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清晨,黃浦江面霧氣未散,愛槍緊握的第88師一名排長抬頭望見日艦炮口閃光,霎時巨浪翻卷,他只來得及低聲叮囑戰友:“千萬穩住。”短短幾個小時內,淞滬已被炮火烤得通紅。誰也沒料到,這場血戰會把中日八年格局徹底推向另一條軌道。
消息很快傳到廬山。前夜還在權衡全局的蔣介石,遞給軍政部次長陳誠兩張電報,一張來自北平前線,另一張是上海僑團急報。兩地皆告急,兵力卻不足。蔣介石只說七個字:“華北還是上海?”這種提問,實則讓陳誠在戰略與資源之間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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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只沉吟片刻,指著地圖東南角:“非上海不可。”他心知肚明,上海并非易守之地——東瀕大海,水網密布,大兵團難以回旋,而敵艦遠炮可及,空軍又掌握制空權。可他依舊決然作答,因為背后牽動著更長遠的布局。
易攻難守卻要死撐,根本盤算有三。其一,日軍若沿平漢線南下,武漢危矣,大后方門戶洞開;其二,長江流域正調集大批設備遷川,必須爭時間;其三,上海是世界報紙版面的中心,一旦硝煙四起,列強的目光就會聚焦東亞,日本的侵略面目將無從掩飾。
蔣百里早先遞交的《國防論》曾提醒:把侵略者引向海岸平原,可減緩其華北推進速度。此時與陳誠不謀而合。蔣介石聽罷,只批示一句:“速辦。”于是,羅卓英18軍竟在粵漢線上被硬生生拐去江南,胡宗南、薛岳、李宗仁亦奉令傾巢東進,連安裝在南昌的重炮也拆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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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萬大軍擠入“凸字形”海濱,火車日夜轟鳴,南京鐵道部統計,八月中旬僅京滬線就輸送部隊三十萬人次。戰士們睡在站臺,餐風露宿,悍然等候那聲“進攻!”的口令。
17日凌晨,八百壯士強渡蘇州河,槍聲在石庫門弄堂炸開。都市戰,步兵靠近才看得見敵影,刀鋒短兵,白刃交錯,雙方1米寬胡同里反復爭奪。楊森川軍缺炮少彈,仍背寒酸“土造大刀”硬頂三八大蓋。戰壕里尸體壘土墻,生者與死者肩背相抵。
日方不甘受挫,9月派出第3師團自吳淞口登陸。“準備突擊!”中隊長竹下正已經來不及列隊,旋即被中國空軍18架南昌產九六式轟炸機壓頂投彈。火海騰空,日本戰記寫下“開戰以來最慘烈之登陸”。
然而,優勢海空權終究傾斜戰場。10月下旬,日軍在杭州灣兩棲突進,切斷中國軍正面陣地側后。守滬部隊撤出市區,只能踏著殘垣北走蘇州河北岸。兩月血戰結束時,陳誠手里70萬兵馬銳減三分之一,軍長王敬久、師長吳石棠等血灑前線,平均每個師僅余三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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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看,淞滬會戰是失利;從全局評斷,卻是一針強效的“延時劑”。日軍原擬沿平漢路南下三月取武漢,如今東轉西進,補給線拉長千里,戰略節奏被迫重排。此后武漢會戰拖到1938年10月,整整十四個月的窗口,為大后方工業內遷提供了喘息,也讓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布網成型。
有意思的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內部記錄,石原莞爾曾在9月提出“收兵止于山海關”的備忘錄,理由正是“淞滬消耗已過預期”。文件躺在檔案里,卻被戰爭狂熱的叫囂聲湮沒。
遺憾的是,淞滬會戰的代價過于沉重。中央軍最整齊的第1、第9、第36師幾乎打殘,桂軍精銳全線換防修整一年才回到戰場。陳誠后來在宜昌寫報告,語氣平靜卻難掩悲憫:“一役喪精銳二十萬,可保國運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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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沒有這場硬仗,日軍進兵速度或許按照關東軍推演的“北平—太原—鄭州—武漢”主線推進,中國沿海財源既損,內陸工業又尚未成形,后果不難想象。正因為上海這道“毒雞肋”被強行咬住,持久戰的空間才得以撐開。
1945年日本降下投降書時,昔日淞滬血戰親歷的老兵已為數不多,但每逢提及那年黃浦江畔的濃煙,仍會輕輕抹一把汗水,“那時候,真以為天塌了。”然而,他們用血肉建起的時間壁壘,卻最終護得山河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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