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女焊工，“織”進沒有圍墻的美術館

潘春華。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清晨六點，蘇州的天色在冬雨中半明半晦。

67歲的潘春華輕輕起身，為一家人張羅早飯。七點半，她獨自吃完，換上黑色毛呢大衣，系好鵝黃色絲巾，提起行李下樓。寒雨撲面，她撐傘站在街邊等車，身影溫和而沉穩——這一天，她要從無錫飛往廣州，去花都區的“春陽臺”藝術空間，和另外兩位同行的阿姨一起，用毛線鉤織一桌“年夜飯”。

此前，這位退休的硫酸廠女焊工不曾想過，由她鉤織的仇英《修竹仕女圖》，會讓她在晚年與美術館、展覽和跨國藝術項目緊緊交織。

從江蘇武進田埂上的豬草，到蘇州車間里的焊花；從深夜燈下的毛衣針，到美術館展墻上的鉤織畫。潘春華順著生活的河流，一步一步，走到自己從未想象過的開闊處。

“好像走到懸崖邊上要掉下去了”

五十歲那年，潘春華正式退休。

退休那天，她交還了工作服，走出廠門時回頭看了一眼。巨大的煙囪，伸向天際，冒著白煙，但已經不是她剛來時看見的那個樣子了。三十年過去，隨著生產技術的革新，整個廠區煙塵減少，也少了刺鼻的味道。

終于“熬到退休了”，即便退休生活起初有些空落落的。

女兒從蘇州大學音樂學院畢業，在幼兒園當音樂老師，后來又開了鋼琴教學工作室，忙得腳不沾地。外孫出生后，潘春華說那真是“樂中有苦，苦中有樂”。半夜三更，她為了孩子睡不好，但含飴弄孫卻又給她帶來無限的快樂，“我外孫手指像我女兒，很長，天生就適合彈鋼琴，現在彈得一手好琴，早過了十級”。

直到外孫上小學，潘春華似乎才有了屬于自己的日子。

有一天，她路過老年大學，看見門口貼著招生簡章：書法、繪畫、手工編織、聲樂……她站那兒看了好久。小時候想學但沒條件，現在有時間了，是不是可以試試？

一門課一學期的學費在150塊錢左右，她報了好幾門課，但因為家務繁忙，她最終放下了別的，專注于手工編織。

第一堂課，老師教編一個簡單的杯墊。她看了一遍就會了，手指上下翻飛，不一會兒就編好一個。老師走過來看了看，說：“你以前學過？”她說：“我媽媽會繡花，看過好多，可能遺傳了點。”

母親是村里有名的巧手，會繡花，會織土布。“那時候織布要切線的，都讓我媽媽去幫忙的。”她記得，小時候，母親坐在織布機前，腳一踩，梭子“嗖”地穿過經線，那聲音很有節奏，像一首歌。

在手工編織班，她是學得最快的一個，“交作業總是第一個”。老師發現了她的天賦，等她上完一學期課，就邀請她當助教，后來干脆把一些課交給她教。

她喜歡教課。看著那些比自己還年長的老人戴著老花鏡，小心翼翼地捏著鉤針，一針一針地鉤出一個小花瓣，她就想起母親。

手藝這東西，有人教，有人學，就不會斷。

鉤織課現場（左二為潘春華）。

2024年夏天，老年大學的校長找到她，說蘇州當代美術館有個合作項目，想請手工編織班的老師帶著學員參與。“說是用鉤織‘翻譯’名畫。”校長解釋了半天，她也沒太明白，只問了一句：“要做什么？”

“就是選一幅畫，用毛線鉤出來，美術館提供毛線。”

她想了想，答應了。“既然他們找來了，而且感覺有意思，我們就不能回掉。”

在項目啟動會上，工作人員拿出了三十多幅名畫的復制品，有中國的，有外國的，有古代的，也有當代的，讓潘春華和參與的學員自由選擇。

她在那些畫前慢慢走，一幅一幅地看。有些畫色彩斑斕，有些構圖抽象，太當代了，她看得云里霧里。直到看見明代仇英的《修竹仕女圖》——在一片修竹叢里，一位仕女與一位丫鬟正立于其中，畫面清雅安靜。

她喜歡這幅畫，數了數，一個仕女，一個丫鬟，一片竹林，應該不難。于是簽了協議，領了畫冊和毛線。

真正動手時，她才意識到自己想得太簡單太天真了。“二十幾天一直在看，沒辦法下手。”她回憶說。

美術館沒有派指導老師，只說“自由發揮”。藝術家胡尹萍的助理來看過一次，說：“你們自己做主，想織成什么樣就什么樣。”

那段時間，她每天騎電動車四十五分鐘，從蘇州工業園區婁葑街道東港二村的家里，趕到唯亭北部市民中心的教室去和給學員上課，和大家聚在一起，討論手上的名畫鉤織。回家吃完午飯后，她再趕去下一個老年大學教學點。

2024年的夏天特別熱，她坐在那兒，面前擺著畫冊和一堆毛線，汗從額頭上滴下來， “真的下手的時候，才知道太難了，我覺得好像走到懸崖邊上要掉下去了”。

最難的是竹子。原畫里的竹葉層層疊疊，有濃有淡，有遠有近。用毛線怎么表現？她試了單股線，太單薄；試了多股線擰在一起，又太厚重。后來她想到一個辦法：用五六股細線，先各自鉤出竹葉的形狀，再組合在一起，調整角度和層次。

“一根一根細線，有五六股線縫在一起繞出來的，這個都是我們自己想象出來的。”她說。

仕女的面容是另一個難關。毛線畢竟不是畫筆，無法細膩地刻畫五官。她嘗試用淺肉色的線鉤出輪廓，再用深一點的線繡出眉毛、眼睛。第一次試，眼睛一大一小；拆了重來，第二次，嘴巴歪了。拆了又鉤，鉤了又拆，手指被鉤針磨出了繭子。

但她沒想過放棄，就像當年在高空燒電焊，怕也得往前走；就像在食堂揉面，手酸也得揉到位。整整四十天，她每天早出晚歸。老伴問她：“這么熱的天，圖啥？”她說：“答應了的事，得做完。”

完成那天，她長舒了一口氣。仕女終于“站”在了鉤織的竹林前，衣裙似乎能被風吹動。她把作品交上去時，工作人員很驚訝：“潘老師，您做得真好。”

她笑笑，沒說話，心里想的是：總算做完了。

潘春華與她的鉤織作品

“手穩！心定！”

潘春華的人生軌跡與藝術本無太多交集。

她出生于1960年，故鄉在江蘇常州武進縣（現武進區）小河鎮。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父親在一百公里外的蘇州硫酸廠工作，平時在鄉村操勞不止的母親生她時落下了病根，身體一直不好。“媽媽沒有奶水，（我）就吃米湯，營養不良的。”

因為家里實在養不起五個孩子，不到一歲，她就被送到了隔壁的叔叔家。叔叔嬸嬸沒有孩子，叔叔在上海工作，非常喜歡她。“我模糊記得那時候叔叔帶我到上海的城隍廟，我叔叔一直把我放在肩上，帶著我到處玩到處看。”

但后來，嬸嬸和母親之間不知怎么起了矛盾。

那是一天晚上——她記得那是個寒冷的冬天，很晚了，那時她大概也就三四歲——嬸嬸把她推到了門外。“棉襖穿得好的，被嬸嬸推出大門，門就哐地一聲關上了。”她就站在嬸嬸家門口哭，當時爸爸在蘇州硫酸廠上班，媽媽臥病在床，直到她的小姐姐在屋里聽見哭聲，把她帶回了家。

后來，她才知道嬸嬸家不是她的家。

這些事她說得很平靜，像在講別人的故事，只有提到小姐姐時，語氣才軟下來一些：“我小姐姐比我大6歲，那時候她大概讀三年級，我也就三四歲。她放學回來就一直帶著我，一邊看著我，一邊做作業，還幫我洗衣服，做飯給我吃。”

媽媽的身體不好，長大一點的潘春華，農活要干，家務也要做。

八歲前，她沒上過學。天蒙蒙亮就得起身，提著竹籃去田埂、河灘割豬草，喂豬。“從早上六點鐘起來就去割草，一天到晚就在外面割草。”她說。露水很重，打濕了褲腳，沁到皮膚上，冰涼涼的。竹籃滿了，背回家倒給圈里的豬和羊，再提著空籃子出去。

日頭就這樣一升一落，籃子里青草的汁液，一天下來把指尖也染成了淡綠。

有時候，小小的她坐在田埂上，遙望青草深處的黃昏夕陽，心里會感覺空落落的。

后來老師上門，說到年齡了，該讀書了。她搖頭：“我不上學，我在家里養豬養羊。”學費是一塊五，學校給減免了一部分，她這才去了學校。每天仍是先割完草，最后一個進教室，手上帶著草屑，袖口是濕的。即便如此，她的成績還是很出色。

初中畢業后，十五歲的潘春華又回家干農活，一干就是五年。過了二十歲，潘春華開始想要謀個出路時，父親從蘇州硫酸廠提前退休了。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她有了“子女頂替就業”的機會。

“規定沒結婚的才可以頂替（父親）進廠。”她是家里唯一沒結婚的孩子。1981年冬天，二十一歲的潘春華帶著一個包袱，由父親陪著，坐上了從常州開往蘇州的長途汽車。

蘇州硫酸廠始建于1958年，當時的工廠位于蘇州東郊，靠近婁門，前面是婁江。彼時，這家工廠是江蘇省內頗具規模，機械化、連續化程度較高的化工企業，直到2008年停產停工。

潘春華記得，剛到廠門口，從婁門往東看，灰白色的廠房連綿一片，煙囪冒著白煙。父親指著一些管道提醒她：“那是生產硫酸的，小心點，有腐蝕的。”

當時的化工車間粉塵大，工人三班倒，中班晚上十點鐘下班。父親心疼女兒，又擔心她一個人在外，不安全，便托人給她找了個師傅，學習電焊，“有了技術，就可以做白班的技術工人”。

在潘春華印象中，初學焊工，“光線刺眼”。第一次舉起面罩，扣下焊槍，“滋啦——”一聲，白光炸開，仿佛把視網膜都灼穿了。隨即是飛濺的、橙紅色的火星，像盛夏逆飛的蝗蟲，往工作服上撲。她嚇得往后縮，師傅在旁喊：“手穩！心定！”

她咬住嘴唇。一個月后，手上燙出好幾個亮晶晶的水泡，但她終于能焊出筆直勻稱的焊縫了。

掌握了焊接技術，她被分到硫酸廠的維修車間，做白班電焊工。車間里女焊工連她有三個。活來了就得頂上，不論高處、險處。“爬得很高很高，有個繩子系在身上。肩上還扛著電焊的線，那個線很重的。”潘春華說。

最受傷的是眼睛。強烈的電弧光，即便隔著深色面罩，看久了也眼前發花，有時候，她會戴三層面罩，但還是沒用。晚上下班，推著自行車出廠門，蘇州的夜色在眼前晃動、重疊，像浸了水的油畫。“上樓梯如果沒有燈光的話，眼前就是一片黑，是一點也看不見的。”后來廠里發了防護鏡，但眼底的傷已落下。如今她看東西久了，還是會重影。

一天工作下來，藍色的帆布工作服上撲滿灰白色的金屬粉塵，一拍，騰起一陣煙。“回家洗澡，水都是灰的。”她說，“家里的被子里面都是黑的……是灰，粉塵。”那不是火燎的煙灰，是極細的、無孔不入的工業的塵，帶著硫酸車間特有的、微澀的氣味。

這樣的日子，她過了十五年。其間，她結婚、生女，生活像蘇州城外的胥江水，平緩地流。

女兒出生后，三十五塊的工資不夠，她開始接外貿編織的活。織一件毛衣五塊錢，她晚上等孩子睡了，在燈下織，有時織到晨光熹微。手指飛快地交叉、勾挑，毛線針磨得發亮。一個月織四件，能多二十塊收入，抵得上大半個月工資。

“白天燒電焊，晚上打毛衣，不覺得累？”我這樣問她。

“那時候……好像還好，不覺得累。”她想了想，輕聲說。停了一會，她又補一句：“現在想想，太拼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硫酸廠經濟效益下滑，她被調到車間，開始三班倒。后來因為身體原因，她又被調到了食堂。

從電焊工到食堂廚師，工資少了，但不用接觸化學品，也不用三班倒。她很快適應了新崗位，揉面、下面、蒸饅頭、炒大鍋菜……樣樣拿手。

當時廠區里有專門種花的園丁，月季、薔薇、山茶花都有種，開得粉粉嫩嫩，熱熱鬧鬧的。每次工作忙完，她匆匆路過，撇上一眼，心頭便像被什么輕輕慰藉了一下。潘春華后來說那觸動了自己內心深處的一個想法——想學畫畫，畫下那些她喜歡的花兒。

圍墻消失了嗎？

潘春華第一次聽說自己的作品要正式展出，是在交作品一個多月后。美術館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她，說：“潘老師，您的作品要在蘇州當代美術館‘雜格嚨咚’展覽展出了，開幕式您一定要來。”

這幅作品后來將被命名為《修竹仕女圖（鉤織版）》，成為蘇州當代美術館“空間生產力”子項目“雜格嚨咚”展覽的一件代表作品。“雜格嚨咚”是美術館出資邀請藝術家胡尹萍策劃的以編織為主的社區藝術項目。

她當然答應了。開幕式那天，她特地穿了一件旗袍，因為“它更傳統，和仇英的畫作更搭”。

潘春華與她的鉤織作品

因為蘇州當代美術館彼時還在建設中，“雜格嚨咚”展覽在蘇州工業園區北部市民中心一樓圖書館的展廳舉行。

白色的展墻上，十七幅鉤織作品一字排開。有模仿蒙德里安的幾何抽象的，有復刻安迪·沃霍爾的波普肖像的，也有像潘春華這樣“翻譯”古典名畫的。她的《修竹仕女圖》掛在靠中間的位置，柔和的燈光打在上面，毛線的質感清晰可見。

展覽現場作品

美術館給每位參與創作的阿姨都準備了胸花。工作人員為她別上時，她低頭看了看——那是一根用毛線鉤織的大蔥胸針，白綠相間，樸素卻用心。“那一刻覺得蠻感動的，”她說，“覺得自己被看到了。”

來看展覽的人不少，有些是藝術圈人士，有些是普通市民。她在自己的作品前站了一會兒，聽見有人在議論：

“這是用毛線鉤的？太厲害了。”

“仇英的畫都能用毛線鉤出來，這得花多少功夫。”

她悄悄走開了，心里有些說不清的情緒。高興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恍惚。就像做夢一樣，自己鉤的東西，怎么會掛在展廳里？

有熟人打趣她：“潘老師，您現在是藝術家了？”

她連連擺手：“沒有沒有，我就是個普通人，教手工的老師。”

這是她的真心話。從始至終，她都沒把自己和“藝術”聯系在一起。她只是做了一件自己擅長的事，完成了一個承諾。至于這件事后來被賦予了什么意義，那是別人的事。

這一項目的背景是，在2026年6月正式開放前，“沒有圍墻”的蘇州當代美術館就聯合十多位藝術家、建筑師、設計師，將創作場域延伸至商場、社區、市民中心、老年大學、湖邊驛站等城市空間，通過10個主題項目與2萬多名市民展開互動。

“我認為美術館從一開始就不該有墻。墻意味著區隔，意味著一些人在里面，更多人在外面；而且我們當時連美術館的館舍也沒有。”蘇州當代美術館館長王曉松回憶這一項目時說。

胡尹萍邀請像潘春華這樣的普通人，用最日常的手藝（編織），去“翻譯”藝術史上的經典。而項目之所以命名為“雜格嚨咚”，也是因為發音與蘇州話中的“織織弄弄”（發音：jie jie long long）諧音。

這些項目期望打破美術館的“圍墻”，形成一種連接的行動，將一位退休電焊工與明代畫家仇英，將社區的手工課與當代藝術的語境，悄然系在一起。

蘇州當代美術館。圖片版權歸蘇州當代美術館所有

“藝術家老師”的普通生活

展覽在當地社區引起了關注，每天來觀展的人不少，美術館又組織了鉤針編織工作坊，邀請潘春華作為指導老師和參展藝術家，講述作品編織的心路歷程。

那些天，潘春華每天都處于一種充實與興奮的狀態中。

潘春華（前排左三）與其他參加展覽項目的人

她的作品今年又被選送到北戴河的沙丘美術館展出，那是一個在海濱的美術館，潘春華和另外幾個參展的阿姨組團去觀展，在那里拍了不少海濱的照片，一個人面對著浩瀚的大海，感覺天地廣闊。

回到蘇州后，開始有人稱她為“藝術家老師”。有一次去參加活動，主持人介紹她時說：“這位是藝術家潘春華老師，她的鉤織藝術作品正在全國巡展。”

潘春華坐在臺下，臉有些發燙。

其實對她來說，除了那些活動，生活到底還是回到了從前的節奏：清晨六點起床、燒飯，然后騎上車，趕往教學點。周一、周三、周五在老年大學，周二、周四去養老院——那里有她最年長的學生，九十七歲了，手抖得厲害，卻還是堅持要鉤一朵小花。周六上午社區有課，下午是她組織的滬劇沙龍，給愛唱戲的老伙計們一個咿咿呀呀的角落。

身體畢竟不如年輕時了。當電焊工時落下的眼疾，久站導致的腰腿酸，還有前兩年查出的慢性腎炎，讓她每天得記著吃藥。但她忙得充實。“累是累，但心里開心。”她說。

“雜格嚨咚”展覽之后，潘春華還在繼續參與胡尹萍策劃的新項目。比如去廣州的“春陽臺”藝術空間用毛線鉤織年夜飯菜肴，現在潘春華正在用毛線鉤織5000個土豆，她覺得數量太多了，找了二十幾個阿姨一起做。這些讓她覺得很有意思。

前不久，她被告知，她鉤織的作品春節后要去澳大利亞展出，她受藝術家胡尹萍的邀請去觀展。在女兒的幫助下，潘春華前些天剛交完去澳大利亞的簽證文件。“但是澳大利亞那邊審查很嚴，簽證不見得會通過。”

其實她的生活與以往變化并不大，但顯然，有些東西已經不同了。

她現在看電視里的書畫節目，會多停留一會兒；路過美術館博物館，看到介紹展覽的海報，也會瞥上一眼。甚至外孫美術課上的涂鴉，她都會仔細瞧瞧：“他畫得蠻有趣，我想過用毛線把這幅鉤出來……就是沒空。”

時間，是她最缺的。

她偶爾會想，等時間稍微松快些，要再鉤一幅《修竹仕女圖》。“這次不趕時間，慢慢做，做得更細一點。”她說，“做好了掛在自己家里，天天能看見。”

這是一個很小、很具體的心愿。就像她這一生，沒有宏大的目標，只是把眼前一件件具體的事做好，做完。

最近一次采訪接近尾聲時，潘春華從隨身的布包里，取出幾件毛線編織的花扇，有月季、蘭花、葵花，靜靜躺在桌上，顏色并不鮮艷，卻很精神。

“這些你選一件留作紀念，一定要收下的。”她對我說。

我便選了葵花，黃燦燦的——不是鮮亮的明黃，而是那種陳年毛線特有的、帶著絨絨質感的暖黃，像秋日下午曬透了的陽光。花瓣一瓣壓著一瓣，用長短針密密地鉤出來，層疊著，微微卷曲著，仿佛還帶著植物生長的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