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師一分為三，為何分出兩大野戰軍，三位元帥，三位大將？

1937年秋，華北的山風已經有了寒意。五臺山腳下的一處村莊里，幾個軍政主官圍著一張簡陋的木桌攤開地圖，油燈忽明忽暗。有人低聲說了一句：“這一分，怕是以后再難湊到一塊兒了。”這句帶著幾分感慨的話，很難有人想到，日后竟牽出兩大野戰軍的崛起，也關聯起三位元帥、三位大將在戰火中走向巔峰的曲折道路。

有意思的是，一切要從抗戰初期的那次大改編說起。紅軍長征落腳陜北后，面對全國抗戰的新局面，中央決定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紅一方面軍改為115師，紅二方面軍改為120師，紅四方面軍改為129師。表面上只是一紙番號的變化，骨子里卻是力量重新布局的起點。

115師的構成頗有講究。它的主干是從中央紅軍一路征戰、剛剛走出草地的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連同在陜北苦戰多年的紅15軍團一起，會師后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紅一軍團主要來自中央蘇區，紅15軍團則以陜北、鄂豫皖地區的武裝為基礎，兩支部隊的作戰作風、干部結構、群眾基礎都不一樣，短時間內磨合到一起，難度可想而知。

聶榮臻在晚年回憶中提到過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細節。東征山西的時候，一軍團在相對富裕地區作戰，繳獲頗豐，擴兵順利；紅15軍團活動在山區，籌款和兵員來源都吃緊。毛澤東電示，要一軍團把擴來的新兵分給十五軍團一部分。軍團長心里有抵觸，嘴上雖不說，實際上還是打起了“小算盤”。這種帶著本位色彩的心理，在任何一支久經戰陣的部隊里都不難理解，但對后來115師的內部安排，其實埋下了一個伏筆。

改編為115師后，紅一軍團成了343旅，旅長陳光；紅15軍團成了344旅，旅長徐海東。一個是從江西血戰到長征的老牌勁旅，一個是西北苦戰積累起來的鐵軍，各有驕傲，也各有短板。抗戰全面爆發后，115師奉命東進太行、太岳交界地區，首戰就是后來名震中外的平型關。

平型關一役，343旅是絕對主力。陳光指揮下，685團、686團在要點展開伏擊，把一支日軍輜重隊打得七零八落。344旅則因為地形和天氣的限制，沒有全部投入。一個團被突發山洪阻隔在外，另一個團作為預備隊參與了最后的圍殲。戰報發出去，外界普遍把功勞記在343旅頭上。時間一長，在不少人心里，343旅成了“王牌中的王牌”，344旅則顯得有些“憋屈”。

平型關之后，115師并沒有留在原地“吃老本”，而是迅速轉入新的部署。就在這個節點上，115師迎來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一分為三”。

一、五臺山“分家”：三千人打出一片天

1937年冬天，為了策應華北戰局，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決定，115師主力南下汾河、晉南地區，同時留下部分骨干和部隊，在晉察冀一帶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這個看似順手的調整，后來被許多人稱為“五臺山分家”。

“分家”怎么分，誰留下，誰隨師主力南下，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根據聶榮臻的回憶，當時師政委聶榮臻留在晉察冀，堅持游擊戰爭；羅榮桓具體負責機關、后勤等部門的人員分配。聶榮臻對羅榮桓只提了一句：“你來分，你公平，我不爭一個人。”話不多，卻透出一種心里有數的坦然。

結果是，留在晉察冀的力量看上去并不“好看”。從人數上說，只不過3000多人：115師獨立團、一個騎兵營、教導隊的兩個隊，以及總部特務團的一個營部和兩個連，再加上一部分機關干部。機關同志打趣說：“要問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夠吃，一條炕就夠睡。”這句略帶自嘲的話，很生動地還原了當時的窘境。

試想一下，在敵強我弱、地形復雜、根據地尚未成型的晉察冀，把最寶貴的野戰主力放走，只留一支“偏師”打游擊，這在很多人看來多少有些“吃虧”。但正是這支看似薄弱的力量，在后來的戰爭歲月里成長為華北敵后最頑強的一支勁旅——晉察冀軍區部隊，并最終成為華北野戰軍的重要基礎。

晉察冀軍區的領軍人物，除了日后被授予元帥軍銜的聶榮臻，還有一位后來同樣名震軍中的大將——羅瑞卿。羅瑞卿原本就是紅一軍團的干部，改編后擔任晉察冀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從思想政治工作到組織建設，都給了聶榮臻極大的支撐。兩人配合默契，一文一武，把這支“偏師”帶上了正路。

從1938年到1945年，晉察冀根據地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擴展，部隊從數千人發展到數十萬人。不得不說，這種從零起步、邊打邊建的能力，在當時各大戰略區中都頗為亮眼。也正是這份底子，讓聶榮臻在1955年授銜時，毫無懸念地站到了元帥的行列。

有意思的是，晉察冀軍區在抗戰后期與解放戰爭初期，對東北的支援力度也非常突出。僅從聶榮臻的回憶中，就能清楚看到三次較大規模的支援行動：1945年8月，從冀熱遼抽調8個團1個營約1.3萬人和2000多名地方干部北上；1946年10月，主動建議將冀熱察、冀熱遼軍區劃歸東北軍區；1947年，組建詹才芳縱隊開赴東北，并建議將整個冀東地區劃入東北軍區。

除此之外，晉察冀軍區先后調出可組成25個團的干部和若干部隊，支援東北作戰。據統計，1945年后先后劃歸東北的晉察冀部隊包括3個縱隊、6個獨立旅以及大量地方武裝，總兵力達十幾萬人。這些具體數字背后，正是115師當年那次“五臺山分家”的遠期效應。

二、南下山東：343旅與羅榮桓的“重拳”

與留在晉察冀“打基礎”的那一支相比，115師主力南下后的路子明顯不同，更偏向于集中兵力打大仗、打硬仗。平型關大捷之后不久，115師在晉東北繼續活動，緊接著又迎來了第二次“分家”。

這一次的調整更為直接。344旅，也就是原紅15軍團主力，被劃歸第18集團軍總部直接指揮，后來多由129師在作戰上統一協調。115師師部能夠直接指揮的野戰力量，實際上只剩下343旅。表面看，115師“縮水”了不少，但這恰恰為343旅單獨擔綱創造了空間。

343旅當時下轄兩個團：685團和686團。685團團長楊得志，政委吳文玉；686團團長李天佑，政委楊勇。這幾位名字，在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序列中都十分顯眼。楊得志成為一野名將，李天佑在裝甲兵建設上功勛卓著，楊勇則在戰役指揮中屢建戰功。可以說，343旅是名副其實的“將星營地”。

不久之后，師長林彪負傷離隊，陳光順理成章地擔任115師代理師長，羅榮桓從政治部主任轉任115師政委。陳光指揮果決，羅榮桓擅長從全局出發思考問題，兩人帶著343旅主力東進山東，與當地的山東縱隊合編。這一組合，直接催生出了后來實力最為雄厚的山東抗日根據地。

山東地區的形勢很特殊。一方面，日偽勢力進入較早，統治手段嚴密；另一方面，地形相對平坦，利于大兵團運動。對343旅來說，既是機會，也是考驗。羅榮桓在山東期間的工作，遠不止帶兵打仗這么簡單，更重要的是在復雜局勢下協調各方力量、統一軍政領導。這種綜合能力，是他后來位列開國十元帥的關鍵原因之一。

從抗戰中后期到解放戰爭初期，山東部隊的成長速度驚人。到1945年前后，山東地區部隊人數已達數十萬，成為華東根據地的堅實依托。1945年以后，羅榮桓組織6萬余部隊北上，進入東北，同樣為后來的東北戰局提供了重要兵力來源。換個角度看，當年343旅南下山東，既是在華東扎根，也是為未來的東北戰場提前“儲備”。

值得一提的是，343旅及其后續部隊中，還走出了另一位元帥——譚政。譚政雖然主要以政工專家著稱，但與羅榮桓一樣，長期在一線大軍團中負責政治工作。盡管有些版本在統計“源自115師的元帥”時并不將譚政計入，但從履歷看，他和115師的淵源同樣深厚。

從林彪、羅榮桓到譚政，115師這條支系里，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元帥的身影。如果再把后來在不同戰場擔當重任的將領一一列出，就更能感到那種“將星云集”的密度。不得不說，343旅南下山東這步棋，邁得既冒險，又極富遠見。

三、344旅南北分路：從華中到東北的“第二條脈絡”

相比于343旅的集中發展，344旅的道路則要曲折得多，也更分散。按照當時的部署，344旅劃歸18集團軍總部指揮，戰役行動多由129師統一協調。這支原本來自紅15軍團的部隊，在抗戰中期經歷了數次關鍵轉折。

旅長徐海東在戰斗中積勞成疾，病情嚴重，只得離隊休養。徐海東在紅軍時期就是敢打硬仗的名將，在鄂豫皖、陜北的戰斗中屢立戰功，是少數在紅軍時期就已形成廣泛聲望的指揮員之一。1955年授銜時，他被授予大將軍銜，與115師淵源極深。

徐海東離隊后，344旅由楊得志代理旅長，黃克誠任政委。在當時的戰場環境下，344旅逐漸分為兩路力量，各自向不同方向開辟新的根據地。一部分在楊得志帶領下，奔赴冀魯豫一帶活動，探索在黃河以北建立穩定抗日根據地的可能；另一部分則由黃克誠率領，越過隴海路，向華中、華東之間的結合部挺進。

黃克誠南下后先與彭雪楓會合，商討下一步部署。兩人分手時，黃克誠把344旅的主力留給彭雪楓，自己只率領三個團繼續東進，目標直指皖東北地區，與張愛萍部會合。有人曾經評價這一步“大為吃虧”，因為將主力留在華中，自己則帶有限兵力去蘇北開辟新根據地，風險極大。但從后來結果看，這種“先舍后取”的決斷非常關鍵。

在蘇北，黃克誠以南下部隊為基礎，組建了新四軍第三師。在華中敵后復雜多變的局勢中，這支部隊的生存環境遠比華北艱難。敵偽軍、頑固派地方武裝、自然條件等因素交織，部隊在運動中發展、在挫折中壯大。黃克誠以剛直不阿、處事果斷著稱，對部隊作風要求很嚴，這一點在蘇北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1955年，他被授予大將軍銜，正是對這段經歷和后續戰功的綜合認可。

抗戰勝利后，形勢再次發生變化。黃克誠率領新四軍第三師主力3.5萬人從蘇北出發，開赴東北。幾乎在同一時期，從山東出發的羅榮桓也組織了6萬余人的部隊北上。兩路大軍匯集東北，加上晉察冀、華中等地先期進入東北的部隊，逐步形成了東北野戰軍的骨架。

這里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來自115師系統的力量，在東北會集時，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十年左右的分合與磨煉。一部分源自晉察冀軍區“偏師”的干部和部隊，一部分出自山東根深葉茂的主力，一部分則來自344旅南下蘇北后組建的新四軍第三師。看似分散，實際上都帶著115師的影子。

說到344旅，還不能忽略另一位與115師聯系緊密的大將——羅瑞卿。雖然羅瑞卿主要活動在晉察冀，但其最初出身于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改編后屬于115師系統干部。在抗戰與解放戰爭中，他在政法工作、軍隊建設方面發揮的作用極為重要。1955年授銜為大將，將他的履歷與115師的分合脈絡聯系起來，就能看出其中一條清晰的線。

這樣算下來，從115師“老底子”里走出的，已可明確點出的就有三位大將：徐海東、黃克誠、羅瑞卿。如果把這三人的戰場履歷與各自所在部隊的發展軌跡對應起來，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規律：他們幾乎都在“偏遠戰區”或艱苦戰場上擔任過主要負責同志，帶著部隊從小到大、從弱到強。

四、東北與華北：兩大野戰軍的成形與“合三為一”

抗戰結束后，115師相關部隊迎來了一次“大匯合”。從表面上看，是各路部隊調動進東北、華北等戰略要地；從更深層的視角看，則是115師當年“一分為三”之后，力量重新組合、再度放大的關鍵階段。

東北方向的力量，主要有幾部分來源。一是羅榮桓從山東北上的約6萬余人；二是黃克誠率領的新四軍第三師主力3.5萬人；三是由晉察冀軍區先后抽調的各縱隊、獨立旅及地方部隊，累計十幾萬人。這其中，屬于115師系統的干部和骨干并不少見。

這些部隊進入東北后，參加了遼沈戰役前后的一系列作戰，逐步形成了以林彪為主要指揮員的東北野戰軍。林彪在紅一軍團時期就是115師系統的核心人物之一，改編后任115師師長。雖然在抗戰中期因負傷離隊，但在東北戰場，他重新站到了前臺。東北野戰軍后來改編為第四野戰軍，在解放戰爭后期的戰略決戰中發揮了壓艙石般的作用，這一點不難理解。

另一條線則通向華北。晉察冀軍區的部隊在多年斗爭中已經積累了相當規模的兵力和干部。隨著形勢發展，這些力量與晉綏、冀魯豫等地部隊一同整編，逐步形成華北野戰軍。聶榮臻在華北戰場承擔重要指揮任務，羅瑞卿等人則在政治、組織方面發揮作用。

從組織沿革上看，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這兩大力量體系中，都能清晰找到115師“一分為三”之后各支部隊的影子。東北有來自山東、蘇北、晉察冀北上的部隊，華北有以晉察冀軍區為基礎的主力集團。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構，使得115師的影響遠遠超出一個師或一個番號的范疇。

值得注意的是，115師在抗戰初期分出的幾路力量，并非簡單地各自發展，而是在不斷的會合、再分散、再會合中重組。例如，當年343旅與344旅分別走上不同道路，但在東北戰場上，兩支部隊的后續力量卻再次“合流”。又如，晉察冀軍區的支援部隊進入東北后，與來自山東、新四軍的部隊整編，彼此之間干部來源多有交叉。

如果從干部成長的角度來看，115師堪稱一個“高配搖籃”。林彪、羅榮桓、譚政三位元帥不同側重，卻都在115師系統中有過重要經歷；徐海東、黃克誠、羅瑞卿三位大將，更是與115師的分合變動密不可分。將這些名字與東北野戰軍、華北野戰軍的建設放在一起，115師“一分為三”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便不再只是一句“風云激蕩”的概括。

回過頭看，115師在抗戰之初的那次分兵，表面上是為了適應當時戰場需要——一部分留在晉察冀打游擊，一部分南下山東建立根據地，另一部分則向華中、華東發展。實際上，這種分布在華北、華東、華中的布局，恰好為日后全國解放戰爭提供了多方向的戰役基礎。

1945年前后，當分散在各地的115師系統部隊因新的戰略部署而再次會聚時，它們已經不再是當年五臺山小村里那支人手緊張的“偏師”，也不再只是平型關戰場上的那幾個旅團番號，而是兩大野戰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大戰役中攻堅、穿插、追擊的主力之一。

從“一師”到“多軍”，從一個番號延展出兩大野戰軍、三位元帥、三位大將的成長軌跡，其間有必然，也有偶然。抗戰初期那幾次看似簡單的人事和部隊調整，在很多當事人眼里，可能只是順勢而為的決策；而在后人梳理歷史時，卻能清楚看到：115師的一分為三，既分出了地域布局，也分出了干部梯隊，最終又在東北和華北的戰場上完成一次更大范圍的“合三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