終又會摧毀美國的同盟基礎、加速權力的衰落。那么，沃爾特認為的正確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他給出的藥方是現實和克制的“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

具體說來，首先是收縮防線，聚焦三大關鍵地區。美國應清醒認識到自身得天獨厚的地理安全優勢（兩大洋的保護），不需要在全球每個角落維持軍事存在。戰略資源應集中于對自身核心利益至關地區。

其次，美國不應再像過去那樣替盟友包攬一切，也不應像特朗普那樣去勒索盟友交“保護費”。正確的做法是讓當地盟友為自己的國家安全承擔起首要責任。美國只作為“強大的后盾”，只有當地區力量嚴重失衡、盟友確實無力單獨應對威脅時，美國才投射力量進行干預。

第三，美國必須克制自己的干預沖動，停止居高臨下地對其他國家進行“社會工程”（即試圖把每個國家都改造成美式自由民主國家）；同時，也必須停止動輒將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武器化去脅迫他國。美國想在世界上保持長久的領導地位和影響力，最好的辦法是在國內建設一個繁榮的經濟體和功能完善的政治體系。

“簡而言之，需要一個將美國的承諾與其核心利益重新對齊的戰略——一個既不試圖統治世界，也不試圖掠奪世界的戰略。”沃爾特總結道。這聽起來是一個既需要戰略智慧，又需要極大政治克制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