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有兩個手握重兵的軍閥始終沒有出兵抗日，他們是誰？

　　提起當年四川兵出峽抗日，那賬本上的數字看一眼都讓人心驚肉跳。

　　整整八年，四川拉起了二百五十七萬人的隊伍，這可是占了當時全國兵源的兩成。

　　等到仗打完了再清點，有六十四萬個巴蜀子弟，永遠留在了外省的泥土里。

　　大伙都聽過劉湘那句誓詞，說是日本鬼子不趕跑就不回四川。

　　這老哥們說到做到，硬是把最后一口氣咽在了打仗的路上。

　　可偏偏就在劉湘把家當往死里砸的時候，有那么兩位坐擁幾十萬平方公里地皮的“土皇帝”，手底下槍炮挺好，卻在抗戰這幾年里，愣是演了一出“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乍瞅著，這倆人都挺獨。

　　可要是把肚腸剖開了看，路數還真不一樣。

　　一個像是拿著算盤過日子的賬房先生，另一個則是敢把身家性命壓上去的賭鬼。

　　論輩分，他是劉湘的親叔，但這叔侄倆不對付。

　　就在抗戰前那會兒（1932年），為了爭誰才是四川的老大，兩人不管不顧地干了一仗，也就是后來鬧得沸沸揚揚的“二劉大戰”。

　　那一仗打得昏天黑地，兩邊填進去三十多萬人，死傷不下六萬。

　　結果姜還是老的辣——哦不對，這次是老的輸了。

　　抗日得動真格的，得派主力。

　　可他那會兒待的西康（1939年才正式建省）窮得叮當響，全是山溝溝，那一兩萬人馬是他最后的棺材本。

　　要是撒出去打光了，在軍閥扎堆的西南角，他連張嘴喘氣的份兒都沒了。

　　可要是不動，南京那邊的軍令狀壓下來，怎么交代？

　　這老狐貍琢磨出個“破財免災”的招。

　　上面催著按人頭出兵，他兩手一攤說沒兵，轉頭掏了五十萬大洋去頂賬。

　　后來武漢那邊戰事吃緊，讓他湊個補充團去幫忙，他嘴上應得爽快，腿腳卻像灌了鉛，磨磨蹭蹭直到武漢那仗都打完了，他的隊伍也沒邁出西康半步。

　　不過這人精明就精明在凡事留一線。

　　前線我不去送死，后方我也沒閑著。

　　1939年，他讓手下進山剿匪，美其名曰安定大后方；雖說沒派成建制的正規軍，但這幾年里里外外也湊了五萬多壯丁送上前線。

　　但為了養活軍隊，他也睜只眼閉只眼讓底下人種大煙，搞得漫山遍野都是罌粟花，直到1946年被罵得受不了了才開始鏟。

　　最顯得他腦子活泛的是，他早早就給以后鋪路了。

　　早在1938年，他就托人跟延安那邊搭上了線；到了1942年，更是悄悄跟周恩來碰了個頭，拍胸脯保證不給共產黨在西康找麻煩。

　　他這賬算得門兒清：眼下的槍桿子是安身立命的本錢，將來的站隊是保命的護身符。

　　再看盛世才。

　　這人履歷花哨得很：在日本學過打仗，又去蘇聯那邊混過資歷；跟過張作霖那個老帥，也投奔過蔣介石，最后趁著新疆亂成一鍋粥，靠著手里的家伙事兒和蘇聯人的幫忙，硬是坐穩了“新疆王”的交椅。

　　抗戰前夕，他靠著蘇聯給的洋槍洋炮，還有紅軍扮成的“志愿兵”，把馬仲英和張培元收拾得服服帖帖。

　　那會兒他手底下兵雖然不多，也就兩萬八千來號人，但這幫人開著蘇式裝甲車，拉著大炮，在西北那幫土軍閥里，裝備絕對是“頂配”。

　　仗打起來了，國民政府讓他出兵。

　　擺在他面前就兩條路：要么出兵，落個民族英雄的好名聲；要么縮著，保住他在新疆當土皇帝的本錢。

　　這貨選了后面那條，而且吃相極其難看。

　　上面讓他湊個騎兵師去支援華北。

　　你猜他怎么弄的？

　　他跑到牧民那兒搶了八百多匹老弱病殘的馬。

　　這批馬運到蘭州，連當地駐軍都看不下去，嫌棄得直接拒收。

　　后來蘭州那邊告急，他磨磨唧唧派了個團去安西。

　　結果屁股還沒坐熱，就拿“邊境防守”當幌子溜回來了。

　　反倒是新疆的老百姓實在，捐錢捐物，最后硬是湊錢買了十架戰斗機送去前線，起名叫“新疆號”。

　　但這跟盛世才的正規軍半毛錢關系沒有，他是一兵一卒都舍不得往外掏。

　　盛世才最大的毛病在于，他覺得自己能永遠在刀尖上跳舞。

　　1941年蘇德一開打，德國人逼近莫斯科。

　　盛世才一看，覺得蘇聯要完犢子，立馬翻臉不認人。

　　他查抄蘇聯在新疆的辦事處，抓了三百多個蘇聯人和中共黨員。

　　最讓人恨得牙癢癢的是，他在1943年害死了毛澤民和陳潭秋。

　　要知道，毛澤民那是去幫新疆理財算賬、干實事的。

　　1942年，他又跑去重慶抱蔣介石的大腿，說之前的親蘇親共都是“被逼無奈”。

　　這種兩面三刀的小人，誰敢信？

　　蔣介石面上封他個省主席，心里早就看透了他。

　　1944年，趁著新疆那邊鬧起義，蔣介石順水推舟，把他調離老巢，給了個農林部長的閑差。

　　這招“調虎離山”玩得溜。

　　盛世才一離開那片地界，立馬成了被拔了牙的老虎，連出門都得讓人盯著才敢走。

　　兩個不抗日的軍閥，下場那是天差地別。

　　建國后，他還當過林業部的一把手，1976年在北京老死，活了八十一歲，算是得了善終。

　　盛世才則是一條道走到黑。

　　1949年他跟著蔣介石逃到了臺灣。

　　因為在新疆手上沾血太多，到了臺灣還有仇家想找他算賬，他只能像過街老鼠一樣躲在臺北的小巷子里，靠憲兵守著才敢露頭。

　　1970年，這個當年的“新疆王”在驚恐和孤立中病死，活了七十八歲。

　　在他們眼珠子里，地盤和私利永遠比國家存亡大。

　　只是歷史這桿秤最公平。

　　后人提起抗戰，會念叨川軍那六十四萬條好漢的命，會記得無數雜牌軍在戰壕里筑起的血肉長城。

　　在民族最危急的關頭，他們死死守著自己的錢袋子，一步都沒挪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