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明明手頭的任務截止日期近在眼前,但卻毫不著急,而是做著無關緊要的事,甚至還會對著窗外的枝葉發呆?
這種被統稱為“拖延”的行為,長久以來都被貼上“意志力薄弱”的標簽,心理學界也長期將其歸為適應不良的應對模式——經典的時間動機理論(TMT)更是將其定義為非理性的任務延遲。
認為人們拖延的本質是為了逃避任務帶來的焦慮與壓力,是自我管理失敗的產物 。
但2025年8月發表于國際學術期刊《心理學新思想》的一項研究,徹底顛覆了這一延續數十年的傳統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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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與查爾斯·斯圖爾特大學的研究團隊,在通訊作者勞倫·L·薩林博士的帶領下發現:拖延行為的背后,或許并非單純的懶惰或情緒逃避,而是一種特殊認知策略的副產品;有長期拖延傾向的人,往往保留了孩童式的探索性學習模式,而這種模式,恰恰是復雜因果推理與創造力的重要來源。
在認知心理學的框架中,人類的學習與決策模式可清晰地分為兩類。
一類是被絕大多數成年人熟練運用的“利用式學習”:它依賴過往的經驗積累,優先鎖定最高效的執行路徑,以最快速度拿到確定性結果,極力避免無意義的試錯,在職業與學業場景中備受推崇。
而另一類是更常見于低齡兒童的“探索式學習”:使用者不急于得出非黑即白的結論,而是會對所有潛在可能性進行反復試錯與驗證,哪怕這些嘗試在旁人看來毫無價值。
過往研究早已證實,在需要構建全新假設的場景中,兒童的因果學習能力往往優于成年人,而這正是探索式學習的核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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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由此提出核心假設:很多有拖延習慣的人,正是將這種孩童式的靈活探索認知,保留到了成年階段 。
為驗證這一假設,團隊通過標準化量表篩選出237名不同拖延傾向的受試者,開展了兩組對照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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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采用測量因果推理能力的經典范式“Blicket任務”:受試者需要通過觀看設備對不同積木組合的反應,推斷出能激活設備的“Blicket”積木,以及設備激活的合取規則(僅當兩個有效積木同時放置時,設備才會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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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精妙之處在于設置了信息不充分的測試環節,用以區分受試者是會基于有限線索倉促下判斷,還是會保留多種可能性、識別出復雜的隱藏規則。
結果顯示,拖延傾向更強的受試者,更能避免陷入單一化的思維定式,正確識別合取規則的概率顯著更高,在復雜邏輯推理任務中的表現更優。
第二組實驗采用評估創造力的標準化工具“替代用途測試(AUT)”,要求受試者為報紙、回形針這類日常物品,想出盡可能多的非常規用途。
結果與前一組實驗高度契合:傾向性拖延的程度,能顯著正向預測受試者的創造力得分,拖延傾向越明顯的參與者,在發散性思維維度的表現越突出。
更顛覆大眾認知的是,研究還推翻了“拖延者對焦慮容忍度更高”的刻板印象。
數據顯示,有拖延傾向的人,挫折容忍度反而更低,更容易因任務中的不順產生煩躁與焦慮。他們的拖延,并非是對截止日期和壓力的無視,而是大腦的探索屬性,驅動他們跳出當下的線性任務,去追尋更多潛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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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項研究并非是為所有拖延行為正名,更不是鼓勵無視規則的肆意拖延。
它真正的價值是打破了“拖延=缺陷”的單一評判框架,讓我們看到認知模式的多樣性:那些被我們浪費的“拖延時間”,很可能是大腦為新想法蓄力的孵化窗口。
研究同時明確,只有主動的、伴隨探索性思考的決策延遲,才可能帶來認知優勢,而純粹因逃避產生的被動拖延,依然會對生活與工作造成負面影響。
目前該研究仍存在諸多待解答的問題:僅能證實拖延與探索性思維、創造力存在相關性,無法確定二者的因果關系;什么樣的場景下,拖延的探索特性能轉化為正向收益,又在什么情況下會演變為純粹內耗,這些都需要后續研究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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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我們而言,下次再陷入拖延的自我否定時,不妨先停下來分辨:你的大腦究竟是在逃避壓力,還是正在為新的可能性播種。
當然,在享受探索的同時,也別忘了給任務落地留出足夠的空間——畢竟,再精彩的發散思考,最終也需要確定性的結果來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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