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危險的逞強”

2月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發表了長達50分鐘的就職演說。這是1989年以來第三長的首相就職演說。上萬字的演講稿中，“強”字以“強大”“強力”等多種形態反復出現近50次。

不久前，高市早苗率領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拿下創紀錄的316席，這也是日本戰后憲政史上第一次有政黨超過總議席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紅線。某種程度上，這樣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已經超出了制度設計者當初的預期。

“制衡”，是日本戰后政治制度設計的核心詞，主要分為兩個層面：執政黨與在野黨相互制衡、眾議院與參議院相互制衡。這一設計的初衷是防止軍國主義集團一家獨大最終導致日本走向侵略擴張道路的悲劇重演。

這次眾議院選舉結果出爐后，在野黨再也無力對抗執政黨的意志，參議院的否決也將在復議過程中遭遇眾議院的絕對多數碾壓。而領導自民黨走向勝利的高市早苗，黨內地位似乎也“無人能出其右”。

2月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發表就職演說。圖/視覺中國

“突襲”

此次自民黨贏得眾議院的決定性因素并非自民黨以往的執政獲得了國民全面肯定，而是選舉策略的“代差”優勢。實際上2024年的上一屆眾議院選舉時，日本國民對自民黨政治的突出印象還是“金錢政治與利益勾結”。不到兩年時間里，自民黨很難“痛改前非”，不少與黑金政治有染的議員還堂而皇之地繼續著政治生涯。自民黨長期的執政伙伴公明黨2025年10月退出執政聯盟，加劇了日本政壇動蕩，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甚至萌生出執政就在眼前的錯覺，但黃粱一夢很快就因為高市早苗的“突襲”而破滅。

在野黨顯然沒預料到自民黨會在第50屆眾議院運行僅454天后再次發動選舉，這場最短選舉間隔后的“突襲”使得反自民黨勢力被迫倉促應戰。在維持原黨派基礎上臨時成立的“中道改革聯合”表明，反自民黨勢力既沒有周全的預案，也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更為糟糕的是，在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陷入混亂的同時，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已經把選戰打到了網絡虛擬世界。

2025年參議院選舉的熱門詞是極右新興政黨“參政黨”，到了2026年“高市首相”已經橫掃了網絡世界。就在選舉前一天，帶有“高市首相”字樣的網絡投稿數是其他黨派首腦的8倍，達到200萬。網絡聲量的巨大優勢意味著高市早苗在選舉策略上，把那些將主要精力放在線下跑行程的競爭對手遠遠拋在身后。其結果就是諸如“降低消費稅”等原本由在野黨提出的政策主張完全被高市早苗的宣傳所覆蓋，以至于最后留在選民記憶中的只剩“高市領導的自民黨在檢討降低消費稅”。

逞強

高市早苗的選舉策略無疑極為成功。不過，讓選民充分釋放感情的“粉絲模式”雖然在選戰中奏效，但喧囂過后，選民最終會回歸謹慎評估自身利益得失的“經營者模式”。

選舉本身并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選舉結果所賦予高市早苗的巨大權力意味著她必須讓選民感受到相應回報，并且“在野黨搗亂”這一經典借口也將不復存在。“高市1.0”的全體領導班子都在“高市2.0”內閣中獲得留任，進一步表明解散眾議院僅僅是出于選舉策略考量，高市早苗的政治內核一如既往。

在未來的執政中逐一兌現選舉口號，成為高市早苗的當務之急，而這些林林總總的承諾歸根結底可歸結為“讓日本變強”。不僅“打造強大而富裕的日本”成為高市政治的招牌，在具體領域還有“強力的經濟政策與強力的外交、軍事政策齊頭并進”“以不提高稅率為前提，通過稅收的自然增長構筑強韌的日本經濟”“使日本在綜合國力上徹底變強”等，不一而足。與去年10月“高市1.0”的就職演說相比，“日本”和“國家”出現的頻次也大幅提升。就以上內容而言，高市早苗給日本的國家定位恰如其當下的政治地位，即一種“不受制約的強大”。

然而，高市早苗所面臨的現狀與“讓日本成為不受制約的強大國家”的許諾間存在巨大落差。一旦人們以“強”為標準審視高市政治，其中的問題就會自然浮現。3月19日，高市早苗將踏上訪美之旅，給特朗普獻上“伴手禮”是必不可少的。2月18日，高市內閣的經濟產業大臣赤澤亮正宣布了總額高達360億美元的一攬子對美投資計劃，包括投資333億美元在俄亥俄州興建美國最大的天然氣發電廠，以及耗資21億美元的得克薩斯州深水石油出口碼頭擴建計劃，另外6億美元則將用于建設人工鉆石合成工廠。更為重要的是，上述項目的選擇都是基于美國的判斷，日本只負責打開錢袋子替特朗普買單。

同樣為了應對特朗普的“關稅大棒”，與日本形成對比的是歐盟始終要求掌握對美投資的主導權，而韓國的投資則是“口惠而實不至”。當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者對高市政治加以檢視的時候，很容易發現高市早苗的對美政策更適合用“貧弱”來概括。要知道作為島國的日本一直對全球氣候變暖十分警惕，很早就提出了《全球變暖對策推進大綱》。在美國投資建設巨型火電廠，并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與長期政策。用日本的錢支持日本反對的事，何談“不受制約的強大”？

反噬

在某些具體政策上，高市政治也展現出一定程度的柔軟。比如高市早苗之前多次強調“在日外國人的違法行為與破壞規矩引發國民的不安和不公平感”，但在最新的演說中她增加了“進一步充實對外國人的日語教育，增進他們對日本制度和規則的理解”。比起當初對外國人的一味指責，最新的表態些許流露出對現行在日外國人管理制度的自省，稍稍彌合了日本原住民與外國人之間的分歧。

可即便高市早苗只是做出一些政策上的微調，仍遭到日本極右勢力的質疑。圍繞日韓之間的固有矛盾，極右勢力就對高市早苗不派遣內閣要員出席相關活動以示支持大為不滿，認為她在逃避兌現去年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在網絡媒體上做出的承諾。只要高市早苗不能充分兌現過去喊口號時的政治承諾，這樣的民意反噬就會越來越多。

拿下眾議院超過三分之二議席，意味著自民黨突破了常年被束縛其中的修改和平憲法門檻，而高市早苗亦表示有意推動修憲。不過，在普通民眾眼里，對于憲法的修改終究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紙面功夫，民意的焦點最終很可能還是會落在經濟上。高市早苗“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本質上是安倍經濟學的延續，而安倍經濟學的直接后果是日本經濟股市走高、日元走低。如果只是以股指為指標，那么股市走高還可與“強”掛鉤，但對于那些因資產有限而難以從股市中獲益的國民來說，他們所承受的結果則只剩日元走低帶來的購買力下降。如何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高市政治之“強”，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一旦民眾感到過去投入的巨大感情沒能換來具體的現實回報，那民眾的下一輪感情宣泄的矛頭恐怕就會再次對準自民黨。從這個角度講，以民意為燃料的高市政治，無異于一場對日本國運的政治豪賭。

（作者系四川大學世界史系教師，教育部高校國別和區域研究備案中心日韓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作者：李若愚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