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銘暄逝世，四要件學說危險了？

高銘暄走了。2026年2月26日中午，這位新中國刑法學的奠基人、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最堅定的守護者，永遠地閉上了眼睛。消息傳出，刑法學界一片哀悼，但在這片哀悼聲中，有一種聲音格外刺耳，卻也格外真實：高老這一走，四要件學說怕是要撐不住了。

這話聽起來有些殘酷，甚至有些功利，但學術江湖從來就是如此現實。一個學派的命運，往往與它的旗手緊密相連。高銘暄在世時，四要件學說即便面對階層理論的猛烈沖擊，能夠守住陣地，靠的不僅是理論本身的解釋力，更是高老那無可撼動的學術威望。他是新中國刑法學的"活化石"，是幾代刑法學人的啟蒙者，他的每一句話都自帶分量。可現在，這根定海神針沒了。

四要件學說的危機，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早在二十年前，當德日刑法理論隨著學術開放的浪潮涌入中國，階層理論便開始對這片蘇聯法學留下的領地發起了進攻。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這三個層層遞進的階層，像一把精密的手術刀，切割著四要件那平面耦合的結構。

階層論的擁躉們言之鑿鑿：你們的四要件沒有邏輯位階，客體、客觀方面、主體、主觀方面平鋪直敘，哪里該先判斷、哪里該后判斷，全憑感覺；你們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游離于體系之外，出罪機制殘缺不全；你們處理共同犯罪時更是捉襟見肘，13歲的少年與成年人一同作案，四要件只能得出少年無罪、成年人單獨成罪的荒謬結論，而階層論卻能輕松認定二人成立共同犯罪，只是少年因缺乏有責性而不受處罰。

這些批評，四要件陣營并非沒有回應。高銘暄生前多次撰文辯護，他強調四要件扎根中國土壤七十余年，早已與立法、司法、教育融為一體，強行移植三階層才是水土不服。他指出四要件的四個要件既是入罪門檻也是出罪通道，缺任何一個要件都能直接否定犯罪成立，所謂"無出罪功能"純屬誤解。他還反駁說，階層論那種"層層遞進"的精致，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只是理論家的想象——一個精神病人殺人，法官真的會先從構成要件該當性分析起，再談違法性，最后才看有責性嗎？當然不會，法官會直接認定主體不適格，這與四要件從主體要件切入，又有何本質區別？

這些反駁并非沒有道理，但問題在于，學術爭論從來不只是講道理那么簡單。它關乎話語權，關乎資源分配，關乎誰能定義"正確"。階層理論背后，是德日刑法學的深厚積淀，是貝林、梅茨格爾、羅克辛這些熠熠生輝的名字，是體系化、精密化、科學化的誘人承諾。相比之下，四要件的理論淵源——蘇聯刑法學——在蘇聯解體后早已風光不再，甚至成了某種"學術原罪"。年輕的學者們讀著德日的文獻長大，他們天然親近階層論的思維方式，四要件在他們眼中，不過是陳舊教材里的過時教條。

高銘暄的存在，延緩了這一代際更替的進程。他是權威，是象征，是四要件學說合法性的最終來源。只要他還在，四要件就不是"無人守護的古董"，而是有活人代言、有持續辯護的"活理論"。但現在，這座大山倒了。

可以預見的是，接下來的幾年里，階層理論陣營會加速進攻。他們會更加理直氣壯地宣稱四要件"邏輯混亂""出罪無能""不適應現代法治"，會推動更多高校在刑法總論教學中棄用四要件改用階層論，會在司法考試的輔導書中進一步壓縮四要件的生存空間。而那些原本持中間立場的學者，也可能會悄然轉向——畢竟，誰愿意為一艘正在下沉的船陪葬呢？

但四要件真的會就此消亡嗎？我倒覺得未必。一種理論的命運，終究取決于它能否解決實際問題，而非僅僅取決于它的旗手是誰。四要件在中國司法實踐中根深蒂固，法官們用了幾十年，早已形成思維定式，這種路徑依賴不是幾篇學術論文就能打破的。更重要的是，四要件與階層論的許多所謂"本質差異"，在真正處理案件時往往殊途同歸——絕大多數常規案件，兩種理論得出的結論并無不同。階層論在共同犯罪等疑難案件上確有優勢，但四要件也并非完全無法應對，通過理論改良和解釋技巧，許多問題都可以得到緩解。

真正決定兩種理論消長的，或許不是高銘暄的離世，而是中國刑法學界能否形成一種健康的學術生態。如果學界能夠承認，四要件與階層論的爭論本質上是"解釋選擇"之爭而非"正邪之分"，如果教學能夠包容兩種理論并存而非非此即彼，如果司法實踐能夠根據案件類型靈活選用不同分析框架，那么四要件即便失去高銘暄這樣的守護神，也依然能在學術版圖中保有一席之地。反之，如果階層論陣營借高老離世之機，將這場學術爭論變成一場"徹底清算"，非要將四要件批倒批臭、趕盡殺絕，那不僅是對高銘暄的不敬，更是中國刑法學的損失。

學術發展從來不是線性的取代，而是多元的競爭與融合。階層理論的引入，確實為中國刑法學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我們反思四要件的不足，這是好事。但反思不等于否定，借鑒不等于移植。四要件七十余年的歷史積淀、與中國法律體系的深度咬合、在司法實踐中的廣泛適用，都是它不可替代的價值所在。高銘暄的離去，是四要件學說的至暗時刻，但也可能是它浴火重生的契機——如果后繼者能夠繼承高老的學術精神，在堅持中改良、在辯護中反思，四要件未必不能在與階層論的對話中煥發新生。

說到底，理論的生死從不系于一人。貝林死了，階層論照樣發展；高銘暄走了，四要件也未必會亡。真正危險的，不是高老的逝世本身，而是那種"人走茶涼、墻倒眾人推"的學術功利主義。如果四要件因為失去了守護神就被棄如敝履，那只能說明這個學術共同體還不夠成熟，還沉浸在"唯權威是從"的慣性中。相反，如果四要件能夠在沒有高銘暄的日子里依然站穩腳跟，經受住階層論的持續沖擊，那恰恰證明它有著超越個人的生命力。

高銘暄生前最擔心的，或許不是四要件學說會不會被階層論取代，而是中國刑法學會不會陷入非此即彼的狹隘。他曾說，四要件與階層論的爭論是"解釋選擇"之爭，不是價值層面的你死我活。這種開放包容的學術胸懷，比四要件本身更值得繼承。高老走了，但他的學術遺產——包括對四要件的堅守、對階層論的正視、對學術對話的倡導——不應隨之消逝。

四要件學說的命運，終究要由時間來裁決。但無論如何，在這個高銘暄離世的初春，中國刑法學界應該記住：一個偉大學者的價值，從來不在于他捍衛了哪一種理論，而在于他讓這場學術爭論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富有建設性。高銘暄做到了這一點，這是他的不朽之處。至于四要件是死是活，且讓后人去評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